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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现了文科是否“贻害社会”的争论。有人认为，以哲学为代表的思考在现时代成为多余，“哲学专业的招生难和就业难其实已经诠释了这是个不再需要哲学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看起来可以无限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实在不足为奇。
然而，科学能够在物质方面增进人类的福祉，但科学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科学曾经代表着人类自由和理性的革命性转变，满足的远不只是人的物质需求。科学是人类对智慧的一种追求，而这种智慧必须联系和借助另外两种智慧，那就是哲学和信仰。
我认识一位96岁的物理学家，他晚年成为文科知识热忱的学习者和思考者。老先生送了我一本他写的《理性与信仰初识》，在这本现身说法的书里，他借用康德的概念分析指出，科学解决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哲学解决的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宗教解决的是“我们能够希望什么”的问题。老先生关心的不是当下学院哲学教授们讨论的哲学小专题，而是哲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有欲望、缺理性、无信仰的时代，这位物理学家的人文思考成为当前一望无际的价值荒原上的空谷足音。
当前中国大学里的理工科课程，为学生提供的只是一些起码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训练。在大学人文教育普遍缺失的状态下，这样的知识和训练既无人生目标，也无价值追求；既与“我们应该做什么”无关，更不涉及“我们能够希望什么”。这样的教育，它的主要作用不过是为劳动市场提供浑浑噩噩、追名逐利的人力机器。而那些作为劳动力的个体，他们一辈子都囚禁在自己永远没法满足的物质和肉体欲望之中。
在最好的情况下，科学解决“我们能够认识什么”的问题，但它无法回答，人的认识与存在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一层思考需要人类理性有进一步的拓展。这一拓展是以人的自由意识，以及人的思考和价值选择的自由为核心的。哲学不仅为人们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而且更有助于人们形成对个人和公共生活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
这种价值观不是自上而下灌输的意识形态，而是人文教育和人文思考的结果，它是说服的结果，借助的是人的理性。这样的教育以“求智慧”来克服偏见的束缚，是人的自我解放的惟一方式。人们习惯地将这种求智慧称为“哲学”，其实它也贯穿于所有自由、理性的人文学科之中。哲学家罗素说“没有一点哲学，一个人终身都会是偏见的囚徒”，指的就是这种哲学和人文学科。
文科并不自动具有自由、理性的精神，事实上，文科完全可能被强权操纵和利用，成为束缚人类自由、理性的体制工具。这样的文科确实会“贻害社会”。“文革”中的“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史”、“两条路线斗争”便是这种文科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文科“研究成果”也相当可观，例如，从1974年开始，“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评法批儒图书和文章就大量涌现。据统计，这期间，相关书籍出版了10403种，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的文章达5000篇以上，各处传播的各种内部资料更是不计其数。
无论是理工还是文科，都是人的知识，也都必须是与人有关的，能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因此成为更好的人的知识。它是一种目的，而不只是一种手段。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不受学科边界的限制，被称为“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它的原意便是人的“自由教育”。人文教育的使命不是只传授某种专门知识，而是让一些与人类之善有关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尊严）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信仰，也成为一种社会的集体力量。
（作者为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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