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初论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动力和最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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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中国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最优路径又应该如何？学生这几天对此也进行了一点还不严谨的思索，形成了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在既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下，政府要通过改革和开放来促进比较优势的发挥，同时，从长远考虑，政府要适当的利用后发优势来改善要素禀赋结构。根据这一看法，学生对中国改革的路径进行了以下尝试性的判断：先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来促进经济增长，获取支持改革的力量，增加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为政府干预提供资源，然后尽力解决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问题从而完善金融体系，为比较优势的发挥提供支撑，最后改革土地制度。

关键字：中国发展与改革 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 要素禀赋结构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里，最基础的几个因素是：完善的产权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政治失灵较小的政府。市场机制在配制资源上至今为其他体制所不能替代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如果不存在市场失灵，以效率上讲，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守夜人”的角色。现实中，假设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仍然有干预经济的冲动，这是因为1、政府所关注的目标不仅有效率还有公平2、政府失灵给予了经济参与者刊用政治权利来为自己谋刊的手段。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①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A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B是有着非常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美国。②不存在政府失灵③中国政府的行为目标有：执政、效率、公平。中国为何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其原因在前面的分析中已有阐述，这里不再重复。下面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走什么样的渐进式道路才能实现把政府目标的最大化。

笔者觉得，在转机的过程中，市场应是中心，政府只是起补充作用。在制度层面上，政府应该引入可以在市场机制环境不充分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的制度并辅助它发育完善，而非建立一种与市场机制不相容的制度来替代它，从效率讲，政府应该这样做。面对如此多的有待改变的制度，政府应该从何处突破呢？由于，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中，经济力量源自于比较优势，而经济力量的加强能够在政治上赢得足够多的力量来捍卫有助于其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因而改革的突破口应该在制度变革后能够现实出极强的比较优势的地方。根据中国的要素颤赋结构，笔者觉得这个突破口在于能够充分挖掘出劳动要素比较优势的地方。因此，中国在选择能够政府在效率与公平（或政治风险）之间折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机制后就要采取果断措施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全国的自由流动。这制度改革必将极大促进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能够带来如下好处：①局部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带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为改革取向提供了支持②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的收入增加，从而增强了政府在促进效率与公平上的选择空间。③积累了充足的外汇储备，提高了在进行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时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有利于降低政治风险。当这一重点取得了比较令人满意的效果（表现有二，一是经济增长，二是劳动力能比较充分地活动）。但是中国在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不会很长时间的保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在世界分中的地位将会变化。很快，中国必须寻找更强的增长动力。考虑到一旦中国的这种分工地位动摇，外国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将降低，劳动力价格将下降，劳动力可能以新回流到农村，如果新的增长动力还未挖掘出来，进一步改革土地制度将会带来很大的政治风险，对社会公平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此，在第二个增长动力找到并加强之前，土地制度还是不能私有化的。因为短暂时间内土地变革并不能使其在世界分工中采取比较优势，而且极易使农民失去最后的避难所，这时的第二个增长动力应该是金融系统，原因有：①长时间的高经济增长使中国人均收入显著提高，而中国的高储蓄率又使金融部分积累了丰裕的资金。这大大缓解了中国资金稀缺的状况。②资金的运作效率低下，使得资金不能实现挖掘社会潜在比较优势的作用，使许多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企业因而借贷限制而发展受阻。不过，金融体系里占主导的是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的问题总是和国有企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改革将是中国改革最核心的一环。这一步走好了，中国改革基本上就完全成功了。

如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成功了，中国已经培育了合格的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想像，中国的潜在比较优势的时期，人均收入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工业化进程将加快发展，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将得到提高。对政治风险比较敏感的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土地不再成为其最后的避难所，于是，政府现在可以实行土地私有化，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来推动农业的现在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国将在转机的过程中成为了中等发达国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成为一个指日可待的事情。

不过，这一过程中有几个颇具威胁性的问题：

① 政府失灵不能过于严重。考虑到中国短时间内不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发展中较少干预即使不是最优选择也应该是次优选择。不过，由于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提高，而国民民主法制意识也不断增强，政府的行为将会受到一定的约束。

② 政治风险不能太大，中国政府在统一问题上一定要处理好。在对土地制度进行根本变革之前，要在农村建立初步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在农业上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以缓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③ 改革期间经济一定要保持增长势头，至少不能有大的衰退。

主要参考文献：

谭崇台 周军《发展经济学中市场体制形成理论述评》 谭崇台首页

李金滟《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首届发展经济学论坛综述》，《经济学动态》2006 第9期

后记：本文系本人在准备武汉大学西方经济学研究生复试时所写，用时很短，故在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和与经济现象的吻合程度上所做的工作还不够。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使我冒昧在文章还不成熟时就发表出来与各位，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方向的研究生交流。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减少交流的成本，提高交流的收益，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谢谢大家的支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9 18:06:22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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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 市场经济体制 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 改革 路径 动力 原创

以下是所参考的文献之一：

发展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形成理论述评
谭崇台 周军

市场经济形成理论，研究的是各种非市场经济形态或市场经济的不发达形态如何向发达的市场经济转化或过渡，亦即成熟的能自我调节的市场形成的方式和途径、动力和条件的理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已注意到发展中国家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将市场经济的形成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加以研究，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20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形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这些成果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来说，仍是远远不够的。

一、发展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形成问题的研究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处于其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理论，如二元经济、剩余劳动转移、低水平均衡陷阱、平衡增长、贫困恶性循环、临界最低努力、大推进、中心-外围等，基本上都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论证经济发展问题。这些理论在分析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强调政府对市场机制作用的替代，往往只看到工业化的意义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形成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重新崛起，发展经济学中出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市场机制能对经济发展做出有益的自动调节，发展中国家只要排除了政府干预，由市场引导的资源合理配置就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将出现。这种看法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存在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这种发达的市场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育程度虽不尽相同，甚至差异颇大，但都存在着市场经济本身不发达和不完善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由不发达而趋之于发达，势必要经历一个过程。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尽管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但由于没有把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形成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加以研究，因而这种理论并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形成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展经济学中尽管缺乏系统的市场经济形成理论，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仍就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明特（H.L.A.Myint）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从70年代起、明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问题，其方法是把"组织上的二元结构"状态视为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典型表现。此外，他还探讨了通过组织结构的改进以提高生产率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出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浪潮。对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形成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是较早从正面论述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学者之一。他说，在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国家，存在着同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不发达市场经济，因而，这些国家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就包括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系而发达起来的过程。为此，必须加强对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研究。他还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时，必须具有与传统经济理论不同的主题，同时，还要有与之不同的方法和工具。1988年由国际经济增长中心出版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是一部研究发展中国家市场制度发展的重要文献。该书把市场制度的发展视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制度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制约因素和发展对策。智利学者费尔南德斯·希尔贝尔托（Alex E. Fernandez Jilberto）与比利时学者莫门（Andre Mommen）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由化》一书，分析和比较了不同国家的自由化战略，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问题也作了较深入的探讨。由青木昌彦等人主编的《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一部研究市场经济形成问题的力作。青木昌彦等人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较低时，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的能力较为有限，而政府在促进发展方面有相当大的适用空间。他们在总结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政府能为市场机制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制度框架，通过补充民间部门协调功能，设立"相机性租金"以激励民间部门的竞争，政府能提高民间部门的市场竞争能力，并将这种作用称之为"市场增进论"。在这里，青木昌彦等人的研究实际上已触及到市场经济形成的动力和条件这一较深层次的问题。
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转轨国家市场化问题的研究，也是发展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形成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献。这些文献大多以某些国家和区域为考察对象，且偏重于具体问题的分析，但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抽象概括程度较高的论著。如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在《经济自由化的次序》一书中根据转轨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只有以适当的次序来推进改革，才能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而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也以《从计划到市场》为题，对转轨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时，对其中的利益关系、改革成本、改革方式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分析和论证了中国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及其意义，从而为发展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形成问题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发展经济学中市场经济形成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
（一）明特的"组织上的二元结构"理论
明特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暗含地假定发展中国家的组织结构是充分发达的，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组织上具有二元结构的特征。如在资本市场上，无组织的市场中的利息率会高于现代部门的利息率，贷款给为数众多而信用可疑的小借款上的交易成本和风险较高。在商品市场上，由于运输成本更高且交通运输系统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同一商品的地区差价可能比在发达国家更高；由于有包括较高利息在内的较高贮藏费用，农产品的季节差价也会变化更大；在私营贸易部门，批零差价比整合的或紧密的经济更大。在这里，明特实际上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状态。明特认为，发展中国家即使消除了由政府政策引致的扭曲，其组织上的二元结构状态仍将存在。
从组织上的二元结构思路出发，明特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提出，传统农民是有效率的却又是贫困的，如不引进新的投入，就不能提高传统农业的生产率。明特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从发展中国家组织结构上的不完全状态出发，认为农民面临的相对价格会随着他们在传统部门中各自的区位而变化。这样，单纯强调新投入的引进，会严重地低估通过运输、营销、信用和信息网络等组织结构上的改进而提高生产率的可能性。
（二）石川滋的"低度发达市场经济"理论
石川滋认为，所谓市场经济，是指构成经济的家庭、企业等主体为谋求其各自的福利最大化而通过市场交换结合在一起，全部经济资源的动员和配置均由此实现的经济。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则是一种混合形态，在原则上虽采取市场经济的方式，但实际上市场经济却处于完全不发达的状态，并且，还通过经济的计划化、统制化而对经济进行广泛的国家干预。石川滋把发展中国家的这种经济形态，称为"低度发达市场经济"。石川滋认为，市场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的程度，可由以价格为控制因子而被动员和配置的资源种类的多寡及其各自的大小、这些资源动员和配置的地理范围大小以及此时价格一致性的程度等来测定。决定市场经济发达与否的，主要有生产的社会分工、流通所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市场交换制度三个因素。具体来说，表明市场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的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市场参加主体的职业专业化及其内部、外部组织化的进展；二是作为交易对象的产品、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规格化、特异化；三是生产结构方面的产业间联系的高层次化；四是同市场有关的运输、通讯、仓库和交易场所等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备程度；五是以尊重契约和私人所有权为重点的市场交易规则的形成及其精密化等。
从低等发达市场经济理论出发，石川滋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调整政策"提出了批评。石川滋指出，结构调整政策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排除了统制主义的政府干预，依照市场进行的资源合理配置就会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再度出现，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并没有获得成功。石川滋认为，不成功的原因在于结构调整政策是以新古典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其基本的假设前提是存在着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不承认"低度发达市场经济"的概念。石川滋指出，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自由化政策，必须以对不发达市场经济的明确认识为基础，有步骤地加以推进，而且其中必须包括有意识地培育市场经济的措施。
（三）青木昌彦等人的"市场增进论"
青木昌彦等人提出的"市场增进论"，认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相机性租金（contingent rents）是政府用以促进民间部门协调过程的一项重要政策机制。
相机性租金，亦即以绩效为基础的租金（performance- based rents），是指租金的实现视受租者的表现或绩效，如储蓄的动员、创造发明的商业化或出口增长而定。在这里，政府实际上是让参与企业展开竞争，根据结果用租金奖励获胜者。奖励或租金包括出口配额、优惠信贷、特许经营等。与政策性租金不同，相机性租金不是流向政府官员和非生产性寻租者，而是流向有效率的民间工业部门和金融部门。
东亚地区的出口补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当政府政策引致的租金不是基于一个固定标准发放时，如进口配额的情形，代理商就会致力于获取这种政策性租金，而不是尽力从事生产性活动。但是，如果租金是基于某种客观标准而分配时，就可能会促使代理商更有效率地进行生产。在东亚，一些政府补助如补贴、信贷优惠及外汇、税收减免等都是在出口"竞赛"的基础上向企业提供的。这些竞赛由于规划透明度高而限制了非生产性寻租活动。
赫尔曼（T. Hellmann）、默多克（K. Murdock）和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的金融约束理论也是一种市场增进论。这种理论提出了通过租金创造以刺激民间金融组织发展的观点。赫尔曼等认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相互补充的独立的金融组织，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这些组织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约束能为民间部门发展强大的金融组织提供恰当的激励。赫尔曼等提出，政府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措施，使存、贷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的水平，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这一措施为民间的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创造了一定的租金机会，再辅之以对不同部门贷款利率的调节，就能影响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他们认为，这种租金机会能为银行提供额外的长期激励，特别是，租金可用于弥补银行因救助那些出现暂时性财务困难但仍适用于长期生存的企业以积累信誉资本而带来的成本。
青木昌彦等的市场增进论在肯定政府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作用的同时，还指出政府并非可以校正市场和组织失灵的全能的机构，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政府一定能有效地提高民间协调的效率。而且，相机性租金的创造也给予政治性寻租者以机会。因此，必须打击政治性寻租活动，保证政策执行过程中合理的透明度，制定明确的规则以确保官员承担一定的责任。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日趋成熟，政府政策的运用范围要更多地受到限制。
（四）麦金农的自由化次序理论
麦金农在总结转轨国家经济自由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论述了自由化的次序问题。麦金农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政府不能也不应同时实行所有的自由化措施。经济自由化的次序虽因各种类型经济初始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却存在一些共同特点，麦金农认为，经济自由化的第一步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为了确保财政控制，首先应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其次政府要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而又较低的税收。第二步是开放国内资本市场。为了避免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制的放松必须与政府总体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相适应。银行系统必须受到管制，以维护整个支付机制的安全运行。第三步是汇率自由化改革。其中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麦金农指出，只有正确地安排自由化次序，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否则就会导致金融和经济灾难。
（五）世界银行的市场经济形成理论
《199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对转轨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步骤和措施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报告指出，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首要步骤。自由化包括放开价格、贸易和市场准入，使其不受国家控制；稳定则是指减少通货膨胀及抑制对内和对外的收支不平衡。报告提出，仅靠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还不足以建立起发达的市场经济。要在转轨带来的前期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必须大力强化改革，建立强大的市场支持体制。报告认为，这种支持体制的内容主要有三：其一是良好的法律及有效的实施手段，包括建立规则并加以实施、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商业的确定性、刺激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控制犯罪及腐败。其二是健全的金融体制。金融机构在公司管理中通过强化财经纪律及监督借方的行为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对企业所有者的补充。其三是政府。计划经济时代包揽一切的政府要彻底重新定位，政府规模应缩小，要对私营企业起支持和补充而不是抑制的作用。报告还指出，建立市场支持体制的努力必须辅之以社会对变革的自下而上的需求，需要人们的动机、态度和经验做出深刻的变化。此外，报告还论述了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在市场经济形成中的作用。

三、简要的评论
发展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形成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含转轨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成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这种理论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突破了新古典主义放弃政府干预即会出现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视线，把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形成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加以研究。这些理论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表现，提出了市场经济形成的方法、步骤和措施，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不应仅停留在经济自由化的层面，而应采取有意识地培育市场体系、建立市场经济支持体制的措施。这些研究，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内容，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然而，总的来说，发展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形成理论目前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尽人意，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
首先，现有理论尚未回答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起点和标志是什么，市场经济形成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什么关系，市场经济形成的程度如何测量，市场经济在其形成中有哪些类型，其长短得失如何，市场经济形成中经济过程、政治组织、社会环境、文化观念之间是何关系，市场经济形成的动力系统何在，如此等等，现有理论对此虽从某些角度和层面作过一些分析，但总的说来显得不够系统深入，尚未出现扎实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其次，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特点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存在着颇大的差异。例如，从发展过程看，从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经历了一个较完整的市场经济形成的阶段，其结果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形成则是与工业化交织在一起的。从发展类型看，西方发达国家是一种自然发生型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后发赶超型的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从社会环境看，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为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社会基础脆弱，特殊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思想观念落后，这为市场经济的形成主要是由商人阶级推进的，商人阶级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一套市场规则，并逐渐将其变为法律和政令，而在发展中国家，商人阶级的力量较为弱小，因而政府应在市场经济的形成，已得到较充分的研究，并出现了希克斯（J. Hicks）《经济史理论》、波拉尼（K. Polanyi）《大转变》这样的名著。相形之下，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理论上的抽象概括程度也不高，尚未从总体上指出其有别于西方历史上市场经济形成的特点。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市场经济形成的经验教训总结不够。发展中国家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后发展国家，在市场经济形成的过程中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到目前为止，较成功地解决了市场经济形成问题的，主要是日本、亚洲四小龙及智利、土耳其等，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形成的道路上则是徘徊不前，阻力重重。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展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历史和状况研究不多，体验不深，一些理论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难以从较深的层次上揭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形成的特点和规律。

参考文献：
① Meier, Gerald M.(ed.)(1987),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 Jilberto, A. E. Fernandez and Mommen, Andre (ed.)(1966), Liberaliz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outledge.
③ McKinnon, Ronald I. (1991), The Order of Econnmic Liberalizati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④ World Band (199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From Plan to Mark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⑤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青木昌彦等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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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有二。一是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中国经济连续十八年来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这一情况引起笔者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中国在1949-1978年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便成立了。由于中央政府在决定中国实行何种经济体制上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我们在分析其行为之前必须要关注一下中央政府当时的目标。根据当时的情况，比较合适的假设是：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有三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其中政治稳定是首要目标。当时，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很低，重工业的发展几乎是一穷二白。当时主要领导人认为，中国要保证新生政权，必须要有实力雄厚的重工业，而要实现这一点，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很难凑效的。为什么呢？从禀赋结构看，当时中国的资本和技术是稀缺的，而劳动力丰裕度却比较高，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当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果依靠市场力量，有效的资本是难以集中到重工业的。于是从发展重工业的想法出发，中国选择了计划经济制度。为了使中央政府对社会的资源的足够的支配力量，政府便建立了一系列的配套制度，把计划思想渗透到要素的配置，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等上。这一点，林毅夫在《中国经济的奇迹》一书中有详细地论述。他是从当时政府的目标与约束条件出发分析政府的选择的，在资源配置上强调比较优势原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假定1949年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完善的市场体制的话，这一分析是极有说服力的。不过，考虑到1949年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存在着很大的计划经济倾向，分析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体制的选择可能还有其它思路。

（二）如何评价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如果笔者对当时中国禀赋结构的判断是正确的话，违背比较优势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显然严重损害了效率。市场经济体制（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为何能够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呢？首先，私人产权制度的安排给予了经济主体充分的决策自由，使得经济主体能够有足够的激励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再次，一个健全的价格机制可以提供决策的需要的信息，对经济主体形成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市场经济体制可以通过这一价格机制引导社会资源的流向，自发地使资源向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由于不能提供一个健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做到了。首先，他剥夺了经济个体的决策自由，造成了经济主体目标与国家目标存在不一致性，而监督不仅困难而且浪费资源，使经济主体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再次，即使中央计划者想本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想法去配置资源，他也面面临着信息不充分与决策的困难。

（三）为何1978年以后中国选择了走市场经济道路？首先，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已有了改变，这部分源自领导人的更替，部分源自中国前几十年经济增长的不乐观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此时中央政府的目标：经济增长成为首要目标。由于当时中国的重工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国防实力的增长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好转使中国觉得政治稳定已经成为一个退居次要地位的目标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种种弊端的深恶痛觉与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忧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有了“穷则思变”的决心。在一个比较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领导人的决心很容易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于是，中国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线。这种改革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这种势头的增长和持续终于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对改革的支持。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之索洛模型为分析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该模型的假设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我们可以通过逐渐放松这些假定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索洛模型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对于未达到稳态，但储蓄率较高的经济而言，实现较长时间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而对于已经处于稳态的经济而言，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如果中国符合索洛模型的假设，中国的高储蓄率和低起步水平似乎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理由。事实看起来的确如此。考虑到中国在技术进步上的成就并不十分显著，出于简化，我们不防假设中国技术没有进步。不过，我们要修正索洛模型的假定以便来分析中国的情形。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之中，而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足以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是重要的”，这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如何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呢？不防假设中国每年用于经济增长的资源数量与质量以其它外生变量是既是不变的，那么这种动力主要源自以下两方面：①伴随着价格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正在完善；②国内市场的逐渐一体化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国内经济主体面临的市场容量，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扩展和深化有利于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因此，对中国而言，索洛模型中的宏观生产函数也在逐渐改善，其原因在于“改革”与“开放”。

（五）中国为何选择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是关注中国政府的行为目标：政治稳定，效率提高，社会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等政治口号中不难发现，此时政府最关注的目标是效率提高和政治稳定。面临着渐进式改革道路与激进式改革道路之间的权衡取舍，决策者仔细掂量了一下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约束条件：

① 中国自身经济实力还不够强，西方国家因为中国统一问题或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歧视可能会利用中国的不稳定因素颠覆执政党的统治；② 中国人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了解还不太深刻，对于激进式改革的实施效果没有很大的把握；③ 渐进式改革的确是避免了利益格局大变动对政治的冲击；④ 渐进式改革实施后经济增长形势较好；⑤ 政治风险的增加对本国经济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种约束条件使中央政府认为渐进式改革能使其在政治稳定与效率提高之间代到平衡，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最优选择。后来，“东欧巨变”的结果使中央政府更加确定当初对政治风险的担忧是正确的。

附：

① 在分析中国为什么走渐进式改革之路时，有一个约束条件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权力的增加使得在中央政府的目标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出现一些不一致，地方政府可能会出于对本地区利益集团的保护抵制激进式改革。

② 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时，有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制度变迁对技术进步有影响。

2007年3月18日于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