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以下是引用丁丁的兰莲花在2007-3-21 22:09:00的发言：
思考不仅需要换位，而且需要综合，管理国家不仅仅是管理经济，经济不能够替代社会，也不能替代国家。经济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所以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五常(弗里德曼外国人当然更不会考虑中国利益)提出的价格闯关引起百姓心中大动荡，实施结果是社会大动荡，虽然当时理论上国家储备物资是多于银行中百姓的存款的。
　　
　　药品价格被压低就会使好的国产药消失，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药品出厂价格本来就不高，层层回扣高得惊人，减少一两层回扣也会使好的药消失？即使我保留两层，药厂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看样子对他后面的举例要更加小心。
　　
　　抵制日货是没有任何借口的，日本人外出一般住日本人自己在海外开的旅馆，进自己本国人的餐馆，不购物的，中国例外(受中国文化影响深，中国的文化传播方式有待提高)，日本抵制他国货物的水平从来就很高，教育内容中也一直宣传。当然在本国产品成为世界一流产品后就不存在这问题了。所以中国人购物最好讲究实用而不是迷恋于外国品牌，支持本国产品当然应该，只要能够用就应该首先选择本国产品，如果没有选择外国也未尝不可，不要走极端，但要实用，省下来的品牌差价正好支援中国教育。不过我知道日本人不抵制原材料。张维迎是没见识国日本人抵制外国货还是脑子有病啊。不学经济史的人不要做经济老师。
　　
　　改革当然要受到约束，不受到约束还是改革吗。即使是革命也要受到约束，否则不成了暴乱了。
　　
　　意识形态当然是有准则的，没有准则能够成为意识形态吗，那只能称为原始。就象搞经济必须讲究道德约束和法律约束一样。否则资本主义国家还会有经济这个词吗，顾准不是讲资本主义是一种法权体系吗，既然是体系就必然有约束，无非是缓慢修改形成另外一种约束。张维迎在搞词汇游戏呢。中国的意识形态当然是典型的儒道法并用。
　　
　　权力结构当然有约束，对权力结构本身的约束和对权力结构所针对对向进行约束，无非是约束的范围对象变化而已。不要权力结构约束算什么。
　　
　　知识约束。这是必然的，即使是张维迎本身来看，他对经济历史学得就够糟糕的，他以他糟糕的知识挑战常识，引导别人进行改革，不懂的人听不懂，不愿意跟着他，比他懂得多的人反对他，这也很奇怪吗。张维迎本身不愿意对大众解释清楚，要么他根本没有这水平对大众解释清楚，凭什么要大家听他的？？
　　
　　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
　　
　　对他上面这两条我懒得回答，他自己胡说得已经够多了。
　　
　　看中国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背景，什么叫全球化？不可能有什么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国家为了自己利益提出的一个口号而已，不过是商品交流的一种手段，用这个口号蛊惑人心，打压别人的产业和就业。张维迎先生，你说你看了愚蠢小猪的书，我相信，你也和他谈话了，我知道；他书中提出的为什么劳动力没有全球化，你到底是怎么看的，中国的劳动力能够全球化吗？你对中国人也这么照搬外国的东西，在其中选择你需要的，而故意漏掉一段吗。中国就是不能成为原料基地，中国人口太多，为了中国人的生存，中国必须搞高科技换资源，像日本一样。毛主席当年对中国用很多粮食换苏联电机很痛心，那是没办法，但他建国后就坚定不移地要把中国搞成工业国家也是这个原因。他的微观经济不好，并不妨碍他的建国思想路线的正确。全球化的利大利弊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衡量的，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能够简单衡量得出来的，保护民族工业，以技术换资源是基本路线，绝对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全球化利弊说得再绕口令也绕不开这一条。
　　
　　学术研究是要讲究独立，但独立不等于坚持公知的错误，就像有人一定要把秦桧说成是好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一样。设计不出方案就把别人反对的方案拿出来，说是学术独立。没有水平就是没有水平。自己拥有话语权，公然藐视其他学者，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藐视平民的看法本身就是否定传统。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容不下别人的反对意见，也没有吸收他人观点形成自己风格的能力，反驳不过别人就说别人无耻也太差劲了。担任独立董事居然说友情难却也太藐视商业道德了。藐视道德居然还当大学教授，古人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师准则也太被北大所藐视了。

“药品价格被压低就会使好的国产药消失，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药品出厂价格本来就不高，层层回扣高得惊人，减少一两层回扣也会使好的药消失？即使我保留两层，药厂也不会有任何损失。”，真如楼上有人说，药品价格被压低会不会使好的国产药消失，这到药店和医院一问就清楚，大概张维迎还不至于那么笨，睁眼说瞎话

张维迎在文章里有提到抵制日货么？如果我根本买见过你，而四处对人说你头上有癞疮疤，你愿意么？

关于全球化，您不妨睁眼看看，那些抵制开放，闭门造车的国家，有几个在经济上有出息的？中国现在的经济成就，又有多少和全球化无关？

“学术研究是要讲究独立，但独立不等于坚持公知的错误，就像有人一定要把秦桧说成是好人，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一样。设计不出方案就把别人反对的方案拿出来，说是学术独立。没有水平就是没有水平。自己拥有话语权，公然藐视其他学者，以大学教授的身份藐视平民的看法本身就是否定传统。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容不下别人的反对意见，也没有吸收他人观点形成自己风格的能力，反驳不过别人就说别人无耻也太差劲了。担任独立董事居然说友情难却也太藐视商业道德了。藐视道德居然还当大学教授，古人的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师准则也太被北大所藐视了。
”，这里面除了满篇的毫无根据的指责，敢问还有什么实质内容？谁容不下别人的反对意见了？如果说你容不下和你不同的意见恐怕没有冤枉你罢？教授担任独立董事怎么了？您不妨去查查独立董事制度的来源，作用，再下结论不迟。小人之心！

《评张维迎对中国改革的不理性思考》

顾可尾

　　看了张维迎的《对中国改革的理性思考》一文，觉得张维迎缺少理性，在此按照他的思路，指出他不理性的地方并说明我的观点。


　　关于理性思考

　　张维迎在其文章《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开篇即当前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下了一个很不好的结论，他说：“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这无疑是一个败笔，因为，张维迎得出这个结论，已经表明了谈着理性的张维迎并不理性。如果不能从大众的声音中抽象出某些本质的、有益的内容，而只是凭“直觉判断”去轻率地下结论，那是无论如何称不上理性的。

　　张维迎列出了他认为的四条理性思考内容。其一，是要超脱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其实，换位思考也相当于没有摆脱“地位、身份、利益”，但这里不纠缠于这些小节。这里要说的是，关于改革的讨论中，依我看来，固然有某种情绪的宣泻，但如果理性地看待不同意见，就会发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是为了改革发展大业少走弯路。张维迎应该做的，其实只是摆脱自诩的学者“地位、身份”，认真地参与进来，求得对我们的改革和发展有益的结论。顺便说一句，张维迎的这一篇文章，较为系统地谈了自己对改革的“理性思考”，是件值得肯定的事。

　　张维迎关于理性思考的第二条内容是，要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这一条内容不错。但是，想问张维迎的是，当初的医疗改革，是可行不可行？进一步，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事，是可行不可行？这里引出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当初邓小平关于改革如果出了两极分化就算失败的断言，是否成立？这涉及到中国今后是否会重蹈拉美覆辄的大是大非，它的解决之道，当然不会出自西方的理论，而是深深藏于中国这块土地上。张维迎应该理性思考的问题是，两极分化，在中国是可行还是不可行？

　　张维迎的第三条内容是，“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讲事实，摆道理”，不能光靠直觉。这一条是常识，但是张维迎举的例子不妥。他说国家用行政办法把药品的价格压低后，许多效果不错的国产药从市场上消失了，患者不得不付更高的价格使用进口药。这只是一个现象，如果国家对效果好的药品进行补偿呢，会如何？这里张维迎先不要急着用经济理论来指出这种补偿是多么地没效率，倒是应该理性地想想，在效率和百姓看病这二者间，究竟应该做何取舍？这里，张维迎必须想到他上面所说的第二条内容，不能把不可行的理想目标用来反对这种措施。这里张维迎还举了另一个例子：“平均而言，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百姓就业越难”。这里张维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如果说和国有企业的多少有关，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不是国有企业的比重，而应该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比其他性质企业具有了之前所没有的劣势。比如，东北的国有企业是无论如何不能和江浙的私有企业在效率方面相比的，其中固有所有制的影响，也有个改革开放先后的问题，还有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问题，等等。因此，张维迎的大概是国有企业效率低因而不太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逻辑，至少是缺乏理性的。

　　这里要和张维迎说说大众的情绪。张维迎强调了“案例分析必须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用个别案例推出一般结论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强调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所左右”。这句话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其实，理性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完全可以不惧怕大众的情绪。大众的情绪已经不再是“个别案例”，它往往是对一种经济政策后果态度的大样本，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情绪。比如，在目前的争论中，尽管张维迎等认为是一种“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可是理性地透过所谓的情绪发泄，张维迎难道没有看出来，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的恶化、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不振等一系列因素的担忧才是本质？正是这种所谓的“情绪发泄”，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经济主张的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张维迎要做的仅仅是，从大众的情绪这个并非“个别案例”的大样本中，提炼出有益的结论。但很遗憾，张维迎不肯理性地对待大众的情绪，缺少了理性的科学精神。

　　第四条内容是，“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这里张维迎说得很空泛，他语焉不详地大谈不应该为了“感情上求得一些平衡”而向后看，不知是否有所指，不去评论。但前和后的关系，却必须向张维迎指出。过度地超前，结果就是后退。过度地后退，结果就是超前。这就恰如市场价格的形成过程，那其实只是一种力量的平衡。如果我们在不该进的时候进了，结果只能是向后；如果我们不该退的时候退了，结果只能是向前。如果张维迎真的是个理性思考的人，倒是应该反过来想想，当大众有所谓“后退”的情绪时，是不是自己的主张激进得犯了错误呢？我认为，真实的情况正是如此。

　　从以上看来，张维迎并没有真正的进入理性思考。这里，我还想为张维迎补充另外两条我认为格外重要的理性思考内容。

　　首先，是理性思考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搞空中楼阁似的空头理论。中国的实际情况很简单，人多，资本相对稀缺，人均收入不高，目前还要加上一条收入分配已经恶化。

　　其次，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系，社会系统是经济系统的运行环境，如果说那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物质的丰富而足以保证社会的稳定，从面经济学家可以只专注于经济系统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则决不可如此行事。我们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改革大业，其中充满了剧烈的利益调整，经济系统的任何变化，都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社会系统。而反过来，社会系统的变化又会制约经济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视野，理当要比西方经济理论更为宽广，否则便不是理性的思考而是盲目的照搬，注定要出问题。


　　评张维迎的“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

　　张维迎在其文章第二节“中国改革的三个约束条件”中，花了不少篇幅谈他所谓的三个约束条件。但纵观全文，这一部份内容相对独立，不过是张维迎在痛诉改革受到的三种制约。既然是理性思考，或许张维迎这样做是为了力求在今后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进吧。但是哪怕做这样的理解，对张维迎的有些说法实在是不能认同。

　　首先要顺便指出，张维迎作为学者，不宜滥用“约束条件”这个词。在数学中，在经济模型里，约束条件是指诸变量之间必须遵循的条件，而张维迎在这里明明是想说改革要打破的阻力，却用了“约束条件”一词，实为不妥。我不能跟张维迎犯同样的低级错误，因此，在下面的行文中，我将不在张维迎“约束条件”的意义上用这个词汇。

　　张维迎断言：“中国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三个重要约束：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和知识约束。这三个约束有关对改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这三个方面恰好是改革的目标。从改革开始，就有放权的特征，不仅放权，还增设加强了为市场服务的部门。意识形态方面确有反复，但关于真理的讨论和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断言都很大程度地淡化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而此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张维迎等的鼓吹中已经严重淡化。而知识真的缺少吗？不，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书本二是实践。不知道张维迎所谓的知识缺乏是指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能缺乏知识？如果说非要把西方关于市场的教义当成知识，张维迎显然是错了，那恰恰可能只是一种愚昧的盲从而不是知识。但不论怎么样，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西方经济学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知识殿堂。

　　张维迎在论述他所谓的“权力约束”时，最后一句话颇有意思，他认为90年代以后“‘深化改革’也就很容易变成一些政府部门重新攫取权力的借口。”看来，张维迎认为是政府权力的分割使得“既得利益部门”可以自行其是，因而影响了“深化改革”。这里张维迎显得极不理性，用枝节掩盖真实情况。事实是，收入分配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内需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同时，医改宣告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张维迎等仍不遗余力要求政府减少权力而将问题扔给市场，结果会如何？结果是，张维迎主张的MBO继续推行，结果是国企被吐痰被妖魔化，结果是张维迎赞扬着“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也善待着张维迎的同时老百姓看不上病了。张维迎不用讳言，市场短期内就是要恶化收入分配的东西，而中国的收入分配是不能恶化的，因此政府的权力是必须的，这是一个唯一足以制约市场这把双刃剑的负面作用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因素。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是如此，直到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消除了贫困的水平，只是在那时候，张维迎或许可以如愿以偿。

　　因此，政府权力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约束条件，只要这权力顺应了社会这个大系统的稳定，它就是必须的，这是张维迎的一切经济主张所必须遵循的硬约束。

　　关于意识形态约束，张维迎显然又抹煞了事实。事实上，抽象的形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很长一段时间已经不复存在。而只要大谈改革，只要如张维迎般摆出改革的姿态，只要对现有体制进行猛烈的抨击，只要对西方体制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和吹嘘，就可以成为名利双收的经济学家。一时间，“改革”一词甚至成了某些人投机钻营的利器。在这种情况下，张维迎就公然敢鼓吹往国资里吐痰，敢公然说官员索取剩余是帕累托最优，他哪里受到一点点意识形态方面的制约了？

　　而现在张维迎主动来说意识形态了。我想指出的是，在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前所未有的责难时，张维迎提出了“意识形态约束”，这现象其实是对张维迎的一种深刻的嘲讽。意识形态，它无论如何只是上层建筑，当张维迎们的主张使得贫富差距拉大，使得经济前景堪忧，使得社会失谐后，自然会在意识形态上有相应的反映。那就是对张维迎等的经济主张的批评和拒绝。而作为一个学者，不肯理性地去反省，却借用意识形态来文过饰非，说什么“使得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说什么由于“用意识形态的棍子打人”因而不同的意见没有摆在桌面上，对此我只能说是张维迎缺失理性。当张维迎公然往国资里吐痰时，他为什么不提意识形态？

　　张维迎主张“我们必须有更大胆的理论创新”。理论总是不断创新的，要提醒张维迎的是，创新是源自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对西方的模仿和照搬。还要告诉张维迎这样的经济学家，西方成功的案例，并不足以说明成功的必然，同样，拉美失败的案例，也没有说明失败的必然。中国的改革发展，规律源自于自身，不要盲目崇洋。

　　我说的不要盲目崇洋，是指只知道卖弄西方教义的所谓知识。知识约束，是张维迎特别强调的“三个约束条件”之一。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经济学家动辄用西方的体制做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体制，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对，然后主张向西方的体制看齐。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西方的书本一时间就成了知识的来源，卖弄几句西方学者的语言就成了学问的像征。这是知识吗？不，这是愚昧！

　　真正的知识，张维迎并没有提到。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胡锦涛同志最近提出要让每个人分享发展的成果。这就是知识，这就是符合中国这块土地特点的真知灼见。依我看来，张维迎等经济学家正是缺少了这方面的知识，眼睛狭隘地只盯在西方定义的效率标准上而忽视了社会系统对经济系统的作用。对此，点到为止，暂不展开。

　　还要指出，只知道按西方的制度标准指斥中国现行体制的不是，然后主张进一步的变革不是知识，只是知识贫乏的表现。作为经济学家必须交代清楚如何从现有体制状况出发，要经历哪些困难，在多长的时间里用什么样的手段，才可以在保证社会经济系统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达到新的体制状态，这才是知识。经济学家们应该扪心自问，你们做到了吗？“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我们涌现出不少只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兜圈子的所谓的经济学家，可是我们至今却仍在摸石头过河，这是不是知识的缺失？


　　关于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

　　应该说，张维迎在谈到利益补偿问题时，还是比较客观。但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张维迎论述中的两个不足。

　　1，首先是利益补偿必须放在更大的框架中考虑，那就是我们改革的前提是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我们要走的最终是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客观规律。任何在改革过程中无视收入分配变化要通过两极分化促成所谓的效率的做法，必定碰得头破血流。在这一点上，要尤其警惕西方的说教。比如总被经济学家们提到的索罗—斯旺模型和关于收入分配的U字型规律，就是一个不能盲目轻信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劳动力的转移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两极分化，势必破坏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等到资本向资本稀缺地区的转移。

　　2，补偿的来源。补偿，无论如何只是从一部人手中把财富转移到应该获得补偿的人手中。目前的情况是，收入分配已经高度恶化。在这个基本事实上，补偿必须不仅仅只是一种利益受损的补偿，它还应该含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意义。补偿政策，包括其他方面的政策，都应该有意识地体现这个客观要求。富人们应该有责任和义务改在改善我们的收入分配方面尽力。举例来说，所得税应该进一步加大累进的强度，春运期间火车票不宜提价，医疗改革和某些福利制的改革要暂缓，等等。

　　张维迎在谈补偿问题时，最后有一句不负责的话，他强调：“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这里，张维迎似乎又犯了老毛病，又在强调体制而忽视了体制的目的和上面所说的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大前提。改革是一个过程，其间有不断的利益调整，张维迎的一次性补偿之说，从何说起？改革是向市场化体制的趋近，它的每一次变化必然带来利益的调整。不论是何种样体制，不论是从公平的意义上还是从保证社会稳定的实用意义上还是从改革的目的来说，只要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补偿这种手段就将出现也必须出现。

　　这里要和张维迎说说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艾哈德曾经说过，毋宁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讨论如何分配，不如把蛋糕作大。我们的改革，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说，却正是要改变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以换得效率的提高。这里，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因，而效率的提高是果，每一项改革都体现的是这个因果关系。应该指出，在这一点上，张维迎持的却是相反的看法，他强调的是蛋糕的做大后再来改善收入分配，也就是和艾哈德的看法形式上一致。可是实质上张维迎和艾哈德的意思却是相反，因为，他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背离了事实，是他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如何分配。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和这种不求实的认识不无关系。都只一味强调效率的提高可以做大蛋糕，却根本忽视了蛋糕的增大是以收入分配的恶化为代价的。日积月累，收入分配焉得不恶化到超越国际警戒线的程度？

　　在这个认识上，我们就可以说，补偿甚至不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先不改，就在当前的体制状态下在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发展，当人均收入提高承受能力增强后，再来推进一步的改革，即改变收入分配，会如何？承受力既强，又何来补偿一说？这就是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的一个侧面。之所以指出这点，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只知道改革对发展的促进而根本看不见发展对改革的促进和制约。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解艾哈德那句话的准确含义。


　　关于“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

　　张维迎在其文章标题为“发展是消灭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的硬道理”的第三段中，花了较多篇幅说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他的结论是，“即使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论，机会均等也比结果均等更符合社会主义”。这里要指出，张维迎错了。

　　其实不必去说罗尔斯，只消看看目前的实际情况就可以了。实际情况是，来自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到了必须警戒的程度，甚至有说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6的。而下岗工人，城市贫民，失去土地的农民，看不起病的群体，买不起房子的家庭，上不起学的孩子等一系列问题，都已经存在。在这个时候，应该重视的究竟是机会的均等还是收入分配的结果？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这是唯一的选择。

　　所谓的机会均等，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话。事实上，劳动力过剩，资本相对缺乏，哪有什么机会均等？贫穷的人要去银行贷款，在无力提供任何资产担保的情况下，又哪里可以跟拥有大量家财的富人比机会？在西部人均收入相当低的地方，市场规模弱小，又哪里有吸引资本流过去的机会？

　　张维迎在机会和平等的认识上是不客观的，僵化的，不过是重复了国外关于公平和效率的某些看法而已，完全偏离了中国的实际。事实上，中国的改革是从平均化的分配模式开始的，当时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是正确的。但是情况在发生变化，当收入分配的结果已经严重恶化时，再强调效率就是不对的。如前所述，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必须要在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大前提下进行，任何经济理论也无法与这个大前提抗衡。在这个大前提下，任何经济理论都是苍白的，必须屈从于这个大前提。目前的情况是，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最重要的事，公平的重要性超越了效率。这一点，不因西方的说教而改变。

　　发展是硬道理，这没有错，至少从长期来看是这样。但条件就是：一，在这个长期过程中我们保证了改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二，我们有妥善的共同富裕的调控政策。像张维迎这样抽象空洞地议论，没有意义。如果经济学家想产生真正有益的经济政策建议，就要直面现实，更多地理性考虑如何保证我们在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在文章中，张维迎提到他的研究结果，但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确实是恶化了。就我而言，不相信张维迎的研究而认可其他的结论。张维迎文中还提到陈志武的跨国资料研究，我已经撰文批驳，在此不再赘述。

　　看一个例子。张维迎在文中提到把机会均等（也就是效率）放在优先地位时说到“给穷人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他认为，“即使对低收入阶层而言，学费虽高但有机会上大学比学费虽低但没有机会上学要更好”。这里又表现出张维迎逻辑上的混乱，既然低收入阶层已经上不起大学，哪里还有什么机会？这样的机会平等，岂不是骗人的鬼话？在一切都市场化的时候，机会无疑是不光顾穷人的。比如，穷人打官司能不能打得起就是一个问题，再如上面所举出的，穷人有再好的致富门路，贷款的机会却只是提供给富人。

　　张维迎最后“进一步”了，他质问道：“要增加教育经费，政府必须增加财政支出，但没有民营企业缴纳的大量税收，政府的收入从何而来？”要想反问张维迎，民营企业因何发展起来？仅仅用企业家的才能来解释从而把他们认定为对社会做出了贡献的人吗？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未见得高过国外企业家，可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却取得了令国外同行目瞪口呆的发展成就。这是因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地，不是因为这块土地上廉价的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了显身手的良好条件吗？先富起来的人理当回馈社会。为了解决当前收入分配已经恶化的问题，加强政府税收，理所当然。


　　看待中国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

　　张维迎在谈到“看待中国的问题不能离开全球化的大背景”时，提到了全球化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举了个例：“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工资的1/40左右，但外企工作的中国高级白领的工资达到美国同等白领的1/3到1/2，甚至更高”。并且自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想通过税收手段把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压下来，就会导致大量脑力外流，中国企业就不可能走向国际；而如果把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提的太高，中国企业就失去了成本优势，大量企业就会垮掉，外资企业也会转走他国。民营企业家和高级人才可以移民海外，而普通工人只能回家，对后者的伤害更大。”

　　张维迎以此来解释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是不负责的。首先，外企数量有限，不是问题的重点。第二，重点是，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并不会因为提高劳动力工资而丧失。提高工资并不意味着取消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而只是适当提高了这个成本，并且有促使企业在其他方面追求创新的作用。第三，外资看重的，固然有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个因素，更重要的却是中国这个迅速扩大的市场。

　　除了在认识上的这几个问题外，张维迎显然又偏离了现实。事实上，民工荒不时出现，意味着什么？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是资本已经开始向资本稀缺地区转移了呢，还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只能停留在长期成本曲线上？完全与张维迎的主张相反，事实是，不少地区已经不得不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

　　张维迎又断言：“有关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现在必须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讨论。比如说，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因为否则的话，中国的企业垮了，最后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普通民众”。我们为什么要卷进全球化？在全球化和我们的社会稳定之间，我们做何取舍？没有我们社会的稳定，我们能参与全球化吗？不知道张维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这里张维迎明显遇到了一个自己无意中设置的真正的难题。如他自己所说，改革要补偿，但是全球化又要求“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绝不能以牺牲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为代价”，这里有没有一个平衡点，张维迎的真正主张究竟是什么样的？

　　这里想告诉张维迎的是，参与所谓全球化只是一种手段，如果这种全球化的结果是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和谐与稳定，就要坚决拒绝。挟全球化之威来唬人的做法，实在可笑。

　　张维迎你理性地考虑过没有，我们的内需不振，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70%，国内的经济增长靠投资需求拉动因而不可能持久，而收入分配却已经恶化。同时，美元持续加息，美国的外贸赤字和政府赤字居高不下。如果这时候美国经济突然发生了衰退危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的内需因为收入分配的改善而提振，如果我们的社会因为收入分配的改善而更加稳定和谐，那么在可能发生的国际风险袭来时，我们才可以从容应对。

　　因此，国内近来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的反思，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点，张维迎倒是应该理性地思考一番才是。


　　学术还是盲从？

　　张维迎的理性思考的最后一段，是关于“从学术到政策”。张维迎在这里显得没有理性。这里要指出以下几点。

　　关于“如果我们不削减政府的权力，腐败现象就不可避免”。这首先不是科学，因为我可以举出一个反例，那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权力更大，但腐败相对很少。其次，哪怕张维迎再加上“在现在的条件下”作为前提，也仍然未能说明必然性。因为，如果我们加强法制，比如增加对贪污的惩处力度，增加对行贿罪的惩处力度，权力和腐败未见得就有必然的联系。从这里看来，我几乎要怀疑张维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至少，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其错误在于，忽略了结论产生的前提条件可以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属于以偏带全

　　这只是一个例子。张维迎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学术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能用投票来决定。”这里实在不能不说几句。首先，学术观点是需要按一定标准来判断正确与否的。其次，投票在一定的条件下本身是一种判断过程。第三，当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取得多数人的赞同时，投票是必要的。第四，虽然“多数人赞同的理论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但是多数人赞同的理论常常是正确的理论。

　　张维迎最后很坚决地说道：“无论制定政策的政治过程如何，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可以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偏好，所以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这是事实，可惜又犯了空泛的错误。这里要和张维迎说说市场。市场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交换场所，任何加强市场的行为，在收入分配已经恶化的今天，都有可能将部分人淘汰出市场，尽管市场中的参与者都可能实现了最优。不久前的医疗体制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医疗费用提高后，有些人被逐出了市场，有些人却享受了更好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收入。那么，我们能把有些人逐出市场吗？不能。因此就有了上面张维迎自己也承认的补偿问题。张维迎你为什么一定要立足于“任何政策都会有人不满意”这个基本判断？在收入分配恶化，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不振的条件下，我们就不能有让所有的人都满意的政策？

　　请张维迎记住，任何迷信全球化和西方经济教义的食洋不化的主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都不是学术而只是愚昧！

希望中国的改革继续进行，对国民有实惠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