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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拉美经济在战后一度创造了辉煌，但是70年代后期开始，陷入了停滞。公认的原因是，进口替代战略导致失败具有必然性，其他的原因包括制度缺陷，宏观经济不稳定，经济自由化等等。不过较少注意到的是，拉美的土地制度和工业化进程被打断这两件事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樊纲的研究表明，拉美在超前的提高福利水平，向欧洲国家看起，造成了福利负担过高，债务率上升，有大量举借外债，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由不得不通过贬值缓解债务危机，结果却爆发了高通胀。樊纲分析问题的起点是拉美的民粹主义迫使国家实行高福利，其他现象都是“福利赶超”的后果。笔者关注的是，拉美ZF的高福利支出和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这是经济停滞的一个原因。
以往的经济经济理论和政策讨论，都把小农经济视为是缺乏效率的，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产业化经营才被看做是有效率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讨论中，也是如此。小农代表了保守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思想上是保守的，封建社会的小农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这和马克思主义建设公有制社会的目标是有深刻冲突的。在意识形态上，小农代表落后观念，和自私自立，缺乏组织纪律性相联系。可是这种分析存在很大缺陷，和现实完全不相符。考察一下二战以来各国发展的经验，就会发现，在工业化程度提高最快的国家，尤其是东亚，普遍都搞过土地改革，赋予了农民家庭以土地使用权或者所有权，小农而不是大农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在东亚中国和日韩台都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结果是早期的农业发展为工业提供了资金，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剪刀差为快速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的市场才能扩大，也能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台湾、韩国的农业生产无不具有很高的生产率，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改革完成之后，释放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业本身完全可以是劳动密集的，亚洲属于人口密集的地区，因而它的农业很难发展成搞资本密投入，大农场的模式。一项对韩国自60年代以来的的农村经营方式的研究发现，小农的生产方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没有明显的减少，虽然韩国至迟已经在80年代末期实现了工业化。可见小农本身是有很强的生命力，不容易因工业化的发展而被排挤出去。对发达国家的研究也发现，农场面积的平均规模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显著上升。
拉美的存在的问题和土地过度集中密切相关。历史上的拉美长期受西方殖民，殖民者的活动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基础，在农业上普遍存在种植园经济，有产者占人口的比例极低，大量的人口都是贫苦的劳动者。拉美在告别殖民地之后，仍然没有完成社会改造，很多旧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拉美国家实行的土地各该时断时续，很不彻底，这是因为土地所有者的势力过于强大，ZF能力低下。同时拉美的工业化水平提高较慢，工业部门不能为资本提供足够的利润，也导致土地成为富人保有财产的重要选择。迄今为止，拉美很多国家的土地分配都是高度不均，大土地所有制在拉美仍然非常普遍，大农场比例高，占有了很大份额的土地。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土地分配，导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很早就进入了农村，拉美的城市化比率很高，远远超出亚洲，但是过早的城市化完全脱离了工业发展，工业创造出来的财富不足以支撑过多的城市人口，因而出现了城市病，成为拉美的一大负担。
盲目急进的城市化，虽然把农村如潮水般地吸引到了城市，但是就业创造能力却很低下，拉美国家普遍失业率很高。工业部门发展缓慢，就业创造不足，贫困人口过多，分配差距大，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拉美的民粹主义力量很大，要求ZF为失业者和穷人提供比较高的福利保障，加大了ZF的财政负担。而ZF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地是对工业部门的税收。为了支付福利开支，不得不加大对税负，这又降低了工业投资的回报率，抑制了工业部门的扩张。结果是，在高失业和工业的缓慢发展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工业越是发展缓慢，就越是要承担更重的税负。这就是拉美未能处理好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关系导致的恶果。长期不能走出这个困局。
东亚的状况和拉美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主要依靠进城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拥有土地，离土不离乡，家庭可以为农民工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土地也起到了提供福利保障的作用，这就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可能遇到的风险，降低了保留工资。这是中国能够保持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农民彻底和土地失去联系，那么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从医疗教育到食品，各种费用都无法和农村相比。这种发展模式确实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但是它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却不能不说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反观拉美，农民在农村无敌可种，进入城市由只能处在失业状态，实在是处处都没有着落，无处落脚。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均衡的规律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过去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早日放开农民迁移到城市的闸门，制造了不公平，但是，如果闸门早日放开，工资早已就长得很高，就不可能有数百万的农民工在城市中建起高楼大厦，中国也不能可能出现今日的繁荣。你可以说繁荣的代价很高，但是你不能说我们本来可以不付出代价就享受到这种繁荣。
未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要定居下来，变成真的市民，也会要求更高的福利，担负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张平认为中国将要从低成本工业化进入到高成本工业化，如何消化这个压力，是对未来发展的一个挑战。
再回到小农经济的问题上，土地经验的过度分散并不必然是低效的，对于人口大国来说，发展劳动密集的经济具有必然性。同时土地具有重要的福利保障功能，小农也是如此。目前有很多人主张土地私有化，以此来推动土地集约经营，鼓励农民进城，但是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审慎对待土地集中。否则只会导致社会负担走骤然加剧，提高农民的面对的经济风险。
赵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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