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两重挑战面前,降低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成为我国经济能否走出低谷,率先复苏的关键。但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国内舆论对于中国储蓄率问题的看法不一,众说纷纭。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和过于保守的金融体系,令国内消费不足,导致政府压低汇率刺激出口,产生大量外贸结余(即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盈利预期稳定的美元金融产品,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只有通过金融创新,寻找风险更高的投资品,由此诱发了金融危机。持有这种论调者,除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美国前总统布什外,甚至包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当然,“中国责任论”本末倒置,出笼以来不断遭到包括温家宝总理以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官员、学者的严词驳斥。但是,在我国高储蓄背后,隐藏着内需不振、政府投入不足,分配结构扭曲等国内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经济困境。这些,都并不因为保尔森之流的谬论而显得不值一谈。
尤其在当前,刺激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振兴经济的同义词,此时,又有不少人片面理解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关系,一时间,“消费爱国”论甚嚣尘上,“家电、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刺激消费措施层出不穷。但是,这些措施真的能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吗?高企的储蓄率中,居民储蓄以及可支配的收入真的有这么高吗?要刺激消费,政府应该做什么?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报特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结合该中心专兼职研究员的长期研究,就中国高储蓄率问题从事实、成因与对策的角度进行讨论。
储蓄率高但可支配收入少:两种测量口径所指向的同一个问题
当前,大家对于中国储蓄率过高已成共识,但人们对家庭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封进认为,这是由于媒体和部分专家所谈到的储蓄率至少存在两个口径。封进称“如果我们按储蓄占GDP的比重这一口径,当前国民总储蓄占GDP的比重差不多是50%,这个数字横向比是相当高的,但必须看到,家庭储蓄率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又在不断下降。其中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是12%,家庭储蓄占16%,企业储蓄占22%———这里面企业已经占了22%,显然是最高的。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但如果从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我国家庭储蓄率在1995年是17.3%,2000年是19.87%,明显可以看出是在上涨。这意味着家庭部门得到收入以后,用于储蓄的比例在上升。”
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不只是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在有限的个人收入里,存在抑制消费的因素。
解析储蓄率比重:政府、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缺乏替代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陆铭进一步指出,在比较各部门储蓄率占GDP比重,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储蓄的比重两种口径之后,还应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第二,中国储蓄率“提高”的原因。
陆铭认为,从趋势来讲,因为企业、政府的储蓄率是提高的,所以实际上这直接导致中国整体储蓄率提高。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政府、企业储蓄没有替代家庭储蓄的功能。企业的储蓄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所以企业储蓄高了,直接转化成了企业的投资,而没有将利润通过企业分红,转换成居民个人收入。在政府方面,政府储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减掉消费,政府的消费有一部分是医疗卫生、保障的开支,这部分的开支比重长期以来并不高,所以,政府储蓄上升的同时,居民储蓄不减反增,来应对政府在医疗保障、教育等方面支出的不足。
陆铭教授同时还指出,家庭储蓄率上升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老龄化。本来按照常理,当老龄化带来社会上有更少的年轻人在储蓄时,应该导致储蓄率下降的,但在中国谈老龄化,必须注意到独生子女政策的背景,而且我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当老龄化出现的时候,家庭有两个相应的行为,一是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来提高养老时的收入回报,二是自己增加储蓄,提高未来养老收入。特别是当孩子数量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父母就更需要加大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这就需要更多的储蓄。同时,人们就必须自己增加储蓄。在这两个机制下,就使得中国的家庭在应对老龄化时,反而可能加大储蓄。
家庭储蓄率上升的第二个原因是和收入差距上升有关。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所以社会平均储蓄率会上升。第三个原因是房子。中国有个很特殊的现象,房价上升很快,房子首付高的时候要30%,在整个国家恰恰是要消费大宗商品的时候,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处在这个消费阶段时,就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大宗消费被实现前需要储蓄钱去支付首付,社会平均储蓄率就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