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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陈体标著作《技术进步、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所作序言
陈体标博士最近完成了他的新作并请我作序。这本著作的基础是他的博士论文《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我当年是他的指导教师。不过，在他的论文工作中，我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不如说更像朋友，有着共同学术兴趣的朋友。如今他在博士论文中增加了新的研究成果并成书出版，我很高兴为之作序。
陈体标著作涉足的领域是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structural change research），尤其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变化研究。经济学家很早就知道这三大部门此消彼长的长期趋势，配第（Petty）在17世纪便指出农业比重下降、非农业比重上升的经济发展趋势。但近十几年来成为世界经济学学术前沿的结构变化研究建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并且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提出和解决问题。因此，问题既是可以严格定义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亦是高度抽象的。这里的问题主要是结构变化为什么是可能的，推动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是什么，结构变化和增长经济学确认的经济增长总趋势是否相容等等。就推动结构变化的主要力量来说，结构变化显然既受到人类消费结构转变的影响，也受到人类生产消费品的技术能力的影响，这便是经济学家习惯说的需求影响与供给影响，或者说是来自偏好变化和技术变化的影响。因此，经济学家研究结构变化也从这两方面入手。
本世纪伊始，Kongsamut、Rebelo和Xie（即谢丹阳教授）三人共同发表论文，从偏好角度研究经济结构变化。根据恩格尔法则，消费者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同，因此，随着消费者收入变化，消费者对上述三大类商品的需求结构变化，这三大部门的相对产量以及它们使用的资源量相应变化并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例如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消费者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呈下降趋势，而对工业品的需求首先是上升，然后也下降，并最终让位于服务业产品。
陈体标著作从技术变化角度分析结构变化。这方面的先驱者是Baomul，他在1967年提出经济体系各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经济的部门结构就可能变化。但Baomol只是提出思想，与后来的新增长经济学没有直接联系。2005年，Ngai和后来获得2010年经济学诺贝尔纪念奖的Pissarides发表一篇工作论文“多部门增长模型中的结构变化”（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首次利用Baomol的思想考察如何在新增长经济学框架内实现结构变化。该论文后来刊载于《美国经济评论》（2007年3月）。陈体标在第一时间发现了Ngai和Pissarides公布在互联网上的这篇论文并发觉用技术变化解释结构变化可能大有作为。他指出Ngai和Pissarides论文存在的重大缺陷，因为按照他们两人的模型，由于三大部门产品存在互补关系，所以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经济资源最后会集中到技术进步缓慢的部门，经济增长率也会一直下降。陈体标综合考虑了经济结构变化中要素转移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指出因为在工业化初期要素转移的替代效应超过了要素转移互补效应，因此工业化初期经济增长率将较高；随着工业化推进，要素转移互补效应将越来越大，所以在经济结构转化的后期，经济增长速度渐渐回落，总体表现为驼峰形趋势。经济学家无论从截面数据还是时序数据都可以发现穷国经济增长率较低，富国经济增长率也较低，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最高，因此陈体标的主要结论与历史经验事实相吻合。陈体标对经济结构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满足倒U变化趋势规律（或称为驼峰型增长）的解释如下：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激烈的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中等收入国家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经济结构转变，因而有较高的增长率；低收入国家经济结构变化还处于初期，因此增长率较低；而在结构变化中要素转移效应对增长速度发挥着重要影响。当然，陈体标还没有得出转移效应的定量结论，从技术角度对结构变化的解释工作还没有完成，陈体标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学家还在为此而努力。
在这本著作中，陈体标不但追踪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前沿，而且参与了前沿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利用刚刚出现的互联网提供的世界学术资源，独立地学习经济学最新理论和方法，密切注视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在了解国外学者工作的前提下，把前沿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主动加入解决这些问题的国际竞争。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家的未来：不仅仅学习、运用公认的经济学，而且参与推动和发展经济学。陈体标这本新作就是一个例子。
我本人长期关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也属于结构变化研究领域，因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可以抽象为农业劳动比重（或农劳比）下降这一具体的经济结构变化问题。这里，我想谈一下我的若干想法就教于陈体标和读者朋友。在我看来，未来人类对我们所处时代经济特征的概括也许不会是比如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而更可能是非农化。按照今天历史学家的看法，人均收入在相当长时期内快速增长的现象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但我们正经历的非农化却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距今10,000年到100,000万年，人类用种植和畜牧代替采集和狩猎并经历了农业化阶段。与此相对照，我把人类目前所处的阶段名之为“非农化”。这样命名的更重要原因是我们现在不知道非农化结束后的社会状况，比如我们不知道非农化以后的社会是不是根本不存在农业，因为人类需要的食品和其它农产品也许都可以通过化学工业生产出来；我们也不知道那时候的主要经济部门是什么。我们能够确定的仅仅是人类完全离开了农业社会；人类即使在非农化结束后还需要农业，那时的农劳比也不会超过1%。因此非农化可以视为农劳比从比如90%下降到1%的过程。当然，描述非农化的指标很多，比如农业产值比重、城市化比重等等。不过，农劳比由于定义简单、跨时间跨地域的可比性强，应用起来更少歧义。陈体标的著作和结构变化研究的其它文献都使用了这个指标并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下降。然而，对于我们正处于非农化阶段的人类一代来说，重要的不仅是为什么下降，而且是怎样下降，因为怎样下降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福利甚至生存。举个例子说，经济学家可以建立模型研究人类的农劳比在农业化阶段为什么提高。这样的研究对理解人类自身变迁很有意义，但它对我们这一代人类没有现实意义。可非农化研究直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改进自己的状况。同时，农劳比怎样下降的问题将把结构变化研究引入新的天地。比较一下农劳比变化研究和物理学史上著名的落体运动研究。农劳比在时间过程中从比如90%下降到1%，类似于落体在时间过程中从某个给定高度比如90千米下降到地面。因此，农劳比指标类似于后一研究中的高度指标。物体降落有个“第一推动力”问题，但物理学家把注意力放在怎样降落上，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一个新的指标来描述降落过程，这就是瞬时速度和加速度。以速度概念为中心，物理学家建立了落体运动的科学体系。同样，经济学家在探索结构变化具体过程时亦需要农劳比下降瞬时速度和加速度概念并以此为中心来建立结构变化的科学体系；也就是说，结构变化研究应当从现在的农劳比变化研究上升到农劳比速度变化研究上。显然，对人类来说，农劳比下降速度越大，加速度的绝对值越小，农劳比下降过程就越优，人类就越能够迅速平稳地走过现在的非农化阶段。人类迄今为止主要凭借热情、直觉和人类领导者的特殊想法从事着非农化事业，因此迄今为止的非农化过程充满了前进和后退、快进和慢进的波动曲折，所以，关于非农化为什么可能和非农化最优途径的结构变化研究不但将增加人类的一般知识，而且也将直接造福于人类。
在结构变化研究中声誉卓著的Acemoglu于2008年写作他的近1,000页的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时，发现结构变化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家对结构变化的理解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三年过去了，他的评价在学术上依然适用。在实践上，最近的三年是世界经济结构剧烈变化的三年，也是农劳比迅速下降的三年。不过，根据我的观察，最近三年的结构变化和农劳比下降远远谈不上平稳；世界目前遇到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结构变化和农劳比下降速度脱离了均衡要求。因此，研究结构变化的经济学家无论出于个人学术兴趣还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都既面对着严重和迫切的研究任务，又面对着经济学重大发展的机遇。和我们这一代相比，陈体标以及其他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对国际学术前沿了解更深、研究工具掌握更多、学术氛围更为自由，因此更能够抓住经济学发展的机遇。在向读者推荐陈体标这本著作的同时，我对经济学的未来和对陈体标与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未来成就充满了希望。
是为序。
胡景北
2011年10月6日
于John A. & Cynthia Fry Gunn Building，Stanford University
www.hujingbei.net, 夜话2012年第9期，201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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