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的批评和指正,但主要原因是由于我表述上的简单化,这里我就这个问题和我的观点稍加说明:
1:我划分的依据是数据和政策面上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2:讨论依旧以辩证的方法为原则,毕竟这两者在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只是表现的程度不同,对整个宏观经济的 影响也不一样。
1978-1997:这时期中国经济的正处于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阶段,由于毛时代的技术二元主义,使得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明显的不协调,资源在供给上也厚此薄彼,再加之预算的软约束,生产效率低下,虽然在1985年前后在石油等能源的供给上出现了不足,但不能说完全说能源的供给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限制,正是由于能源供给的结构性短缺,政策才倒向了能耗低的轻工业。在短缺经济中,能源的短缺是存在的(辩证的讲,资源的约束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但不是普遍的,更没有因为能源的短缺而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我认为,在这一特殊时期,不能完全用能源或需求的约束来描述,如果有,主要是结构性的。真正的约束来自于制度的约束。
1997-2003,我这里的“凸现”,指的是开始明显的表现出来(特别在2000年后)。至于你所讲的的投资需求不足,无需多讲,但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缓解需求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作用的,而且政府投资主要侧重于基础设施和能耗高的大型项目,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政策的延续性(或者说投资的时滞),正是这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以后的经济过热埋下了伏笔。
2003-今,我为什么讲是“政府主导”,而不是地方政府。原因主要有
a:政策的延续性,如上面所讲,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时滞,加剧了需求的增长,不能说与中央政府没关系。
b: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与中央政府一贯的支持是有关的
c:国家调控机关(发该委和央行)对经济过热的预先判断不准确,等经济真正过热了才采取措施,而且将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我以为这只是舆论导向上的需要,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中央政府无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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