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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存在主义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的开篇写道：科学与艺术，是苦难人生的两盏明灯。他把科学与艺术，提到了等同于信仰的高度。
今天，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正实现着人们上天入地梦想的时代，“信仰缺失”的悲叹声也正此起彼伏地响起。
“能把科学当成信仰吗？”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科学哲学学者李侠。
《中国科学报》：以往人们一说信仰就想起宗教，现在一些人认为，信仰是一种判断，因此有人说：“我信仰科学。”您认为科学是否能被当做一种信仰？
李侠：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分析人们为什么需要信仰？信仰是什么？
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是：信仰是与人类终极关怀有关的东西。人类的终极关怀是全方位的，于是，问题出现了：科学是否能满足这种全方位的、对人的关怀呢？
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人类灵魂的解释，人类的灵魂分为三部分——欲望、勇气、理性。科学可以满足理性的需求，却不能节制欲望，也不能提升人的勇气。人是一种对未来有与生俱来的恐惧感的动物，关怀可以消解这种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信仰的原因。
而科学自身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按柏拉图的说法，人的欲望可以通过音乐（艺术）来调节，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加勇气。
《中国科学报》: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曾说，科学与艺术是苦难人生的两盏明灯。从这点看，在人类思想史上，很多哲人曾对科学寄予厚望，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尼采就是其中一位。
李侠：从这句话里，我感触较深的是另一个方面。尼采的时代，正是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按马克思的话说：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甚至比以往时代财富的总和还要多。
其实，从启蒙运动起，伴随着现代科技不可阻挡的脚步，人类开始从内心里接受并相信进步的理念，这是科学带给人们的希望。在那个高度推崇科学的时代，我认为，尼采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提到了科学，而是他依然没有忘记艺术，并把艺术和科学并列起来——艺术恰恰是可以满足人类关怀的东西。
人这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之一，就是他具有两种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科学增加了人的能力——谋取物质生活的能力。400多年来，现代科学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人类饥饿和死亡，如今在发达社会饿死人的现象基本杜绝。今天出现信仰危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没有得到满足。从科学的特性看，它的对象是物，从来就不是人。与人类心灵有关的问题上，科学显得苍白无力。
因此，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片面推崇科学，只会导致一个更加物质化的社会。如今，我们的社会不提关怀，只提效率，效率是科学范畴的事，同时也是一种对人很冷漠的东西，对效率的追求实际上掩盖了意识形态的落后。片面推崇科学，是危险的，甚至会给理性本身带来危机，造成工具理性的泛滥。
因此，对“决策科学化”这种说法，我也常有所怀疑，因为决策是涉及人的，这种说法，并没有给人的关怀留下空间。以目的的美好，掩盖手段的残忍，也是科学的特性之一。
《中国科学报》：世界上有一些国家笃信宗教，在极度贫困中，创下了极高的幸福值。代表幸福的信仰与代表进步的科学是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人类为了信仰是否要牺牲进步？
李侠：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的确在很多宗教国家，人们在极度贫困中自我幸福感并不低。这中间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宗教与信仰的关系。宗教是一种信仰，但不是唯一的信仰。因此，近代欧洲科学兴起的四百年，也是宗教不断被科学挑战的四百年，科学的祛魅作用，加上时代发展方式的变化，最终宗教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但这不能否定人类对于信仰的需要。因此，仍然恪守保守宗教，是造成他们落后的原因之一。
第二，关于幸福感，有一个公式：“能力-欲望=幸福感”。科学无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能力，而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极大地削减欲望，是这些国家感到幸福的原因。
《中国科学报》：这实际上涉及到宗教、科学、信仰三者间的关系。
李侠：这三者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三个领域：公共领域、社会领域、私人领域。这三个领域各自有着不同的需求。从以往的历史看，宗教曾给人类带来灾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过度侵占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完全主宰了公共、社会、私人三个领域。在遇到科学的挑战后，它逐渐退回到本应归属的私人领域。
而科学则应该属于社会领域范畴，如果在击败宗教后，反过来占据宗教曾占据的全部三个空间，科学也会像宗教一样，给人类带来灾难。
《中国科学报》：宗教是一种退化的信仰，科学无法独自承载终极关怀的重负，您认为在当前信仰危机的呼声中，我们是否有能力寻求新的信仰？
李侠：我认为短时间内难度很大。我们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割裂得太久，曾经取代传统文化的共同信仰，由于没有体现出对于现实的人的真切关怀，也随之没落下来。那些曾经维系我们精神的共同规范，在错位与扭曲中，今天都已经开始崩溃。曾经，人们还信仰过权威。权威在先民时代，代表着可以预知未来、与神灵沟通的“先知”，这种信仰，也曾经安抚过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之心。
在权威的力量已经被消解的当下，消失的不仅仅是权威的专断性，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拯救性。我们身处于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人类第一次如此近地与“三不”社会相遇：不可靠、不确定、不安全。拯救的力量来自哪里呢？
危机真切存在，在建立起新的信仰前，我们能不能寻求一种替代品呢？我近来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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