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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几十年前，美国和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对高收入者采取高税收政策。1960年，美国的所得税边际税率的上限为91%，全世界对于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不低于70%。后来，由于高税率的种种弊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降低税率的革命。就连瑞典这样的传统高税率国家，也将所得税税率的上限大幅降低至55%左右。20世纪80年代，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一致，将所得税税率的上限下调至28%(对一小部分高收入者，这一上限为33%)。此后，排除本轮经济危机的影响，GDP增速相当可观，既然如此，为何现在要求对所谓的“富人”再度增税的呼声还会越来越高呢？
研究表明，在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会增加其工作时间，反之亦然。此外，当家庭所得税税率较高时，女性就有可能放弃工作，全职操持家务，而不是简单地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税率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不容小觑。
此外，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果按照奥巴马的提案，在已经很高的税率基准上再增加几个百分点，那么即使增税对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影响较小，劳动效率也会大受损失。
奥朗德和奥巴马提出的增税方案，即便保守估计，也会有50%的概率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虽然税率增加，但工作时长和绩效却相应减少；二是虽然有了额外的税收收入，但生产效率却相应低下。我认为实际上出现这两种结果的几率远远大于50%。这种结果值得ZF大幅提高税率吗？
即使提高富人的税率对其工作绩效影响轻微，以至于税收收入确实有所增长，鉴于绝大多数税收来自于其他98%的纳税人，税收收入也并不会大幅上涨。即使是在劳动供给处在最佳状态的情况下，税收收入也只会略有增加，这样的增税方案对预算赤字而言只是杯水车薪，新增税收收入根本不足以再分配给低收入家庭。
对富人增税很可能会减少税后收入的不平等。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加剧，是很多人主张对富人增税的重要原因。很多美国人对如下现象感到不满：即使公司业绩欠佳，CEO依然可以获得高额奖金和期权；即使银行错误决策引发金融危机，银行家们依然可以大赚一笔。
我非常理解这种不满情绪，但是，对高收入群体增税于事无补。因为高收入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专业人士和小企业主，而非大企业高管和金融界人士。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制定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阻止“大而不倒”的银行承担过度风险，从而获得不合理的救助。
前面提到，即使增税只是令高收入者的工作时长和绩效稍有减少，税收收入并不会出现大幅上涨。然而，如果增税严重打击了高收入者的工作绩效，就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导致高收入者工作热情降低，创业动力减弱，人力资本投入减少，出国投资，甚至移民国外。法国高税收政策已经导致许多有才华的法国人去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作。
我的结论是，增税的预期收益极有可能为负值。过去50年间世界范围内降低边际税率的大趋势，可能主要源于高收入人群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施加的压力，但是，在分析了增税的预期成本与收益之后，有理由认为，ZF还是应该降低边际税率。
作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来源： 财新《新世纪》2012年0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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