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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九年，春秋时期的首个霸主齐桓公辞世，齐国因此爆发内乱致使霸业中衰，一时间中原诸侯群龙无首，成为一盘散沙。此刻，长期以来受到齐桓公遏制的南方强国楚国乘势积极扩充实力，意欲入主中原。与此同时，楚国北进的势头也引起了中原诸国的恐慌，因而，一贯标榜仁义的宋襄公不顾自身国力尚弱，企图凭借宋国公爵的地位和平定齐乱的余威，出面领导诸侯，抗衡楚国，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进而伺机恢复殷商故业。诚然襄公雄心勃勃，但其毕竟国力军力有限，故而只能单纯地效仿桓公“讲仁义，重信用”的做法，试图以德服人。周襄王十三年秋，宋国召集诸侯大会，宋、楚、陈、蔡、许、曹、郑诸国赴会，而齐、鲁两国托故未至。宋襄公不顾公子目夷的建议，轻车简从前往赴会，以争取与会诸侯的信任，但遭到楚军伏击当即被俘，后在鲁国的调停之下方才获释。宋襄公为一雪前耻，于周襄王十四年，不顾公子目夷和公孙固的劝谏，依然联合卫、许、滕三国讨伐业已臣服于楚的郑国，郑遂向楚求援。楚成王随即挥师北进宋境，迫使宋国退军，两军相遇于宋国边境的泓水。宋军早到，驻屯于北岸，楚军只得自南岸渡水强击。司马公孙固鉴于宋楚两军寡众悬殊，建议宋襄公乘楚军渡河之时半渡而击，遭到襄公的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阵，公孙固又劝宋襄公趁楚军军阵未立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先发制人，然而已被“仁义用兵”思想冲昏头脑的襄公此刻根本无法听进此话，一直等到楚军布好阵势，方才命令宋军击鼓进兵。结局当然是，宋军惨败，片甲无归，襄公本人亦伤其股。泓水之战的结果使得宋国从此一蹶不振，退出争霸行列，直至灭亡亦无所作为；楚国则成为世代强国，且势力逐步进入中原，直至晋国的崛起，方才使得楚国扩张的势头有所抑制。
从政治角度上讲，在春秋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中强者为王，绝对的军事实力是争霸的必须要素，各诸侯必须在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德行天下，仁育万民。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若想图霸，必以力为基，用力之处又必有仁义之名，或翦暴除凶，或扶弱济民，使人但称我之仁义，而不称我之为力，进而借仁义之名以合众力，方可得霸而愈强。正所谓，“仁是力之佐，力是仁之用，得此道者，名起而力强。”齐桓公正是走的这条道路而登上霸主之位的。宋襄公恰恰缺少的正是绝对实力，只是一味的空谈“仁义”，当时是周王累世盛德尚且不能服众，何况于区区一宋？
从军事角度来看，泓水之战规模虽不是很大，但在中国战争发展史上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其标志着商周以来以“重偏战而贱诡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向诈”的“礼义之兵”寿终正寝，而以“诡战”为主导的新型作战理念悄然崛起，逐渐成为指挥作战的主流思想。泓水之战的百余年后，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位举世闻名的军事家——孙武，其大力倡导 “兵者诡道，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作战思想，将作战目的与作战手段从根本上予以分离，并将此思想上升到哲学层次，著成了划时代的军事奇书《孙子兵法》，掀开了中国军事理论史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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