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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看到邹恒甫的名字是1996年夏。我被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讲座。经济所的人告诉我，跟我一起做讲座的还有邹恒甫和余永定。余是我在牛津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张维迎和华生等一帮国内牛人都集中在了牛津。
1996年我已经是英国的副教授，正在争取正教授，所以自己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没有把邹放在眼里。可是没有想到，10年以后，邹却变成了国内红极一时的‘狂人经济学家’。
邹大胆的挑战被国内经济学界认为是泰斗式的两大人物：林毅夫和张维迎。他说，张维迎不入流，林毅夫最多也是三流的经济学家。他的观点，被香港的丁学良跨大为‘中国最多只有5位经济学家。’
从吸引眼球的角度看问题，邹和丁都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比较客观的看问题，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最少有两点不大妥当。
首先，好的经济学家不光是他们能否发表几篇由美英国家控制的顶尖杂志的文章所确定。当然，要当好的经济学家，在这些杂志发文章很重要。但是，这不等于发了这样的文章你就一定是最好的经济学家。相反，不在这种杂志发文章的人，不一定就成不了一流的经济学家。例如，阿瑟-刘易斯得到诺奖的文章，就是发在现在已经不是很有名的《曼彻斯特学派》。而李特和莫里斯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文章，却没有正式发表，只是剑桥大学的讨论稿。其实，那些顶尖杂志的文章，最少有90%以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所以，衡量一个人的影响，成就和贡献，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片面的。香港的许多大学，就是片面的追求发那些杂志的文章，大陆现在也学这一套。这种做法，有其优点，那就是比较透明，比较有可比性。但是，这种做法却压制了一些最有原创性的研究，永远都拿不到诺贝尔奖。
邹和丁，还有许多人，都是这样来看问题的。因此，在他们眼里，好的经济学家不多，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那些在西方被认为是好的模型，在中国可能一点价值都没有。比较客观的办法，就是利用西方一些好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同时，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社会习惯，跟西方相比，有许多特殊的地方。要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就必须考虑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例如，在英国，牛津和剑桥可以自主招生，没有腐败。在中国，北大和清华就不可以自主招生，因为，那样肯定会出大量的腐败。
张维迎可能在国外发表文章比较少，起码没有邹多，这是事实。但这不等于张维迎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经济学家。因为，他对中国的许多经济问题，分析的还是比较到位和有深度的。邹恒甫可能对西方的数学方法比较老道，所以发的英文文章多一些，但这不等于他就一定比张维迎更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
林毅夫属于既能发表国外顶尖杂志文章，也能对中国经济深入了解的学者，难能可贵。他可以说是大才，我们必须尊重他。林毅夫对中国一直是很正面的，我认为他有一颗爱国情怀，对人对事都非常平和。他的有些判断，例如说中国还有20年的高增长，可能是过于乐观些，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否定他，甚至攻击他。用这种求全求美的态度，来对待这样一位难得的经济学家，是很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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