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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社会裂变二元阶层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技术、原油铁矿石、换取了成堆的美元，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也给国人进行了全方位洗脑，理性自利将为人民服务蜕化为自己服务。
龙永图要坚决打破民族束缚，极度渴望国际大资本进来冲跨中国的落后生产力；张维迎主张把国企这根冰棍送给顾雏军；茅于轼则苦口婆心地规劝人们尊重富人；钟伟一反腼腆的忸怩，青筋暴露的为地产开发商摇旗呐喊“买入！买入！”；在楼市极度低迷的时刻，赵晓拉起了爱国的大旗：“买房就是爱国！”；住建部的陈淮所长满嘴流油，面对全球第二大泡沫，信口开河地高歌——“老百姓望房兴叹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就这样一些书记厂长转业干部成了暴发户，与买办经济学家形成利益集团，进行寡头精英统治。
下岗职工在等待救济金的日子中苟延残喘；开胸验肺、跳楼讨薪、冻死南京街头的民工为了找活干东奔西走；蜗居的市民在巨大的房贷压力下战战兢兢，水电煤气柴米油盐的一丝上涨都足以让他们神经紧张；成群结队的大学毕业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灰暗角落里日夜漂流，竭力描绘自己的生活漫画；他们谨小慎微、安分守己、不敢强取豪夺，没有杀人越货的凶蛮，更没有贪污受贿的条件，只有象被蒙上双眼的驴日夜旋转地拉磨。
涉法冲突
然而，不和谐的音符还是出现了。
退伍军人生活无着，面对北京城管队长要强行拉走自己赖以生存的三轮车，一时激愤的崔英杰将水果刀刺向了这位执法者。
杨佳因为上海警察的推诿漠然而让六名警察身亡。
大学毕业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以三无人员被收容，并被毒打致死。
成都的企业主唐福珍为了扞卫自己的房产物业自焚，但没有改变房子被推倒的命运。
一些专家困惑，贵州瓮安群体事件中的参与者并非当事人的亲戚朋友，是利益无关人，却一触即发。
在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必然调整，而立法滞后，以旧法规范新内容，无异于削足适履，孙志刚用生命的代价换取收容制度的消亡。
在司法环节，法理的终极裁判者是最高法，而其副院长黄松有却贪赃枉法，锒铛入狱。
基层执法者冷淡油滑司空见惯，吃拿卡要五毒俱全。
时代在发展，社会要进步，丑恶与弊病呼唤法治，法治需要民主，媒体、舆论、网络就是社会陪审团，它抑恶扬善，宏张正义，让官官相护、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公之于众，无处藏身。而压制舆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周厉王杀人止谤为师势必产生更多的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群体性事件。
据中新网报道“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时，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什么是恶性倾向性？善恶的终极标准是什么？该规定先设性规定法院即是正确的、善的一方，如此，何须法庭正反辩护？司法权威依靠的是行政级别？国家暴力机关？还是公开公正的法治民主精神？
一九三零年毛泽东断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势的利益集团与弱势集体的社会二元结构已成干柴烈火，是依靠神奇之手，用法治民主化解社会矛盾，引导精英奉献公益，调剂权益赢缺，共建和谐，还是掩盖矛盾，压制舆论，撕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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