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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中的人们彼此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不能获得生计的社会成员总会存在，因此要搞福利。提供福利的方法是竞争性提供，最忌是垄断。
一、“赢者通吃”的趋势愈加明显。在赢者通吃的时代，天资、教育背景、行业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人际间收入分布
现代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什么，它又如何影响人们的收入分配，这些都成为人们近期议论的热点。
在一次张维迎教授组织的小型研讨会上，陈志武和张维迎两位教授谈话始终围绕华尔街占领示威背后的原因展开经济学对话，但是大家的思考显然不会严格受制于经济学的学术疆域，谈话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道德、正义和福利制度等。
陈志武教授主要讲了两个方面，一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递增规模报酬，通俗地说反映在企业竞争中就是“赢者通吃”；二是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急剧扩张改变了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现代经济增长到最近20年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那就是递增规模报酬特征更加凸显。陈志武举例说会议经济，以前一个学者三天赶一个会，现在坐飞机可能一天赶三个会，人力资本的实现借助于飞机，效率增长数倍。在新经济领域，腾讯公司的利润是一年86亿元人民币，如此骄人的成绩后面到底是什么赚钱秘密？其中一个小例子，腾讯公司开发的QQ空间中的游戏，有一种虚拟物品出售，比如阿凡达的衣服，买一件虚拟物品的价值是1元，几天之内有数亿的销售额。虚拟物品的制作成本是多少？几十个人编程，几天就可以编写出来。一旦编写完程序，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销售1亿元和销售5亿元的成本没有差别。这显示出巨大的“递增规模报酬”，与传统的农业生产差异是天壤之别。在农业领域，生产函数是线性的，呈现出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同样，那些富有天资的人，如歌星、球星、影星，在现代传播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可以实现的收入流大幅增长，这种增长是几个数量级的差别。“赢者通吃”的趋势愈加明显。在“赢者通吃”的时代，天资、教育背景、行业等因素极大地影响着人际间收入分布。正因为这样，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陈志武和张维迎都为ZF介入再分配之必要性略微有些妥协，似乎在这个“赢者通吃”的发展趋势下某种程度的再分配至少是可以容忍的。不过张维迎坚持认为，再分配不等于“强行正义”，完全可以创新方式方法，那就是捐赠者可自己做慈善而不必由ZF强制征收由ZF去搞慈善。历史上，德国的卑斯麦第一个正式确认慈善是ZF的职责。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世界各国实践都驳斥了卑斯麦，慈善绝不是ZF的职能。
二、资本市场发展的财富分布效应和收入分布效应是财富极度集中
现代经济的第二个趋势是资本市场发展惊人。资本市场发展的财富分布效应和收入分布效应是财富极度集中，财富集中的体量较之20年前呈现数量级的差异，以前是几千万美元的基金公司，现在几万亿美元的都有，收入分布的后果是基尼系数进一步扩大。
在华尔街，打理几个亿美元的基金公司太稀松平常。华尔街是全世界的华尔街，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华尔街。这里的金融机构在为全世界各地的财富持有者理财。资本市场的发展的一个以前不曾有过的现象是，现在的价值评估不再是以前那种只是对已经发生过的财富的认证，而是对可以预见未来数年数十年的贴现。在没有股票市场以前，一家企业赚钱，企业家的身价就是已经实现了的那些价值，价值几何就看到目前为止你手头有多少现金资产。有了股票市场以后，一个公司的价值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产价值和未来可能实现的价值，某人的收入持有量可以简单地通过股价和控股数量相乘求得。原则上，这些价值可以随时变现。这样，有了资本市场的收入分布将大不同于从前。
当然，中国的股票市场尚不完善，还不能完全发挥价值评估和价值实现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在通过贸易实现了空间范围的极大扩张，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时间维度的极大扩张。这两者都极大地改变财富分布和收入分布。与资本市场相关联的是资本和劳动在收入分布中的相对份额的问题，对此陈志武教授的看法是技术进步的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劳动与资本的较量中劳动越来越处于下风，资本越来越占有更多的收入，因此新技术排斥劳动，替代劳动。对此张维迎认为要动态地看，试想300年前英国有90%人在从事农业，后来从事农业的人减少到只有5%，当初是否意味着85%在将来面临失业，事实不是这样，服务业其他新的工作岗位创造出来了，从农业中退出的劳动力加入了新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张维迎教授对技术进步和新经济中的劳动占有收入份额持乐观态度。
那么，我们是否得出国家需要深度介入收入再分配？当我们看到一些企业和企业家短短几年间积累起数千万甚至数亿的资产，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呈现快速扩大趋势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为ZF搞再分配找到合法性？两位教授都有所妥协，认为理性和审慎的再分配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看法是，关于收入再分配事务要坚持三点，一是要开展相关集体行动；二是理由能不含糊；三是方法要得当。现代经济中的人们彼此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不能获得生计的社会成员总会存在，因此要搞福利。第二是不能“强行正义”，尤其不能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强行正义。这意味着，再分配的理由只有一条：仁慈、同情心、同意。第三，提供福利的方法是竞争性提供，最忌是垄断。
这里必须从复杂系统中的归因以及复杂系统具有自洽特征的自我调适来厘清。先说归因。一个人持有财富，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得到你应得的(因天资、运气、努力、出生甚至地理位置等)，一是别人赠与给你。关键是什么是你应得的。在一个企业中，一组投入联合产生，销售收入如何在贡献者中实现收入分布？我们无法在每一张投入和产出之间划出清晰的因果链条，此时，行之有效的方法是间接定价，对那些无法定价的要素采取“拿剩余”的方法来定价，这就是杨小凯所说的“企业是一个间接定价器”。
三、把福利体系的出现甚至街头运动视为经济系统的制度回应，那么罗尔斯的“社会合作体系”就有一定的道理
今天，新经济中的企业可以在几天之间积累上亿的收入，同样的间接定价机制，我们将会发现企业家或获得惊人的回报。这种回报的急剧增长得益于新技术条件下新经济企业的递增规模报酬、资本市场等。如果我们严守剩余定价，那么无论基尼系数多高都是合法的。但是经济系统是一个自洽的自适应系统，如果合作体系因为新的收入分布遭遇危机，可能是因为大众关于公平的一般感受，或者就是简单地处于嫉妒心，无论什么原因——系统将自我调整，这种调整表现为劳资谈判、ZF层面的福利国家建设等。如果是这样，我们把福利体系的出现甚至街头运动视为经济系统的制度回应，那么罗尔斯的“社会合作体系”就有一定的道理。企业家和各种致富的人得益于现代技术和社会合作体系，正是无数玩游戏的QQ玩家，腾讯公司几天收获3个亿的收入，这个合作体系的存续与高收入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那些天资高的如姚明这样的球星，因为无数热衷球赛的体育迷而获得收入，为了这个包括球星和球迷的系统的持续，一定程度的再分配是系统的自适应调整。一方面，现代技术进步在造就财富的快速集中，一方面，制度调整在维系这个彼此依赖的合作体系。
只有放弃一种极端还原主义，同时借助基于大时间尺度观察的演化理论(我们现在的情感系统诞生于打猎-采集时代，而今天的技术进步已经与以前时代有天壤之别，相应的收入分布制度调整步伐慢于技术进步)，我们才能理解再分配现象和福利国家现象。本文由福利外包公司外企德科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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