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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巴舍里耶的数学逻辑，在七十年后，影响了三个学者，他们的研究在1996年拿到诺贝尔奖。他们从贝薛利尔的公平交易（fair game）的均衡价格出发，导出均衡价格的随机特性，是一个伯朗随机变数。按照股价的随机特性，我们能导出期权的价格。风险资产的均衡价格可以准确科学的计算出来。把不可捉摸的风险资产定价，变成严谨的科学，是生意经的一个大突破。我要强调的是，数学给我们一个严谨的思维工具。 数学是帮助我们有限的智慧，想通极难的问题。学数学不是聪明人的专利，智慧有限的人，更需要学数学。 做像商学，金融学这一类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是看数学用多少，而是看用得多巧。 我有一个小故事。我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第一个月，有一天，我发现默顿（Robert Merton）的一篇风险资产定价的论文有一点逻辑的错误，我是用直觉推出，我不是用数学推出。我写封信给他，指出错误之处，他很快的回信，承认错误，并建议我在金融学报（Journal of Finance）发表。他对风险资产的定价理论，在15年后得到了诺贝尔奖。他在部分推理的错误，不影响他的理论对资产定价的深厚影响。我的直觉推导能力，比数学导出，更能看出问题的所在。默顿的爽快认错，并鼓励发表，充分的表现了一流学者的风范。
促进生意经科学化的还有一个生意人，寇尔斯（Alfred Cowles）。他是用数理逻辑及统计数据学来操作股票交易赚了大钱的第一人。他是耶鲁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发财后，捐了一大笔钱给芝加哥大学成立了寇尔斯委员会（Cowles Commission），他大力支持商学的系统性研究。后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又在美林证券公司的支持下，在1962年成立了证券价格研究中心 (CRSP)，有系统的整理及保留美国的证券交易资料，这个研究中心成为商学研究革命的火药库。大量精致的实证研究，从之而出。
在20世纪50年代，有几位统计学家为股价的科学研究做了些探索，并得到初步的成果，他们是沃金（Working）、肯铎（Kendall）及 罗伯兹 （Roberts） 。前面俩位都与商学院没有关系，是统计大腕。罗伯兹是芝加哥商学院的教授，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他还在，是个非常沉默客气的一位老学者，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了一年以后，才知道他辉煌的过去。他为商学院的师生写了一套统计软体，让统计白痴都能用统计数字来做商业决策。我就用他的软体来教芝加哥的MBA学生。这套软体有了不少模仿者，现在成为软体大公司的SAS 就是从这个软体扩展出来的。我听珐玛 （Fama）说，商学研究革命的第一代，都是用罗伯的软体做论文。如果说CRSP 的资料库是商学研究革命的火药库，罗伯的统计软体，应该就是枪炮了。
商学革命的第一个战场就是股市的公平有效性，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喧嚣於股市中的炒股大师。有了大量的数据库及精确的统计方法，学者就可以有系统的验证那些炒股大师的理论。基本上，没有一个炒股大师的理论，经得起推敲。于是乎，芝加哥学派推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这个假说是现在进入了全世界商学院的教科书。
谈到对股市的研究，还有一个大人物，凯因斯 (John M. Keynes，见图)。他也是数学家出身，一辈中，许多看法，都引起很大的争议及反响，他对股市的看法也与众不同。真正的学者的共同特性就是好奇心。凯因斯对什么事都有兴趣。他是真正的学者及科学家。如果他在世的时候有经济学诺贝尔奖，他注定有分。他虽然有极好的数学根底与天分，他通常世用敏锐的直觉来思考问题，是20世纪最重要的10个思想家之一。他学数学出身，数学是早发的一个学问，是纯逻辑，不需要对人世间有太多了解，但经济学可要有敏锐的观测力。他当了几年数学教授后，开始对社会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发报刊文章，谈社会问题。 谈到了为什么在三十年代有大恐慌。这一个没有念过经济学的人，不但找到一个理论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想法，而且开创了一个经济学门：宏观经学。他认为股票市场是像个选美大会，感性多于理性。足足有六十年，他的看法被认为是炼丹术，不科学。由于我们对生意经科学化的不断深入及积累，已经有学者用心理学来讨论股票市场，这就是所谓的【行为金融学】。至今没有人能证明可以用心理学在股票市场里面有系统的赚钱。
在股票市场上，已经被证明能有系统、有理论的赚钱方法是基本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基本分析是从会计与经济信息里面挖掘出公司的真正的价值及生产力。公司的经济价值叫做公司的基本面。公司真正的价值，是可以用会计学，经济学分析出来的。能不能分析到百分之百？我想是没有人能做到。但是如果被人只能算出百分之三十的准确性，而你能算出百分之三十五的准确性，你就有胜算，能有系统性的胜算就是赢家。做生意与下棋一样，没有绝对的高手，只有赢家，只要在这场棋里面，比别人好就行了，找到自己能做生意高手的地方就能赚钱，这个学问叫核心竞争力。最早的开始倡导基本分析的十葛兰。他对会计学有很深的了解，但没有太多经济学的知识，他破了产，不过他的学问是很令人尊敬的。有学问，不一定发财，那学问有什么用？学问是找到一块能堆积的砖，经过千万人的积累，就能建成知识的高楼大厦。如果能拥有这个系统性的知识，在市场竞争中，就能站上风，而成为赢家。
虽然葛兰并没有发了大财，他的思想门徒，却有相当大的成功。一个成功的例子是麦哲伦基金的前任掌舵人彼得林治 (Peter Lynch， 见图）。如果你能在彼得林治于1977年开始掌舵时，买一万美元的麦哲伦基金，你在他1990年退休时，就能拥有二十七万元。十七年内，你的财富增加26倍。另外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时巴菲特。他在2004 年拥有三百五十亿美金的财富，这全是他在过去的四十年用基本分析的投资方法赚来的。
人文底蕴与科学方法在商学上的冲击
开始运用科学方法来审视生意经的头一批与第二批学者都是数学家。第一批是纯数学家，一辈子都与商学及管理院系没有关系，商学问题只不过是这些人逻辑思维的延伸。有趣的是第一批商学及管理教育的教师，也写了不少东西，没有一样传世。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与事迹。连第一个在历史留名的会计学者也是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的数学家，珀奇雅理（Pacioli，见图）。帕奇雅理运用严谨的数学逻辑，推导出复式簿记的理论框架，让每一笔账都有两个记录，这为查账与分析提供了可行的架构。一个没有严谨思维的人，是无法从事科学的。不用科学的严谨的系统方法所思考出来的学问，是无法传世的。科学的严谨性与系统性，造成可复制性与可传播性。只有可复制可传播的学问，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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