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循环论证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社会成本问题》第六部分The cost of Market Transactions Taken into Account中，我顺了一下作者的逻辑，发现似乎是循环论证，请各位指正：

作者首先提出由于真实世界存在交易成本，所以权利的初始配置会影响最终的经济效率；接下来，作者就提出了降低交易成本的办法，一种就是用企业来代替市场，这在作者的《企业的本质》一文中有详细的说明，但由于企业也存在一定的边界，所以有时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也存在较大的交易成本，于是作者又提出了用政府的行政指令来代替企业和市场，认为有时候政府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有效工具。

我的问题在于：政府指令是如何作用于经济活动呢？很明显是通过制定规则来限制或准入，这时候政府实际上也是在进行权利界定的工作，允许谁进入或禁止谁进入，不也是一种权利初始配置的工作吗？那么这又回到了本章的开始，就是法院对权利的界定上，这是不是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呢？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1 回帖

关键词：社会成本问题 循环论证 社会成本 Transactions Transaction 讨论 社会 循环论证

楼上的精神倒是可嘉。不过你看问题却没有抓住应该看到的重点。

科斯主要的中心是在于，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权力的初始界定会影响效率结果。对于这些交易成本可能存在不同的治理模式，企业和市场是可选择的选择之一。

事实上，企业的本质是一种科层体系，（关于科层体系的作用机制，可以参见威廉姆森等人的论著），而政府也是这么一种体系。因此你说的政府可能采取的手段，的确是存在的，但未必全面。

另外，虽然交易成本的存在对经济效率产生影响，但不同的权力配置却可以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产权理论已经有了很好的分析)，这里科斯强调政府的可能作用也是正确的。

总结一下，科斯的目标在于强调交易成本的存在，不同的权力安排的作用。

楼上说的有理，但我的意思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影响效率，所以想到不同的权利配置的方式，试图减小交易成本，于是提到了市场、企业和政府，但是政府本身就是权利的界定者，那问题不又回到开始了吗

权力的初始界定不一定是由政府来完成的。这一点，可以参见在某些原始社会中的产权的界定过程（很抱歉具体的文献我记不得了）。

在任何一种产权配置下（即使这种产权配置是由政府完成的），不同的治理结构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上仍然存在差异！

政府也许在某些方面发挥了界定产权的作用，但政府行为的多纬度性，使得它依然在其他某些方面可以对交易成本的降低产生影响。（这既可能源于政府不同的行为，也可能源于交易成本的不同来源，毕竟产权配置只是引起交易成本的一个方面）

以下是引用colinzc在2007-3-26 21:50:00的发言：

楼上说的有理，但我的意思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影响效率，所以想到不同的权利配置的方式，试图减小交易成本，于是提到了市场、企业和政府，但是政府本身就是权利的界定者，那问题不又回到开始了吗

呵。楼主的问题有点怪。不考虑其他产权界定方式（界定力量）。单纯考虑或假定只有政府提供产权界定。政府是产权的初始界定者，由于存在交易费用，初始界定影响效率，为了提高效率，需建立低交易费用的产权，以此为思路判断政府的初始界定是否合理，然后决定变更方向。由于不考虑其他产权界定方式，如果初始产权界定所导致的交易费用偏高，在变更产权时，政府仍然是新的产权的初始界定者。个人觉得不存在回到开始的循环论证问题。

青雪叮当的回答比我简洁多了。

呵呵，我明白了，谢谢楼上两位哦！

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案例中，商家和钉子户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无法达成协定，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于是通过法律重新界定权利，要求钉子户强拆，这样的做法似乎和科斯定理描述的一致，但是和物权法的精神一致吗？如果这个判决有道理，那么虽然总的利益得到了增加，但在利益的分配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因为科斯只说了分配取决于当事双方的谈判能力，那么很可能双方的谈判能力很不对等，这样岂不是穷人的利益就得不到维护了吗？

呵呵，先做这样一个假定：在这次搬迁中，政府、商家、法院之间不存在勾结。换言之，假定这是一次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

然后，回想这样一个画面，你应该在很多电影里见过：警察追犯人，犯人开车逃跑。警察“抢”行人车辆。理由：现在代表政府征用你的车。你认为警察的行为违背了《物权法》吗？回答就在其中了。

科斯在社会成本中传递了这样一个思想：侵害是相互的。（是说外部性的侵害，不是抢劫之类的侵害）侵害固然造成了损失。制止侵害同样造成损失。产权界定实际上是在寻找最小成本的规避者。也就是说，准许侵害，或者制止侵害，那种规定更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谁更能以最小的成本承担这种被规约的责任。

仍坚持上面的假定。

钉子户与商家的谈判难以达成在于土地的未来收益。该赔偿给住家户的钱数究竟应该包括什么。当前这块地的价值，房屋的价值，未来购买房屋的差价补偿，还是需要包括未来这块土地的增值。显然，作为住家户，土地的价值会低于商业价值。那么关于未来土地的价值双方分配的原则应该是什么，才能被双方、观者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考虑未来土地价值的分配，要不要考虑未来土地开发的风险分担？钉子户也许只看到未来土地的价值。而商家需要考虑开发成本和风险。

商家究竟是在购买当前这块地的产权价值，还是在购买未来这块地的产权价值。住家户出售的究竟又是什么，是当前土地的产权价值，还是未来的。我不是站在任何一方去讨论，尤其不是站在商家，只是想说，契约难以达成，也许在于土地征用的赔偿金额本身应该包括，这个内容本身也许就是不明确的。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也许才能说交易价格是否合理。利益分配是否公平。至少我这样认为。

不知道你所说的谈判，这个案例中的谈判是指谁和谁之间。如果是住家户和商家之间，坚持前面的假定，他们是平等的。价格不合意，住家户可以选择作钉子户，商家选择诉诸法院。无所谓谁持有强势谈判权。

如果是政府、住家户、商家三者之间。也许不能被定义为完全意义上的谈判。政府被赋予单方产权界定权，有权要求住家户接受赔款，强制其搬迁。或者有权要求商家增加赔偿金额，否则住家户可以不搬迁。这是裁决。因为，任何被裁决的一方都可以不满，可以继续上诉，但必然有最后裁决，并被强制执行。当然，仍然可以认为这是谈判。政府与社会个体的谈判，社会个体如何实现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呵，不去论及了。

回到案例本身，如果说政府裁决是否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违反了物权法的精神，前面说过我个人的看法了。

如果放弃所做假定，则是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