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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香港的法制传统。香港政府每一个机构的设置，每一种权力的运作，都以此为原则和导向。
因此，如果你去问香港本地的传媒人：“为什么要报道唐英年豪宅事件？”他们会相当愕然：“这是香港的大事，香港公职人员、甚至是下一任特首的切身事件，必须得报。”作为香港社会的第四种权力，传媒独立，且允许讨论政治。在权力监督成为习惯的城市里，普通市民都会扭开收音机，听电台谈论曾荫权乘坐富豪的游轮，到底应该给对方支付多少钱。
事实上，在香港，政府的权力运作和决策必须向公众告知，并有一套规范的程序。假如政府要做某件事情，需要公示它的理由、过程，经得起立法会的提问。如果香港社会发生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就有立法会议员向若干政府官员提出紧急质询。政府官员会就做过的或还没做到的工作进行客观真实的描述、检讨。这里所说的“客观真实”是指所答必是所问，包括通过提供数据、事例，去说服向他们提问的议员。在此过程中，香港任一名公民和媒体都可以到场旁听。
一般而言，由于公权力已有一套程序发送信息、解答疑问，传媒对于政治“黑箱”里面的事情无需过分好奇；更重要的是，公权力本身是在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框架中运作，一般也无需媒体花大力气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黑打假”。因此，香港传媒的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担当信息告知的角色，没有哪个媒体能独家拿到骇人听闻的“猛料”。
2月16日，发生了媒体出动多台吊车俯拍特首候选人唐英年私人住宅的事件。光看图片可能会引起误解。在2月16号之前，媒体还是多次以常规方式追问。不过，唐英年似乎有所隐瞒。于是传媒才不客气地租用吊车，在“公众人物必须受到监督”的原则下，越过“私人住宅不得拍摄”的围墙，俯瞰墙内的动静。
“围拍”只是一种方式，媒体的运作是遵循合理合法的原则。香港卫视一名记者对我们说，媒体的提问有一个基本的package，就是事件中的各方都要采访到。媒体对公职人员的现场提问都是基于“常识”、“逻辑”。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常识”和“逻辑”的背后是民主、法治教育的结果。例如，媒体会盯着唐英年的图纸是在豪宅改造前还是改造后提交的，因为这是涉及是否违法的判定；例如，媒体会追问屋宇署是否失职，因为通过本次事件也是政府部门效率的展现。“把权力装进笼子里”，不代表媒体包揽一切，无边际地扩大事件。相反，媒体需要做的是根据法律去检讨事件每个细节，通过逻辑比对还原事件真相，引导事件通往应有的惩处。
越是高级别的官员，所受约束应该越多，而不是相反。作为可能的特区最高领导，诚信比政治经验更重要。特首候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隐瞒事实，负面影响立竿见影：唐英年的民望急剧下跌，支持的党派与其割席。这个事实与其理解为媒体力量强大，不如解释为香港社会的党派、公民，其实都认同政治必须廉洁、权力必受规范的准则。所以，香港媒体并非奇葩，是植根于香港法制传统与政治传统土壤的产物。
纵观事件细节，可见其中透露出层层设置的、缜密的权力制衡，每种权力都以法律的形式作了规限。当豪宅事件进入有关部门的调查过程，媒体也不能未经许可就窥视或揭露调查进展，因为可能妨碍司法公正。
即使一名特首候选人在选举前没被挖出污点，上台了以后仍有可能发生利益输送。例如当前现任特首曾荫权就处于收受富豪利益嫌疑的风口浪尖。不过，通过近日事件我们仍可相信，香港的法治环境对政治系统有“纠偏”和“修复”的能力。正如亚洲周刊编辑呙中校所说，香港的民主尚未健全，但法治确保了权力受到监督，不会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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