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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降低交易成本的“交易先于产权”的理论：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这种理论被人称为“权贵私有化”。普通小民原有的产权份额被一笔勾销，他们无权卖厂，又没钱买厂，完全被排除在交易之外。驳斥：国有企业是国家所有的，也是每一个国民都有份的，它们是祖祖辈辈通过前人栽树的行为留下的，当然应当是给每一个国民分享利润，正是由于国民的权利没有很好的行使，才让少部分人占有了，本来应当上交给国家的利润被私人占有。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国家老是没有钱，教育都在喊：穷。
三、 “腐败有利”张曙光说：“改革中的许多变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败和贿赂行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认，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他还主张“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 驳斥：经济学家就是利用一些含糊的，谁也琢磨不透的话来迷惑人，以所谓的深邃和学术来愚弄人。他的观点好像是说生病可以产生抗体，所以我们要生病，不要治病，也不要防病，可见因为腐败有一点点的好处，我们可以忽视它更大的坏处。显然这些腐败的好处不一定要经过腐败来实现的，比如打感冒疫苗就可以这样，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可以提高研究和模拟来提出新方法解决，并不一定要经历一个腐败成本。
四、张维迎数学读的很好，“曾在数学上严格证明，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驳斥：监督成本的减少和腐败成本的增加是微乎其微的，其实腐败的许多副作用并没有当时就显示出来，具有很长的作用期、广泛的成本扭曲转移和隐蔽且广泛的受害群体，许多腐败是以企业亏损、工人下岗、物价上涨等来作为短期反应的，而且我们现在一直在为过去的腐败和短视买单。我们又何必去减低微小的腐败监督而付出更多的腐败成本，无异于丢了西瓜捡芝麻。还有人说经济犯罪不应该判死刑，实际上经济犯罪造成的损失不仅仅在于经济上，而且在于民生，有多少人因此而病死饿死，特别是救灾款的贪污会害死许多人，比杀一个人要严重的多，却有人为害死人无数犯罪分子求生。
五、.汤敏向决策者献策，通过提高教育收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导致了许多穷困的学生失去受教育的机会。驳斥：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对于没有钱的老百姓，他们痛心疾首地花钱供孩子读书后，其他方面的消费被挤出了。其实更多的家长没有钱供学生读书，也非常痛心疾首，难道着就是发展经济的目标吗？让每一个人越不满越可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我们可以说，生病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所以要请一帮打手充分让每一个人生病、住院，让医生故意拖延病人的病情，花更多的钱，这样经济拉动了，医院的收益也增加了。让大家互相争斗，都去法院诉讼，带动了法院的效益和律师行业。我们也可以到处横刀夺所爱之物，让他们出钱来买，这样经济就增长了。有文章提出了教育公费的若干理论依据。
六、 据说，某些少壮派经济学家私下还提出过一种理论，中国应该学习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验，牺牲一代少女发展经济。这理论太骇人听闻，没人公开撰文提倡，只在小圈子里流传。驳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牺牲一切不是人们所愿意，也不是满足人民的需求，而且是背离人民期望。经济发展不是让社会去堕落，当一切向钱看，崇拜GDP和经济数字时，国家就完了。
七、灾难有利：1998年的长江洪灾，成千上万普通百姓家破人亡，举国悲痛，某些经济学家首先想到的是，重建家园能够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增长。驳斥：和上边的观点类似，可以用同样的话来反驳。这样的观点是源于以经济看经济，没有看到许多经济数字是越高对社会越有害的，比如医院的收入、房地产，它反应了人民的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经济增长未必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病人越多，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是巨大的损失，同时经济具有挤出效应，会排斥其他的消费。经济和GDP的衡量上应当更加精确，比如医院就诊量的某一些指标可以认为是社会退步的表现。再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么就可以带动环境保护产业，是否环境污染越严重，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就说明社会进步了。还有如果洪灾都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大力发展偷盗产业，偷盗者获得利益，同时也刺激了被偷盗者的内需，比灾害而言，被偷盗的物品没有被毁坏，可谓是两全其美。我一直认为一些经济指标如GDP应当是要乘以系数的，而且某些系数还应当是负的，而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数字不加以区分和理解的崇拜是非常错误而且误国误民的。
八、股田理论 《中国经济时报》５月８日题为《厉股份畅谈股田制》的文章。据该文介绍，厉先生认为“在中国广大农村试行’股田制是让中国广大农民富起来的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要在“公司加农户“的第三阶段实行。第一阶段是订单农业，公司向农民预订产品。由于成本太高，便进入第二阶段租地经营，农民将土地租给公司。由于租金固定，没办法调动农民积极性，因此，“这个阶段现在又不行了，这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股田制“。“土地使用权入股就不同了，入股后按股分红，钱并不比租金少，而公司在发展，几年后股权还可以转让给别人，股票是增值的，这又是一个飞跃式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农民收入就提高了“。厉以宁最后提高声音说“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在何处？在中国农村！中国农村只要实行股田制，只要一富起来，市场大得不得了。驳斥：我们看到资源有限，市场有限，好比没有个地方都来生产方便面的话，那么谁来消费呢？如果到处都城市化，是否中国具有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的，把市场看做一种资源，那它是有限的，虽然可以增长，但是增长是有限的。农业产业化也是存在相同的问题，我国的消费市场有限，过多的产业化无非造成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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