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昆《经济学原理》的三大缺陷（下篇）

高科技金融资本横空出世，并通过“涓滴效应” 惠及东西海岸部分民众，还以“捐款”的伪善糊弄美国人。如此政治操弄，使美国东西海岸各州，成为奉左翼新自由主义为圭臬的美国 民 主 党的票仓和基本盘。
然而，高科技金融资本的“涓滴效应”和慈善捐款，并未惠及中西部铁锈地带传统产业工人和民众，引起这些州的民众愤起反抗、夯实并壮大了共和党的基本盘，由此造成了美国社会撕裂乃至人文地理撕裂：东海岸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与西海岸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寡头，形成了“微笑的两端”，中西部则是苦哈哈的中间铁锈地带。“微笑的两端”与苦哈哈的中间铁锈地带，反映的正是高科技金融资本与传统产业工人和民众的矛盾。
美国中西部（如密歇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的传统制造业因全球化、自动化冲击而衰退，导致失业率上升、社区空心化。东西海岸的金融和科技产业则依托全球化与创新实现高增长，加剧了区域经济差距。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加州（西海岸）和纽约州（东海岸）的人均GDP长期高于中西部工业州。2016年大选中，铁锈地带的“摇摆州”转向支持特朗普，与其承诺“重振制造业”口号直接相关，印证了该地区对现状的不满。
显而易见，是美 国高科技金融资 本砸了美 国工 人的饭 碗。当代美国社会，是一个财 富分 配极端不 公、极度撕 裂的社会。

7、美债危机的要害：美国社会矛盾的证券化

美国国债的属性，首先是内债，其次才是外债。这个论断，可以从债权人结构找到依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官网数据，美债的债权人构成，分为四类：一是美国国内私人投资者；二是美联储；三是政府内部账户；四是外国政府及投资者。
截至2023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34万亿，其中，美国国内私人投资者占比42.3%，美联储和政府内部持有合计占比35.3%，外国持有占比约22.4%。显然，美债的大头是内债，占比75%以上。所以，如果美债发生危机，主要是美国社会的内部危机，其次才是国际因素的影响。
美债危机，主要是内债危机，是美国社会危机的证券化。为什么这样说？这需要从美国国债的基本概念和美债的支出结构来分析。
美国国债是联邦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债务工具，国债资金融入联邦总预算后，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2023财年）：
（1）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占比约21%，支付退休、残疾和遗属福利，资金来源包括工资税和国债补充。
（2）医疗保险（Medicare）与医疗补助（Medicaid），合计占比约25%，覆盖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
（3）国防开支，占比约13%，包括军事装备、人员薪资和海外行动。
（4）国债利息（Interest on Debt），占比约10-15%（随利率上升而增长），2023年利息支出约6,600亿美元，成为第四大支出项。
（5）其他可支配支出，包括教育（6%）、交通（3%）、退伍军人福利（4%）、科研等。
从美债的支出结构可以看出，联邦政府举债借来的钱，优先保障社会福利（社保、医疗）和国防，而利息支出正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
在美国国内，美债涉及四方面当事人：一是债权人，他们是富人、是美债债息的食利者；二是债务人，联邦政府是美国国债的唯一债务人，举债目的之一是通过转移支付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旨在夯实制度基础、巩固权力；三是美联储，通过调控美元利率影响国债收益率和发债规模；四是民众，拥有选票，他们是政府转移支付的受惠者，社会福利影响他们的投票意愿和投向。
从最简化、最核心的关系看，美国国债的功能之一，是联邦政府向美国富人借钱，用于社保支出，减少因贫富鸿沟造成的社会矛盾，旨在稳定社会、巩固制度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债危机，就是美国社会矛盾的证券化。
美债规模过大、利息太高，借新债还旧债的游戏能不能持续玩下去？对这一点，作为债权人的美国富人最敏感、看得更清楚。因此，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富人对美债的信心，才是影响美债信誉的最大变量。在特朗普关税贸易战下，美国股债汇三杀，美债收益率剧烈波动，反映了美国富人对美债的疑虑情绪的波动。
美国国债，可以看作是“涓滴效应”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在贫富分化导致阶层撕裂的社会生态中，政府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寻求左右平衡的一个工具。
如果暂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从美国国内视角看，美债危机的本质，是美国富人不再愿意借钱给美国政府，导致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削弱，意味着美国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削弱了。一旦这种削弱达到某个临界点，就是美债和美国社会真正危机的到来。

7、美 债  危  机的要 害：美国社 会矛 盾的证 券化

美国 国 债的属性，首先是内债，其次才是外债。这个论断，可以从债权人结构找到依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官网数据，美 债的债 权 人构成，分为四类：一是美国国内私人投资者；二是美联储；三是政府内部账户；四是外国政府及投资者。
截至2023年底，美国联邦政府债 务总额34万亿，其中，美国国内私人投资者占比42.3%，美联储和政府内部持有合计占比35.3%，外国持有占比约22.4%。显然，美 债的大头是内 债，占比75%以上。所以，如果美 债发生 危 机，主要是美国社会的内部危机，其次才是国际因素的影响。
美 债  危 机，主要是内 债危 机，是美国社会危机的证券化。为什么这样说？这需要从美国 国 债的基本概念和美债的支出结构来分析。
美国 国 债是联邦政府为弥补财 政赤  字而发行的债 务工 具，国债资 金融入联邦总预算后，支出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2023财年）：
（1）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占比约21%，支付退休、残疾和遗属福利，资金来源包括工资税和国债补充。
（2）医疗保险（Medicare）与医疗补助（Medicaid），合计占比约25%，覆盖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的医疗费用。
（3）国 防开 支，占比约13%，包括 军事装 备、人员薪资和海外行动。
（4）国 债利 息（Interest on Debt），占比约10-15%（随利率上升而增长），2023年利息支出约6,600亿美元，成为第四大支出项。
（5）其他可支配支出，包括教育（6%）、交通（3%）、退伍军人福利（4%）、科研等。
从美 债的支出结构可以看出，联邦政府举 债 借 来的钱，优先保障社会福利（社保、医疗）和国防，而利息支出正成为日益沉重的负担。
在美国国内，美 债涉及四方面当事人：一是债  权人，他们是富人、是美 债 债 息的食利者；二是债务人，联邦政府是美国国债的唯一债 务人，举债目的之一是通过转移支付向民众提供社会福利，旨在夯实制度基础、巩固 权 力；三是美联储，通过调控美元利率影响国债收益率和发
债规模；四是民众，拥有选票，他们是政府转移支付的受惠者，社会福利影响他们的投票意愿和投向。
从最简化、最核心的关系看，美国 国 债的功能之一，是联邦政府向美国 富 人借 钱，用于社保支出，减少因 贫 富鸿 沟造成的社 会矛 盾，旨在稳定社会、巩固制度和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美  债 危  机，就是美国社 会矛 盾的 证券化。
美 债规 模过大、利 息太高，借 新 债还 旧 债的游戏能不能持续玩下去？对这一点，作为债 权 人的美国 富 人最 敏 感、看得更清楚。因此，以华尔街为代 表的美 国富 人对美 债的 信心，才是影响美 债信 誉的最大变量。在特朗普关税贸易战下，美国股 债  汇三杀，美 债收 益率剧 烈波动，反映了美国 富人 对美 债的疑虑情绪的波动。
美国国债，可以看作是“涓滴效应”的一种制度性安排，是在贫富分化导致阶层撕裂的社会生态中，政府通过举债和转移支付方式进行财富再分配、寻求左右平衡的一个工具。
如果暂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从美国国内视角看，美债危机的本质，是美国富人不再愿意借钱给美国政府，导致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功能削弱，意味着美国政府生产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削弱了。一旦这种削弱达到某个临界点，就是美债和美国社会真正危机的到来。

8、美国制度的症结：兴亦自由主义，衰亦自由主义

美国社会财富分配两级分化，极度不公、造成社会深度撕裂。
根据美联储2023年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约32%的财富，而底层50%家庭仅拥有约2.6%。这种集中度在过去40年中显著加剧。从基尼系数看，美国为0.48（2020年），高于德国的0.31、法国的0.32；从贫困率看，美国相对贫困率（收入中位数50%以下）为17.8%，而欧盟平均为10%。美国财富不平等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是什么原因，造成当代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巨大鸿沟？
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看，有两大原因：
第一，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除了生产要素私有制外，还有基于自然法的人力资本私有制和人力资本集群私有制。
美国七大高科技公司的超级富豪，每一个都富可敌国，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是靠生产资料私有制致富，而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本白手起家，把重大科技发现和发明商业化，依托现代企业制度和资本市场，组建自己的公司并推进公司上市，短时间内积聚了巨额财富。
曾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于人为法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是否已经演化成了“人力资本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集群配置的不平等，有先天原因，也有后天社会环境的原因，特别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但归根结底，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配置人力资源的结果。

又不能更新了

第二，工薪收入与投资收入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现代企业制度下，资本社会化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使资本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属性。但美国的资本社会化，并非人人平等持股。企业股票、股权的分配并不平等。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哪些人持有股票？谁有资格获取资本利得？这里涉及美国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错综复杂的治理结构和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普通人根本无法参与进去。
如果你没有股票、没有资产，就只能做打工人，靠工薪收入养家糊口。然而，除了CEO“打工皇帝”，有多少人能靠打工挣工资成为富豪？工会力量衰退，也导致了工资增长停滞。1980年代以来，美国工会参与率从20%降至10%，削弱了工人集体谈判能力。
影响居民存量财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劳动价格的增长，而是资产价格的增长。依靠投资或投机才能致富，正是这样的财富分配机制，导致了工薪阶层与投资人的资本利得剪刀差越来越大，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

再从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看，有两个原因：
第一，税负不公平。
总体上，美国的税收制度向资本倾斜，资本利得税（针对投资收入）税率低于劳动所得税。富人通过股票、房地产等资产增值积累财富，而工薪阶层依赖应税工资，税收负担与收入不成比例。
根据2023年资料，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37%，长期资本利得税（持有资产超过1年）最高税率为20%，综合税率最高为23.8%，显著低于劳动所得税。 前1%富人的有效税率为26%，而中产阶级（收入中位数约$70,000）的有效税率为14%，但若计入社保税（工薪阶层主要税种），中产阶级的综合税负占比收入更高。前1%富人的收入中，资本利得占比超过40%，而工薪阶层90%以上收入来自工资。 美国税收制度通过更低的资本利得税率，系统性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富人财富增值依赖低税资产，而工薪阶层收入被工资税锁定，导致税负分配高度不公。尽管特朗普等共和党人偶有“向富人征税”的言论，但党内核心仍坚持维护资本利得税优惠，其政策实质仍是亲资本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