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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币结算：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石
引言
以本币交易重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是当前全球金融格局演变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其背后既有对现有美元主导体系结构性缺陷的深刻反思，也蕴含着新兴经济体寻求金融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强烈诉求。这一重构进程并非简单的技术性调整，而是一场涉及货币网络外部性、制度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博弈与技术创新的系统性变革。
现有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结算体系虽提供了高度的流动性与市场深度，但其“嚣张的特权”（exorbitantprivilege）也带来了显著的不对称性风险。当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其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发生冲突时，全球经济便容易遭受外溢冲击。近年来，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特别是金融制裁工具的频繁使用，进一步暴露了过度依赖单一货币结算渠道的脆弱性，从而极大地催化了“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的探索浪潮[11]。在此背景下，双边或多边本币结算机制应运而生，成为各国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并增强金融韧性的关键策略。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来自44个同盟国的730名代表齐聚一堂，召开了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会议[1]。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但战胜国已在谋划战后的经济秩序。在这个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历史节点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全球货币体系蓝图展开了激烈交锋：一方是美国财政部的哈里·怀特，另一方是英国经济学巨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
怀特计划最终胜出，美元由此与黄金挂钩，成为全球贸易结算的基准货币。这一体系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便捷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复苏与发展。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怀特计划在结构上的先天不足逐渐显现—它不仅为世界经济埋下了周期性危机的隐患，更在数十年间不断累积矛盾，包袱日益沉重。今天，当我们站在数字技术革命的前夜，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一个深刻的命题浮出水面：重塑全球贸易结算体系，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而本币结算，可能成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石。
一、结算体系的历史和功过
1. 怀特计划的功与过
要理解怀特计划，必须先理解其诞生的时代背景。1941年12月，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仅一周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便要求其副手怀特起草一份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的方案[8]。怀特的设计思路源于美国当时已经运作的外汇稳定基金— 他主张设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由各成员国共同出资，在成员国出现资金需求时，可按份额借入所需外汇[8] 。这一设计的核心是“份额制” ，而份额的多寡直接决定了各国的投票权和借款能力。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自然希望按照自己的利益重塑战后经济秩序[1] 。怀特计划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它以美元为核心，构建了固定汇率体系，为战后国际贸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性。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一盎司35美元），这种“双挂钩”制度消除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极大地降低了跨国贸易的交易成本[1] 。在此基础上，国际贸易迅速恢复并超越战前水平，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兴也得益于这一稳定的货币环境。
然而，怀特计划从诞生之日起就埋下了瓦解的种子。最具洞察力的批评来自凯恩斯本人 — 这位英国经济学家敏锐地指出，让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同时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1]。这一矛盾后来被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系统阐述为“特里芬难题”：— 即要求全球储备资产与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目标相协调— 导致了“特里芬难题”的持续发酵，使美元霸权既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支柱，也成为系统性风险的策源地[11]。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持有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要求美国持续出现经常账户逆差，向全球输出美元；而美元要维持其作为核心储备货币的币值稳定，又要求美国保持长期顺差。二者在逻辑上无法兼得[1]。
这一悖论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向黄金的兑换，“双挂钩”体系正式瓦解。但美元的主导地位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进入了一个更微妙的阶段— 没有了黄金约束的美元，成为了纯粹的信用货币，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货币政策自主权。正如复旦大学张军教授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架构里[1]。时至今日，全球都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高度敏感，每当美元进入加息周期，资本便从新兴市场大幅回流美国，导致这些国家货币贬值、债务压力剧增。这种“美元潮汐”效应，正是怀特计划遗留的制度性代价[2]。
2. 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的差异
与怀特计划针锋相对的，是凯恩斯提出的“国际清算同盟方案”。凯恩斯计划的核心构想是设立一个超国家的主权货币，他称之为“银行币”（Bancor）[1]。各国央行通过这一清算同盟进行多边结算，顺差国和逆差国共同承担调整责任— 不仅逆差国需要改革，顺差国也需要将超额盈余上缴，以维持全球平衡。
这一设计在现代经济学看来，甚至比怀特计划更为合理。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所指出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犯了一个错，不应该采纳怀特的方案，而应该接受凯恩斯的方案[1]。凯恩斯计划的优越性体现在几个维度：第一，它实现了货币与主权国家的脱钩，避免了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变动对全球的溢出效应；第二，它内置了双向调节机制，对顺差国和逆差国施加对称压力，从而防止了长期失衡的累积；第三，它通过超国家货币的发行机制，为全球提供了与真实贸易需求相匹配的流动性。
然而，凯恩斯计划在当时只能是一个理想。1944年的现实是，英国已濒临破产，而美国持有全球绝大多数的黄金储备[1]。怀特计划的胜出，与其说是经济逻辑的胜利，不如说是政治实力的体现。凯恩斯深知英国已无谈判筹码，最终接受了美国方案—部分原因在于他预判这个体系早晚会崩溃[1]。
3. 危机的深化与改革的呼声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瓦解虽发生在1971年，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未真正改变。恰恰相反，脱离了黄金约束的美元进入了一个更灵活、也更具操纵性的阶段。华尔街与美元形成了闭环：美国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再通过发行国债让美元回流，其他国家则在这种循环中既获得了美元储备，也被“绑定”在美国的货币政策上[2] 。
这种模式的矛盾在过去二十年中愈发尖锐。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冲击、2022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下的金融制裁— 每一次危机都暴露出以单一主权货币为核心的体系的脆弱性。尤其是美国将SWIFT系统“武器化”，将部分国家的金融机构剔除出国际支付清算通道，让全球意识到，过度依赖单一支付体系存在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6]。
面对这一现实，重塑全球经济体系和贸易结算体系似乎已成为唯一出路。在这个方向上，理论上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全球统一货币。全球统一货币被视作解决国际货币乱象的终极解法，理论上可彻底消除汇率风险、简化结算流程、打破货币壁垒，实现全球贸易的高度一体化。这是凯恩斯当年设想的终极状态，也是理论上最彻底的解决方案。然而，统一货币需要以财政一体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政治治理的高度趋同为前提— 这正是欧元区至今仍在艰难摸索的道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产业结构、通胀水平差异巨大；各国政治体制、核心利益诉求截然不同，缺乏统一的政治共识与协同机制。政治结构和治理模式差异巨大，统一货币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强行推动不仅无法实现，反而可能制造更大的危机。
第二种是本币结算。这正是在当前技术条件下最具可行性的方向。相较于遥不可及的全球统一货币，本币结算立足各国实际货币体系，依托现有技术条件，兼顾公平性与可行性，成为当前重构全球贸易结算体系、破解旧体系弊端的唯一现实选择。本币结算摒弃单一霸权货币的垄断地位，回归贸易本质，贴合全球经济多元化发展趋势，既能规避货币霸权带来的风险，又能兼顾各国经济主权，具备极强的实操价值与现实意义，本币结算不试图取代美元，也不谋求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货币，而是通过让贸易回归其本质— 用交易发生地的货币计价结算 — 来重构国际贸易的基础。这正是本文试图论述的核心命题。
二、本币结算：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石
1. 贸易的本质与货币的回归
要理解本币结算的深刻意义，需要回到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贸易究竟是什么？
贸易的本质是供需关系所要求的货物交换。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易货贸易是最原始的形态—甲用一头牛换乙的两袋米，交换完成，交易结束。货币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易货贸易中“需求的双重巧合”难题：有了货币作为中间等价物，甲不必找到恰好需要牛的乙，只需要把牛卖掉，拿到货币，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
然而，货币在便利贸易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贸易的本质。当一种货币（特别是主权货币）成为国际贸易的计价单位和结算工具，它就不再仅仅是中间等价物，而演变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货币的发行国因此获得了“过分的特权”—它可以承受持续的贸易逆差，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影响全球经济，甚至可以将货币作为地缘政治的工具。货币从“仆人”变成了“主人”。
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的建立和发展，让货币回归本质成为可能。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智能合约、央行数字货币等一系列技术突破，使得“点对点”的直接交易可以在不同司法辖区之间实时完成，而无需依赖传统的代理行模式和中心化清算机构[3] [6]。技术条件的变化，正在重塑货币的功能：货币可以不再是“万能的垄断者”，而回归到“价值记录员”和“交换媒介”的本源角色。这正是本币结算得以实现的底层逻辑。
2. 什么是本币结算？
本币结算，是指用原始交易发生地的生产/制造方的成本核算货币进行计价和结算。核心定义，是采用交易发生地生产、制造环节的成本核算货币进行计价与结算，也就是买卖双方分别使用本国货币开展跨境贸易结算。这一模式让本地贸易与国际贸易拥有了统一的计价基础，彻底打破了霸权货币带来的计价壁垒
举例来说，中国制造商向泰国出口商品，以人民币计价结算；泰国农民向中国出口大米，以泰铢计价结算。每一笔交易，都用卖方所在地的货币完成。
这一做法的本质，是让国际贸易与本地贸易拥有统一的计价基础。在国际贸易中，关税、运输成本和保险费用成为异地需求的附加成本，而货币本身不再成为交易的障碍或投机的对象。卖方用自己熟悉的货币核算成本、收取货款，买方则支付自己能够获取的货币— 如果买方没有足够的卖方货币，可以通过实时兑换或信贷安排完成交易。无需再依托第三方霸权货币进行中间兑换，既简化了结算流程，又能真实反映商品的实际价值，贴合贸易的本质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本币结算并非一种全新的发明，而是对贸易本质的回归。它试图剥离附着在货币上的霸权属性，让货币回到其作为交易媒介的本源功能。
3. 技术条件已经成熟：数字货币桥的实践
本币结算从构想到现实，离不开技术基础设施的支撑。最值得关注的突破，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和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3] [10]。
mBridge的设计理念，与本币结算的构想高度契合。它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构建了一个多边支付平台，参与央行可以在平台上发行仅用于跨境支付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则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点对点的直接结算[6]。传统跨境支付依赖多级代理行模式，一笔交易需要经过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分离传递，平均耗时2-5天，成本高达交易金额的6.5%[3][6]。而mBridge的真实交易测试显示，通过货币桥完成的跨境支付平均只需6-9秒，成本可降低50%以上[6] [10]。
更具体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变革的深度。2023年，全球跨境汇款的平均成本仍高达6.3%[6]。而mBridge平台上的一笔真实交易— 阿联酋向中国石化出售价值1.2亿元的原油—全程耗时仅10秒，成本只有0.6美元，而传统路径下这一成本约为520美元[2]。在另一场景中，一位泰国留学生用数字人民币App购买一杯7元的珍珠奶茶，后台依托mBridge完成了31.28泰铢到人民币的实时兑换，全程耗时4.2秒、手续费为零，完全绕过了SWIFT和美元中转[2]。在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的实践中，一笔从中国香港发起的跨境付款抵达西安仅用不到一小时，而传统模式需要一至两天[9]。这些案例有力证明：在今天的数字技术条件下，实时、低成本、点对点的跨境本币结算不仅可能，而且已经进入商业应用。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本币结算实践也在加速推进。202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尼央行共同启动双边交易本币结算框架升级项目，将本币结算范围从经常账户和直接投资拓展至国际收支全部项目[5]。在非洲，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推出的数字零售支付平台，允许21个成员国的企业直接用本币结算跨境贸易，目标是将交易成本降至3%以下[4] [7]。这些实践表明，本币结算正在从理论构想走向全球行动。
4. 本币结算的核心要点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提炼出本币结算体系的几个核心要点：
第一，回归易货贸易的本质，货币回归记账职能。每一种商品和服务，都有其生产地的本币价值。国际贸易的过程，本质上是用一种本币计价的商品交换另一种本币计价的商品。实时清算系统扮演的只是一个中立的记账员角色— 它记录交易、撮合兑换、完成结算，而不需要成为价值的垄断者。
第二，汇率由贸易权重实时调整。 在本币结算框架下，汇率不再是投机交易的对象，而是由双边或多边贸易的真实需求动态决定。当一笔交易发生时，系统根据实时最优报价完成兑换，汇率由市场参与者的真实供需决定。这与当前由资本流动主导的外汇市场形成鲜明对比— 后者往往与贸易基本面脱节，成为短期资本套利的工具。
第三，在本币结算体系下，各交易主体无需再被动持有单一霸权货币作为储备，可根据自身贸易伙伴、贸易结构、贸易规模，灵活调整各类货币储备的权重，精准匹配跨境交易需求。从本质来看，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储备、储备货币并非本币结算的必需条件，各国只需依托实时清算体系完成交易结算，无需囤积大量外汇储备，既能降低外汇储备管理成本与汇率风险，又能推动全球贸易供需精准匹配，实现贸易的平衡运转与高效流通，彻底摆脱霸权货币对贸易储备端的束缚。
各交易方根据贸易对象调整货币储备的权重。 如果一国长期从另一国进口，它会自然积累对方的货币；反之亦然。这种积累源于真实的贸易需求，而非金融投机。这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由贸易驱动的货币储备机制。事实上，在实时清算技术足够发达的情况下，货币储备并不是必须的— 只要每一笔交易都能实时兑换和结算，根本不需要预先持有对方的货币。
第四，实时清算体系负责信贷管理和平衡，而非预先的货币互换。 对于无法实时完成的交易（例如时差导致的非同步交易），清算体系可以提供短期的信贷安排，并按规定计息。关键在于，这些信贷安排是基于真实的贸易背景，而非金融杠杆。清算系统本身只是一个中立的记账体系，它不创造货币，不干预汇率，也不偏袒任何一方。
第五，这个体系不需要“去美元”，也不需要替代货币。这是本币结算与以往各种“去美元化”方案的本质区别。本币结算不谋求用一种货币取代另一种货币，而是试图让每一笔交易都用交易发生地的本币完成。美元仍然可以用于它被需要的场景— 例如，如果买卖双方都愿意接受美元，完全可以使用美元。本币结算体系的要点是提供一个选择：卖方有权要求用自己熟悉的、成本核算的货币收款，而买方则需要为这种货币支付。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这一安排，因为本币本来就是客观实际使用的货币，是生产和经营的基础。
第六，在当前数字技术、跨境实时清算技术成熟的背景下，全面回归本币交易具备坚实的技术支撑。通过搭建高效、安全的实时国际清算体系，可实现跨境本币交易的即时清算、对账，摒弃传统霸权货币结算的繁琐流程与高额成本。更重要的是，本币结算模式能倒逼各国对自身经济负责：各国需自主管控本国货币汇率、通胀水平与金融风险，无法再借助霸权货币转嫁危机，进而推动各国协同维护公平、稳定、共赢的国际贸易与经济体系，让全球贸易回归公平竞争、互利共赢的正轨。
5. 构建中立的“数字版国际清算联盟”
将以上要点整合起来，可以描绘出一个清晰的制度构想：建立一个中立的“数字版国际清算联盟”。
传统观点认为，一种货币要成为结算货币，必须具备可兑换性、市场深度与网络外部性，但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解构这一逻辑。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的跨境应用，特别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项目，已验证了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实时跨境支付在技术上的可行性[12] 。区块链技术可简化清算流程，通过智能合约实现交易自动执行，大幅缩短结算周期并降低操作风险 [13]。在此架构下，货币不再需要承担“万能垄断者”角色，而仅作为交易发生地成本核算的记账单位，其价值由实际贸易流实时锚定，汇率则由双边或多边贸易权重动态调整。这种机制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易货贸易”，它剥离了货币的投机属性，使其回归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
这个联盟的定位是纯粹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规则协调平台，不发行货币，不制定汇率，不干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它的功能是为各国央行和商业银行提供一个开放的、标准化的接入通道，实现多币种的直接兑换和实时清算。在技术架构上，它采用分布式账本，由各参与央行作为验证节点共同维护账本，确保交易的真实性、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性[6] [10]。在治理机制上，它遵循“无损、合规、互通”的原则，内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监管规则，由各参与方共同制定和遵守 [10]。
这个联盟的目标是：没有强势货币，没有霸权国家，互通有无，按需调整。各成员根据自身的贸易需求参与其中，根据贸易伙伴的重要性调整本币的储备权重，根据真实的交易背景获得信贷支持。这就是“国际贸易本地化 + 数字化易货 + 动态汇率 + 中立清算”的具体实现。国际贸易本地化让贸易贴合各国经济实际，数字化易货依托技术回归贸易本源，动态汇率保障价值公平，中立清算破除霸权干预，四大核心要素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全球贸易新体系，成为重构全球贸易格局、破解旧体系弊端的坚实基石，也为全球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
结语
1944年，凯恩斯带着他的理想来到布雷顿森林，却带着失望离开。他深知，在那个政治现实压倒经济理性的时代，一个超主权的货币体系只能是纸上谈兵。70多年后的今天，技术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数字技术让点对点、实时、低成本的跨境支付成为可能，也让货币回归其作为交换媒介的本质具备了现实基础。
本币结算的构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不是对现有体系的彻底颠覆，而是对贸易本质的回归；它不是针对美元的特殊安排，而是适用于所有主权货币的通用规则；它不是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而是已有mBridge等实践支撑的现实路径 [12]。
当然，这条道路并非坦途。各国监管标准的差异、技术接口的互操作性、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合规要求、现有利益格局的阻力 — 这些都是需要逐步克服的挑战[3] [6] 。但方向已经明确：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结算体系的演进，必然是从单一主权货币主导走向多币种直接清算，从中心化代理行模式走向分布式点对点网络，从依附性的金融关系走向平等互利的贸易伙伴关系。
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经济治理理念的跃迁。它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各国发展水平悬殊、政治制度多样化的世界里，能否构建一个公平、高效、可持续的国际货币体系？本币结算或许无法提供全部答案，但它至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贸易回归贸易，货币回归货币，每一个国家都有权为自己的经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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