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再度引发对国企改革的热议。
世界银行在其网站公布了报告全文,其中结构性改革部分由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ArdoHansson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共同负责。我们对张文魁进行了专访,他就为什么要改国企、如何改革国企一一作答。
在张文魁看来,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不能回避。中小型国有企业可以整体出售,而大企业和特大型的企业应该实行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
而对于一些自然垄断、关系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承担普遍性服务的国有企业,暂不适宜产权改革,但应该着力于加强政府监管和改善公司治理。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
不过,张文魁也强调,国企产权改革的前提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要跟上,比如透明度和问责制。
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是“全民没有”
效率低的国有部门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而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
主持人:很多观点认为,这几年国企改革在市场退出和整合兼并方面停滞,在这方面您怎么看?
张文魁:首先对国有经济应该有一个清醒正确的判断,这是制订国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前提。现在有些机构或者学者的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效益搞得好,为什么要改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紧迫性不强。
但我通过大量研究分析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国际上最通用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采用ROE(净资产回报率)指标来衡量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据来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2003年的时候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指标还差不多,私企13%,国企12%,200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略微高于15%;民营企业已经是23%了,非常平稳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有点下跌,但这两条线差距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是采用TFP(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来衡量效率。几乎所有经得起推敲、具有引用价值的研究都显示,国有企业TFP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营企业是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的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1/4以上,而《国有资产统计年鉴》2008年之前的数据显示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40%以上,这里面有统计口径不一样的原因,但是现在统计口径调了之后也是25%以上。
而民营企业的亏损10%多一点,10%亏损率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我个人非常重视这些争辩,并努力寻找这方面的系统的、有力的证据,但是很遗憾,我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备引用价值的。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主持人:过去几年国有企业高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张文魁:国有企业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观,也是因为上个世纪末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制重组,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享受改革红利,而上一轮的改革的边际效果逐年递减,如果仅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红利将消耗殆尽。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纪末改革之后几年,国有企业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趋势。当然,国有企业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壮大,也与这一轮重化工业景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企业。但问题在于,重化工业的鼎盛时期也会过去,重化景气带来的红利也会消失。
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也成了许多人争辩国有企业优越性和竞争力的证据。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我对一些国有企业过去在自主创新方面的进步感到振奋,这方面的成绩一点也不能否认。但是通过系统的研究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是明显比民营企业低很多。这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入的创新资源取得了多少创新成果就可以比较出来。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说,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概是18,而民营企业是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和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而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
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门反而能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有部门存在大量的经济租,严重地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经济租和营业利润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基本没有,老百姓没有享有应有利益。国有部门大约雇佣了三四千万员工,员工当然得到了工资收益,但这些人只不过占我们全部人口的3%、全部从业人员的5%、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0%,所以并没有惠及多数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
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
作者: 耿雁冰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03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