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果蔬菜在“最后一公里”坐地涨价,并不是北京独有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不能完全自主供应蔬菜的城市,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治理和打通“最后一公里”,几乎成为平抑菜价的关键,但它同时也是ZF工作的一个难点。
“最后一公里”让蔬菜涨价,其成因非常复杂。在各种调查结论中,以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的研究报告较富有启发性。这份报告分析了蔬菜在“最后一公里”涨价的三个体制性、政策性原因:一是ZF对流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各城市的批发市场大多由社会投入建设,并以营利为目的,导致进场费、摊位费、交易费不断高企,最终反映在菜价上;二是在城市卖菜的农民生活成本高,社会保障匮乏,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在零售环节对蔬菜加价;三是农产品的增值税抵扣政策没有完全落实,让超市的蔬菜价格始终比农贸市场高。
当然,这三点并不能囊括菜价上涨的全部因素。在不少城市,流通环节过于复杂,从菜地到消费者之间的渠道严重不畅,部分经营者垄断市场、操纵价格,也是蔬菜及其他农产品价格走势怪异的原因所在。曾有媒体报道,北京打掉一个横行市场多年的菜霸,大葱价格竟一度下降了一成多。从这个例子也不难看出,“最后一公里”既有根本性的体制性因素,也包含了市场自身滋生的许多不确定因素。
地方ZF在调控蔬菜价格时,过去采用较多的是政策性工具,比如硬性要求批发市场降低进场费、摊位费,或对相关环节予以财政补贴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几乎有立竿见影的降价效果,但缺点是效果难以持续。市场稍有风吹草动,或ZF的管控略有放松,菜价马上就抬头了。政策的频繁收紧放松,让蔬菜市场表现出某种调节功能紊乱的迹象,经营者缺乏长期预期,投机行为也更为活跃。
从长远看,要想稳定一个城市的蔬菜和农产品市场,就必须建立公益性的基础流通设施,让城市自发生成的批发市场逐步变为ZF主导的非营利性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取缔各种于法无据的进场费用,降低流通成本。但在这种理想的流通方式出现之前,地方ZF应向各级批发市场引入外部监管机构。蔬菜和农产品批发市场与一般市场不同,它维系着一个城市的消费命脉,如果其经营管理完全按照内部规则进行,或者说,如果它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就难免衍生出各种既不符合市场规律,也不符合法治原则的现象。比如说,进场费作为一种市场准入的收费,往往只在市场垄断的情形下才会产生。目前普遍存在的进场费,事实上并不是正常现象,它的顽固存在正是市场本身不正常的一个反映。此外,如果批发市场的各个环节能始终置于严格的管理之下,也不可能出现横行十年的菜霸。
除了加大投入和严格管理之外,地方ZF还应创新思路,利用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设立更为简化和便利的蔬菜销售机制,如组建专业的蔬菜直销网点,实现批发市场和零售终端的对接。在这方面,乌鲁木齐有两名“卖菜哥”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他们“从批发市场将菜直接拉到居民跟前”,这种做法就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