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因在《古代法》里写道:“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句话放在“学历之用”的探讨里,也很能说明问题:重要的不是你以为你是谁。重要的是你能给别人带来多少利益。下面我就自身经验来讲个故事。
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了。我和另外十几位同事一起,留在办公室里加班。我参加工作快两年了。这两年来,我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在市场经济里,必须要以客户为中心。对于我个人来说,“客户”是雇用我的老板,“契约”就是我们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对于我所在的公司来说,“客户”就是我眼前这家规模巨大的建筑企业,“契约”是我们公司与这家企业刚刚签订的海外上市审计服务合同。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就如同每一家企业一样,既要屈尊挣钱,又要潇洒花钱,所以,必然身兼“供应商”和“消费者”两个角色。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由“供应商”来适应“消费者”,而不是反过来?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它引出了市场经济繁荣兴旺的根本原因。对此,我的理解是:社会分工能够提高产出的效率。如果让消费者去适应供应商,那么,他每买一件东西都要痛苦地适应一次;而如果让供应商去适应消费者,那么,供应商只需要自己适应一次,就可以批量服务于无数消费者。两种制度孰优孰劣,可见一斑。
在雇佣——就业市场里,雇主是“消费者”,是“上帝”。每一个员工是出售自己劳务的供应商。那么,作为员工,我们是应该——每换一次工作,就让那个新雇主来适应我们,还是——改变我们自己,去满足无数雇主的需求呢?
如果你认可“客户就是上帝”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学道理,那么,作为劳务供应商的我们,能给我们的“上帝”提供什么呢?是捕捉商机的灵感,是高效率的沟通和工作能力,是服务和保留第三方客户的能力,是组织和决策能力,还是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如果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只有一纸干巴巴的学位证书,那我凭什么一厢情愿地抱怨:为什么别人不肯花大价钱“采购”我呢?
“如何才能把自己卖出去”——自从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这是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 “学历”——更像是商品上边的品牌标签。品牌如果响亮的话,的确有助于消费者鉴别商品的品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商品本身的功能、款式、价格,是它能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况且,也只有满足了消费者,一个品牌的知名度才能建立起来。
学历是否有用——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你是否在大学里学到了以下具有“市场价值”的能力:自学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吃苦耐劳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组织与管理能力等等。这些“能力”看起来很虚,不像一次考试,一本证书那么实实在在。但是对于你的雇主来说,这些“虚”的能力在你处理工作中的每一件事情时,都会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深刻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和利润。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这些能力呢?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能力一方面来自于一个人的性格,他从小所经历的家庭环境。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他是否参加了足够多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改变自己。要知道,学历无非是指在校期间的学习而已。在市场经济里,实践经验才是更为宝贵的财富。在工作当中,一个有心的人会源源不断地接收到市场需求发来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停地提示他:你应该学习什么,你应该学到什么程度,从而促使他有针对性地飞速成长。市场经济中精英,其才能来源于信号引导下的终生的学习。
众所周知,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似乎更强调具体知识的掌握,却忽视社会实践,忽视培养上述创造财富所必需的能力,忽视在实践中终生地学习。当我们没有能力为雇主创造财富的时候,我们在就业市场上无人问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一个自由交易的契约型社会里,我的价值,取决于我给别人创造的价值。当价值创造出来以后,双向的选择和第三者的竞价,将自然而然地迫使交易的双方确定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比例。反之,如果将“学历”指定为他人之间进行“求职交易”的先决条件,必然会伴生外力的“强制”和“无效率”。其逻辑无异于某些政府部门将“所有制”作为某些企业垄断某个行业的天然条件,强迫消费者与该企业进行别无选择的交易。
求职市场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变,是整个社会文明进程的缩影。的确,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中,需要面对压力,无助,焦虑和抉择。但是,在我们发泄、抱怨之余,不该忘记:“双向选择”本来就是生活的应有之意。就像一位美国法官所说的那样:“必须承认,整个人生就是一场试验。”在不断的试验,竞争,调适的不确定过程中,唯一确定的是:那些抛弃了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人,将迅速走红,成为客观世界的宠儿。即使是拒绝接受这一游戏规则的老顽固,也会因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上升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