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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因为只限于教育方法的改革和实验，而回避了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而且是在政治改革滞后、经济改革畸形化情况下，单方面进行教育改革。这样的教育改革必然受到未加改革与约束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干预，甚至控制，其走向形式化，以至变质，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像高仁山先生这样，“超教育而言教育”，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实验，是永远不会走上合理的轨道，没有希望的。
这里要和诸位交谈的，是我的一个研究心得。在讨论教育和其他中国问题时，人们通常说这是体制问题。现在正应该追问：这是什么样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和我们教育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弄清楚了，就可以回答我们教育当中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一个叫“五七体制”，这是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提出的“大权独揽”，统管一切的体制，这个体制之前就有，但是1957年以后，把它完整化、体系化了。其具体内涵有五个层面。一是党和政府不分，党即国家。比如党的各级政法委就是凌驾于作为国家政府部门的法院和公安部门之上。二是军队只属于党，是所谓“党军”。三是不允许有任何不受党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没有独立工会，农会，教师没有独立教师工会，党是唯一者。四，党要管思想、管脑袋。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要让党的思想“进入学校，课堂，进入学生的脑袋”。这其实是说出了当下中国教育的本质的，就是要为党统一全国老百姓和下一代的思想服务。不仅统一思想，还要统一言说方式，以及言说背后的思维方式。多年来高考指挥棒造成的“说大话，假话，空话，华丽、花哨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要求的。其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最后，党的绝对领导要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第一把手上，叫做第一把手专政。昨天马老师发言里那么痛苦的谈到，在他所在的底层学校，一个校长、支部书记就可以肆无忌惮的管你，就因为他拥有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你反他就是反党，你对提意见他就可以宣布你是“反革命暴乱集团”。这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但也很能说明问题，马老师觉得不可理解，其实这样的绝对权力的统管一切，是普遍的，只是马老师所在的底层学校表现得更为露骨而已。这样一种党绝对控制下的、为党管思想服务的教育，就会出现老师们所说的“权力至上”的教育逻辑，大家都要争权力，连普通的老师都会利用自己拥有的有限的权力对学生进行暴力统治，许老师讲得非常深刻，专制成为日常教学生活逻辑了，可以不假思考的这样做，成了习惯。你要违背这个逻辑，你就是异端，他就要把你搞掉。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个权力至上的体制下，我们的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就是绝对的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和市场结合，就造成了真正的两极分化。首先是形成了权贵资本阶级。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就是新的阶级，用社会学的概念，可以叫做新的阶层。当代中国有这样几大阶层：权贵资本阶层，知识精英阶层，私营资本阶层，属于上层社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民工，这是社会的底层。而且每一个阶级（阶层）都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全力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现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问题是弱势群体完全没有任何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掌权者却可以利用不受限制和监督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支配人们行动的，已经不是什么观念，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我同意梁卫星老师的观点，现在中国的教育，已经不是什么教育观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语文教育界有人文论、工具论之争，很多人把我看作人文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开始我也很热心于这样的争论，后来我就慢慢发现，现在很多人讲人文比我还彻底，但是他做的时候却按照他的利益去做。现在支配中国教育行为的，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理想，方法，而是利益；尽管人们依然在口头上大谈各种教育理念的高调。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及的利益链条，占据主导地位的无疑是掌握份额不等的权力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包括不同程度跟着他们以求分得一杯羹的教师，职员，以及各种“吃应试教育饭”的辅助教材的编写者、出版者，补习学校----等等花样百出的利益群体，还有期待通过应试教育达到让孩子往上爬的利益要求的相当部分的家长，以至学生自己。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如果真的要把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多少人饭碗就没有了，那是要跟你拼命的。当年我介入中小学教育，为什么有些人死命要把我赶走，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触犯了他的利益，并不在教育观点上有多大的分歧。我就注意到，当年我的一些批判者早已把我的教育观念拿过去了，比我还彻底；但他仍然不容你，因为你妨碍了他的利益。现在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利益的问题，不是观念问题，也不是方法问题。这是必须首先看清楚的。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改革，包括教育的改革，就要追问：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它的利益需求是什么？谁来主导改革？改革的结果对谁有利？我想到鲁迅的三句话，非常的深刻：“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还没有阔气的要改革”。以此观察当下中国的改革，就有三种：一是曾经的权势者要求于推动的改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到过去，到毛泽东时代，在教育方面就是要恢复“十七年（1949——1966）的教育。二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不愿意改革，缺乏改革的动力。但因为大家都在要求改革，也就把改革的旗帜拿在自己手里，以便通过他主导的改革来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我完全理解梁卫星老师为什么说，他一听到“教育改革”，就头皮发麻，因为今天正是教育领域里的既得利益者在操纵所谓的“教育改革”，这种改革只能继续以新的名目来损害教育弱势群体的利益。我是1998年介入教育改革的，我发现2000年开始，中国教育实行产业化以后，也就是前面说的权力和市场的结合以后，就逐步出现了全面的大溃退，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教育改革”呼声最高的几年，恰好也是最糟糕的几年，教育改革的结果大家都看见了，说一句极端点的话：教育不改还多少能按常识运转，越改越糟。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以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为动力，为主导的。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两大体制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在现行的政治、经济、教育体制下，中国的教育面貌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是每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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