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刘吉，正在为中国资本家使劲吆喝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random/d5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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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吉，正在为中国资本家使劲吆喝
（2007.3.24.）
刘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前副院长，从新闻报道看来，他现在社科院仍有一间办公室。这种行政味道十足的“社科院长”，还是有派头！我以前只闻其名，但从没有看过他写的学问。今天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这种爬到高位的家伙，这种有发言权的社科“官员”，这种资本家的贴心人，是多么无耻。
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以前鲁迅会那么生气，称某些人为“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些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
今天时代不同了，刘吉这种人可不“乏”，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狂走狗”。自古以来，学者们通常耻于为“有钱人”说话，总有一丝清高。学者们大都自认为是清流，他们通常是为贫穷、可怜的人们呼吁奔走。但是实际上，有些人是假的，所以，他们就成了鲁迅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者是佩戴着知识分子标牌的“二丑”。他们总是作出一副假笑的样子，似乎和他们的主子、和“豪门”并不是一伙的，所以，鲁迅才撕下了他们的画皮来。但中国今天的时代，确实大不同了，在邓小平那个“少数人先富”大政策的带领下，可以为资本家和剥削公开招摇喊叫了！这是个极为深刻的变化。“学者们”在装模作样上已经大不同了！这种不同，不仅是相对于改革前，而且与千百年来的学者之风迥异。也所以，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式的资本家走狗们，在上面的支持下大喊大叫，他们也不用假装同情穷人了，他们太兴奋了，于是也就变得近乎疯狂了！
刘吉，看来就是这样的疯狂者的代表之一。当然，也就只是个代表而已。
从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刘吉并非一个真的社科学者，而是个只知高声叫骂“草根”学者的家伙。他看不起草根。他是从上海“宣传官员”位置上，爬到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位置的。什么人能够爬到这个位置？这不难想象。什么人会看重这些“官员出身”的“学问管理者”？当然也不难想象。中国有一张黑网，把“学问”真正用“行政办法”管起来了。所以，现在的中国，几乎谈不上还有什么人在真正做学问了，中国的许多“学术”也只好越来越官话化、狗屁化了，一钱不值。
刘吉居然硬说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太自负了，这实在是欺人、又自欺。这种把自己看成是“无懈可击”、也就是一点错儿都没有的人，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他这里对记者说的所谓学说，其实也到处是“懈”，说实在话，简直都不值一驳，实在是让人懒得一击。因为他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学问”，实在太没水平了。而且老实说，他说的那些话甚至也没有多少“欺骗性”，因为这样的讲话欺骗不了谁。就是说，他欺骗不了中国人民的多数，他只能欺骗自己。
附（一）：
刘吉：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的观点无懈可击
2007年03月18日 05:39
经济观察报
“我是一个 ‘四高分子’——— 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热情高。”刘吉说。
2007年3月8日上午，全国 “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五楼刘吉的办公室里，近两个小时的采访，让记者着实领略了他的“热情高”。
1958年，刘吉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一直从事科研工作，不惑之年却转向了社会科学研究。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目前担任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 是什么促使他“半路出家”？
“改革开放后，李昌同志(当时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他，‘你当年为什么参加一二·九运动？’他说因为当时‘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回答，‘我也是。十年文革，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实验桌’呵。”
一个多月前，他对《南方周末》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不同意刘吉观点的，占绝大多数。
当记者告诉他一些读者给本报写信批评他的观点时，他要求记者把邮件转给他看。他高声说：“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和他们当面辩论。”
刘吉滔滔不绝地阐发着自己对两极分化和原罪问题的见解。楼下的长安大街上车水马龙，他中气十足的声音压过了大街上传来的噪音，性情之率真，精力之充沛，全然不像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
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是无懈可击的
经济观察报：自从你对媒体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甚至可以说舆论汹汹，其中批评质疑是主流，谩骂者也大有人在。你怎么看待这种局面？
刘吉：我提出“中国不存在两极分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看都是无懈可击的。
什么叫两极分化？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就知道，两极分化是马克思提出来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无产阶级劳动，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导致资产阶级越来越富有，无产阶级越来越贫困而且是绝对贫困化。一个越来越往天上走，一个越来越往地下走，此谓之“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的生活也比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的中国人生活好多了，哪来“两极分化”？
经济观察报：但是毕竟有的快一些，有的慢一些，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而且其间的绝对差距确实在扩大。
刘吉：有的得到的多些，有的得到的少些，由此出现的差距是在共同提高的基础上的差距。这不是两极分化，因为没有出现绝对贫困化、绝对富裕化。
这是定性的判断，然后我们定量地来看。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3年，中国贫困人口从6.4亿降至2.2亿，人口贫困率从64%降低到16%。按照中国数据，1978年有2.5亿人不得温饱，而2003年贫困人口3000万！如此短的时间里面，贫困人口降低这么多，绝大部分中国人进入小康生活水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奇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奇迹，所以当时联合国在上海召开了世界扶贫大会，召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国家来学习中国的经验。
经济观察报：实际上是在中国召开了一个现场会。
刘吉：世界公认嘛。
还有一个很好的指标是银行储蓄。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之初，人均储蓄只有2块多，现在我们是多少了？现在我们整个银行储蓄有13万亿多。这意味着几乎每个人都是万元户啊。说实在的，今天大多数人的银行存款都有十万八万的，少的也有几万。
有人说存款里面80%是有钱人的存款。我说这很滑稽，有钱的人把钱存在银行里？有钱人分几类：一类是贪官。贪官要是把贪污的钱全存在银行里不就暴露了？要存也是存少部分的。他贪污的钱要么存到外资银行里去，要不就是像沈阳副市长马向东那样把钱藏在夹壁里，都烂了。再就是民营企业家，他的钱还要扩大再生产，他要去投资，投资才能够赚更多的钱，所以现在的流动资金不够，老想贷款，贷款信用不够，他欠着银行的钱，他怎么会把钱存在银行里呢？还没有听说把钱存在银行里能变成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所以真正把钱存在银行里的是老百姓，因为工薪阶层即便想投资也不知道怎么投，生活好了，有一点积蓄，投资怕风险，当然是存在银行里，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怎么可以拿来做“两极分化”的文章呢？可能80%是城市人口的存款，20%是农民的存款，这反映了城乡差别，但是不能说银行的存款这么多不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我说，根本不存在着什么两极分化、绝对贫困化，没有这事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普遍的，有的提高多些快些，有的提高少些慢些。这是邓小平改革的伟大功绩，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如果说一些年轻同志，他们没有经过普遍贫穷，他们一般都不知道这些数据，还情有可原，问题是那些自称为“草根经济学家”的学者，你们挂着经济学家的牌子，说两极分化，这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吗？说两极分化的人就是想否定改革，反对、否定邓小平的改革，把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认定为资本主义复辟！还是郎咸平先生坦率：“当今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是人吃人的原始资本主义。”
经济观察报：有人会说，你这是在给人家扣帽子。
刘吉：不是我在扣帽子，而是确实有些人别有用心。我看到处宣扬中国存在两极分化的，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造反起家的暴发户，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天堂，其实他们生活也改善了，但他们失去了权力，心怀不满；第二种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人，是些不知感恩的人。请那些在网上谩骂的人晚上睡在床上扪扪良心自问，他家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去问问他爸他妈。
正确认识中国存在的贫富差距
经济观察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现在确实有贫富差距吧？
刘吉：当然我们现在有贫富差距，差距也比较大，这是事实。谁要否认它呢？我也不要否认，我也否认不了。既然搞市场经济，差距就是要拉开的，这是规律，我干吗要否认啊？好像我否认两极分化，就是否认贫富差距，还说我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真不知道谁在那儿闭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需要否认贫富差距，问题是怎么看贫富差距，怎么正确认识贫富差距！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有贫富差距是好事？
刘吉：过去我们崇尚平均主义。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分配压抑谁呢？才能高的、才能大的、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人群，先进的人群受到压抑，生产力怎么能发展呢？社会怎么发展？蛋糕怎么做大？这样下去国家只能越来越贫穷，普遍贫穷。
人的才能有大有小，对社会劳动价值大的，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就应该多拿，这才是公平。劳动价值低的，劳动贡献小的人少拿，这才是合理的。如果不管贡献大小，大家都一样平均主义分配，这公平吗？最后只好大家都不干活，养懒汉的社会怎么前进呢？任何一个群体，公平合理的分配都是常态分配曲线。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里，天才都是少数，傻子、低能的弱智者也是少数，大家都是中等智慧才能的人，常态分配曲线就是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阶层占大多数。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按照常态分配曲线分配，最后就是菱形的、橄榄形的社会。
刘吉：这才是最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也是最有效率的分配，因为少数人致富了，劳动致富了，在前面起了引导的作用，大家向他看齐，激励大家前进。这种橄榄型的分配不仅是最公平的分配，也是最有效率的分配，这种分配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这样的社会才能不断地往前进，可持续地往前进，这样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改革开放使“平均主义分配”走向有差距分配，是历史性进步，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
经济观察报：那么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呢？
刘吉：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不是说大家一样的均贫富，这就是小农经济、小生产者的共同富裕观和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观的根本区别。小生产者的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怎么均贫富？打土豪分田地啊。均贫富就是把地主打倒，最后他当地主，这就是起来造反，当流寇。这就是很简单的，不要社会改革，不要创新社会制度。这种事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并没有解决重要的贫困问题，最后还是普遍贫穷而且是周期性的战争。只有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各尽所能，各取其值，才是真正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观。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要区分两种不同的共同富裕观，一种是小农式的，以所谓的均贫富为体现形式。
刘吉：这种共同富裕观是代表落后的，是反动的。
遗憾的是，在我国，均贫富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根深蒂固。可以说，中国在思想领域里面真正的阻碍是小生产者封建主义的小生产意识。中国反封建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还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小农经济的小生产意识是马克思教条主义的社会基础，它们互相呼应。教条主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牌子，得到小生产者的拥护，造成一种社会舆论。他们向往的是马克思早已批判的反动的“农业社会主义”。他们似乎也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封建主义为了失去的天堂是视资本主义为死敌的！
经济观察报：如你所说，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观，在这种共同富裕观里，效率与公平如何统一？
刘吉：要想各尽所能，要想各取其值，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所以邓小平开创的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才是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这种共同富裕不是说没有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仍然是有差距的，但只要这个差距是按照人的才能或者是劳动价值分配的差距，就是合理的差距，就是一个公平的差距，这就是社会活力有动力的差距，是社会主义追求的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社会怎么前进？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道理嘛！
四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贫富差距
经济观察报：那么，目前的贫富差距是否就没有问题呢？
刘吉：现在的差距是不是都是好的？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场经济还不是完善的，旧的体制还在起作用，包括均贫富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想，还有广泛的市场。各种因素交织，造成很多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我认为主要有四种。
第一种就是腐败。腐败就造就一批贪官，也造就一些不法企业家。腐败怎么形成的？主要是体制腐败，因为企业进入市场经济了，而政府还延续着很多权力，既然时间就是金钱，你早批下来我就赚钱，你迟批下来我就没了，而迟批一天、早批一天的权力在政府这里，自由裁量度很大，因此权钱就可以交换，权钱一交易，这就腐败了。这叫体制性腐败。政府不应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位置上去。因为腐败造成的贫富差距当然是不合理的。
经济观察报：而且这种差距给公众的印象是最坏的。
刘吉：现在腐败淡化了，谈贫富差距成了第一位了，好像跟腐败没关系，这不是很荒唐吗？不知一个是因，一个是果，舍因论果就要走入歧途，求因果追本原才是正途。
第二种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就是市场经济法制的不健全，因此有很多“寻租”的机会。某些官员亲属以此“发财”就属此类。
第三种就是垄断，垄断造成贫富差距。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把用全民的资源赚的钱，给自己发工资。把全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剥削过去了，这像话吗？某些外企收购国企民企形成行业垄断，也属此类。
第四种就是一些 “血汗工厂”剥削。比如报载，在深圳、东莞等地，女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在剥削工人，获取超额利润。由此造成的差距也是不合理的。这个差距也是我们的法制不健全造成的。
我认为这四种造成的差距都是不合理的，因此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合理的差距，而不是笼统地讲贫富差距大。什么范围之内的差距才是合理的？我认为在数量上限制是毫无意义的。关键要在这些性质上解决它。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财富多少，而是看他财富怎么来的，以及怎么用的，这才是对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不能一般性地反对贫富差距，这没有意义？
刘吉：有贫富差距才是好事情，“均贫富”才是祸害无穷。当然，我们的贫富差距也不等于两极分化。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是质的差别，贫富差距要看两类，一类是通过劳动获利造成的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差距，是我们赞成的；第二种差距是非法的、不合理的差距，我们是反对的。因此不要笼统地去反对贫富差距，而是要解决腐败问题，解决特权问题，解决法治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任务。夸大贫富差距问题，就会搞乱社会思想，加之煽情，就会走到“均贫富”的老路上去。不如反腐败，健全法治，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经济观察报：与贫富差距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是“原罪”。所谓“原罪”就是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非法获得的，近年来出现了要追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的呼声。而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认为，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
刘吉：我赞成胡德平的看法。“原罪”是一个伪问题。
经济观察报：那怎么看待民企初期的诸多行为规范问题？
刘吉：首先，必须认识到，民营企业崛起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结果，是邓小平倡导的，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不分青红皂白地说民企“原罪”，不就是等于说改革开放有“原罪”吗？不就是等于说党和国家、邓小平有“原罪”吗？关于民营企业本身状况，总的估计，我的看法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在当时起来的第一批民营企业中，完全干干净净的是少数，完全是靠非法起来的也是极少数，大多数当时也不是完全合法的，或者是打了一些擦边球的。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你没有法律，你法律不健全啊，有的法律是计划经济的旧法律，正是需要改革冲破的。当时国家允许搞民营企业，但又没有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也来不及搞这些，没有实践谁又知道该做哪些呢？比如又不给人家资金，没有融资法，也没有合法物流渠道，个体户只能冒“投机倒把”的罪名跑单帮嘛！
《经济观察报》：就是说给你政策，你搞去吧。
刘吉：当时的政策允许他们这样干。如果要追究的话，应该追究的是我们的政策。是党的政策鼓励他们这么做的，他们打了一些擦边球。考虑到这种历史背景，可以这么说，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完全干净的也有，是绝对有的，如中关村一些企业就是科技人员干起来的。即使是打了擦边球的也是比较好的。那些企业家是怎么过来的？有的就睡在装猪的火车上，他没有钱啊，就爬到运猪的列车上去睡觉，你说他违法的，可是你知道他多辛苦啊！浙江的民营企业家说他们是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我说你不是，你有“四千万投资”：“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万计，历尽千辛万苦。”
现在人家富起来了，就来倒打一耙说人家“原罪”，这是典型的小农思想、“红眼病”，要不得。当时你干什么去了？你怕旧体制整你，也怕吃那些苦嘛！
《经济观察报》：人民大学的何伟教授说，“原罪”这个词不知道是谁造出来的，可能是从《圣经》里面借来的，《圣经》不是讲“原罪”吗？
刘吉：《圣经》讲所有人都有原罪。现在拿到企业家身上来说事，第一是不符合事实，第二，即使当时有一些擦边球，也是情有可原、法理可容的。在改革初期，不违反过去的旧法，你怎么改革？这不能叫原罪，改革旧制度、冲击旧制度怎么能说是原罪呢？“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是革命的秩序，列宁曾对那些指责革命的人说：“革命的秩序是最合理最好的秩序。”毛主席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敢于冲击，打擦边球冲击旧体制，结果实践证明它是对的，这个就不可以叫原罪，这叫历史的贡献。
我们要正确地评估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民营企业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问题，交了多少税，给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这样伟大的贡献和他们打当时的擦边球，可以相提并论吗？中央文件写得清楚，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且民营企业家中间还有10%到15%是共产党员，响应党的号召致富，你能否认他们是共产党员吗？即使少数当年有非法行为，有的在以后不同阶段被“绳之以法”了，而大多数现在也不干了。当他是万元户的时候、十万元户的时候，他可能做了违法的事情，当他变成千万户、亿万户的时候，他就是遵纪守法了，成“正果”了，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不需要再违法了，现在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是遵纪守法的。
《经济观察报》：他会觉得不值得再去冒违法的险？
答：我想是这样。现在社会主义法制越来越健全了，人们的法治观念也在不断加强。遵纪守法可以致富，冒险犯法干什么？即使当时第一桶金是不好的，二十几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就是追究法律责任的话，也是过去的了，20年失效了，不允许人有点错误啊，不允许人改正错误啊，你这点宽容都没有啊？这就没有道理了。如果他现在还继续干违法的事情，我们法制健全了，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但是笼统地提“原罪”，本身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事实。明明知道不符合事实偏要提这个问题，就是别有用心了。无非是想把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打成黑心肠的资本家，制造今日 “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复辟的假象！一般老百姓是想不出“原罪”这个词的，用莫须有的“原罪”蛊惑人心是值得警惕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伏契克的话又在我的耳边响起：“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本刊记者 马国川 北京报道
附：（二）
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时刻
中央民大教授 张宏良先生：
目前中国人民以创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重返伊甸园的斗争，就其历史性质来讲，是中国一场新的救亡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政治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中国在经济上再次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瓜分。所不同的只是19世纪末 20世纪处，西方列强是用各种条约瓜分了我们，现在西方列强则是用各种规则在瓜分我们。中国被瓜分的主要标志，就是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随意挤压的“奶牛”，身上被国际垄断资本插满了财富吸管，用断子绝孙的资源毁灭式开发，所透支形成的巨大财富，如同长江大河般的流向西方发达国家，提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可怕的是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基础。
可以说，用牺牲子孙后代资源基础的办法，来换取一代人的富足，已经是一种犯罪了，更何况这种资源的毁灭式发展，连这一代中国人都没有享受到，完全被这一代西方人给消耗掉了。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约30年的经济起飞，日本工资赶上了美国，中国工资却只有美国3%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掌握了70%财富的 0.02%（最新统计）的人口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人民会重新陷入“三座大山”压迫的原因。并且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已经做好了奶挤干净后的杀牛准备，这就是通过金融市场股市和汇市的对冲操作，将中国最后的剩余资产全部卷走。
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就经济总量来看，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用自己的资源、环境和国民健康，为西方国家贡献了惊人的财富增长，以至于总共九届的财富论坛，有三届在中国召开。中国已经连续四年，以仅占全球4%的GDP总量拉动了全球经济增长的15%，四年为世界贡献的GDP总量约1．5万亿美元，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按照去年全国工资水平计算，相当于全国城镇职工6多年的工资总额。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之大，从世界资源价格的疯狂上涨中反映的最为明显，这些年由于中国进口导致世界矿产品价格以年均 70%的幅度上涨，世界海运价格更是以年均170%的幅度疯狂上涨，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上涨，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怪异现象。
中国对亚洲的贡献更是让人惊叹，亚洲地区出口增长的100%来自中国，正是中国推动亚洲经济走出了1998 年金融危机和的困境，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出口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约占日本出口增加额的70%，日本自己也承认“对华贸易支撑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恢复”，是日本摆脱危机泥潭，经济恢复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是，经济发展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世界、亚洲包括日本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代价，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巨大灾难性破坏。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 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
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 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
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我们在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15%的同时，却是我们自己每年扣除15%。
不仅自然环境恶化，社会环境同样恶化，1979年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以年均7%的速度递增，如果再考虑到立案标准的不断降低，差别更为悬殊；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
约2000万少女被迫#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 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 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
2，就外贸来看，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惊人的财富“输血”，已经使中国在经济上落入最悲惨的殖民地状态。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之低近乎白给，历史上除了当初白种人到非洲猎获黑人不付钱之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殖民地被贸易掠夺到这个程度。对照一下外贸和发达国家市场价格就会发现，外贸利润的95%以上被外商拿走了，去年我国出口 177亿件服装，平均每件服装的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我们就是用这不到5%的利润，积累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们同时为国际垄断资本贡献了20万亿美元，相当于160万亿人民币，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在中国入世5周年的当天，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报，中国入世5年来为美国家庭节省了五分之一的生活费用，美国摩根土丹利公司的调查也显示，美国消费者因购买中国廉价产品而节省下来的金钱高达1000亿美元。日本人因为买中国筷子比洗筷子还便宜而用过就扔，同样因为太便宜，早已不烧煤的日本却每年从中国进口2000多万吨煤炭用来填海，变成人造煤矿储备能源。中国潮水般涌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一次性商品，虽然毁灭的是中国资源，却连西方国家一些有良知的人都被震撼了，纷纷呼吁改变一次性消费，并衷告中国要保护资源。
外贸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商拿走了，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便对工人敲骨吸髓的降低成本，“富士康事件”发生后，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先后来中国的调查显示，富士康公司15万打工妹每天工作15小时以上，月工资不足50美元，还不到美国同类工人2小时的工资，就是这点儿工资能不能按时拿到，都是个未知数，如此低的工资已经把现代社会的工人完全变成了奴隶社会的奴隶，绝大部分打工妹打工崽之所以能够在几乎白干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们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变成城市人口。对他们来讲，白干不可怕，可怕的是伤残。被外商拿走95%以上利润的老板，根本不可能支付劳动保护费用，伤残便成为工人最可怕的噩梦了。
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作为中国出口基地的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这还是在机器设备中占比例极小的冲床事故，其它绝大部分机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是一个永远不为人知的数字，当地政府部门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决定不再做工伤事故统计。不过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深圳有的厂家两年就换一茬工人。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只能放弃权益，回农村了此残生。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民工的血和泪啊。
谈到民工的代价，让人不能不想起震惊世界的中国矿难，2001年到2005年，全国煤矿死亡10 人以上的矿难平均每周一次，中国每年出口8000万吨煤炭的代价，就是每年平均死亡6000多人，相当于每天死亡近17人，这还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字，实际死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按照这个统计到数字，中国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印度的10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它各国的总和。在无数死难矿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国际垄断资本的滚滚利润和中国矿主的惊人财富，今年北京国际车展上，一位擦着鼻涕的矿主要买几百万一辆的法拉利轿车，当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时，这位矿主“啪”的鼻涕一甩，指着车模小姐喊道：“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走”，最终几位矿主从车展上买走了80多辆法拉利轿车。这种极度扭曲的财富挥霍，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土地主还是现代社会的资本家，包括殖民地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出现，只有殖民地经济的“二狗子”才会扭曲到如此地步。
3，就外汇来看，中国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换来的巨额外汇完全无偿的奉献给了美国。面对中国空前的资源劫难和百姓劫难，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却是一片欢呼，声称我们赚取了宝贵外汇。我们的确拥有了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这些外汇储备与其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不如说是美国的宝贵财富更加准确。一方面，一万亿外汇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美元资产，美元是什么，说穿了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刷的纸张，美国想印多少就可印多少，随着美元印刷的增加和美国经济的减弱，中国血汗换来的外汇在随着美元大幅贬值，用欧元计算的美元资产，几年来已经贬值 50%，中国外汇储备中7000多亿美元蒸发掉了一半，蒸发的购买力相当于中国去年全国的工资收入，今年按人民币计算的外汇储备又蒸发掉6%，相当于 600亿美元，超过了全国医疗教育养老资金的总和；另一方面，我们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都是购买的美国国债，过去动员人民有句话，叫做“购买国债支援国家建设”，现在我们则是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来填补美国财政赤字，用巨额外汇储备平抑美国物价，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费用，支援美国国家建设
不仅如此，美国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反过来又以我们贸易顺差的巨额外汇为理由，压迫人民币生值，并勾结国内买办集团，用外汇储备的大幅度贬值，来要挟中国政府高价进口西方国家产品。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之高，同出口商品价格之低，同样令人震惊。中国进口高档轿车价格，高出海外市场价格两倍以上，劳斯莱斯「幻影」型系列的海外零售价约四十万美元，但在中国的成交价格达到了数百万，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房地产开发商以二百多万美元，买走了一辆劳斯莱斯最昂贵的「幻影」型轿车。进口中档轿车价格也高于海外市场一倍左右。进口化妆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简直就是公开抢钱
中国南方奢侈品展览会上，一件翡翠首饰价格高达8000万人民币，随后举办的上海第二届奢侈品展览会，4天成交额就超过5 亿元人民币。世界奢侈品公司正在潮水般涌入中国，各地开设的店面已超过300家，许多国外地摊上的廉价货也拿到中国当高档商品卖，价格上千元的法国干红，在当地不过是地铁乞丐都经常喝的驱寒饮料。拥有知识产权的进口产品价格更是邪乎，微软W98操作系统美国上市价格是50美元，相当于400多人民币，不到一个蓝领工人2小时的工资，拿到中国来卖6999元人民币，相当于北京工人14个月的工资，深圳民工20个月的工资，后来的XP操作系统的捆绑价格更是达到了65000元人民币，这还是有庞大盗版市场的牵制，如果没有盗版市场的牵制，其垄断价格足以让中国95%以上的用户退出电脑领域，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至少要倒退20年。
西方发达国家雇佣中国买办集团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建立了一个让中国高价进低价出、自己低价进高价出的贸易和外汇体制，通过这个体制，越来越大量的把中国的环境资源和国民健康，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商品，从而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随着资源耗费量的增加，不仅没有恶化本国环境，反倒是越来越山清水秀，西方发达国家借助于中国的买办集团，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收益和经济代价之间的分离，自己享有经济增长的收益，让中国来承担发展的不良后果。这种向中国剥离发展风险的体制，在人民币汇率和购买力的矛盾走势上也明显表现出来，与美元对外对内一起贬值不同，人民币是对美元汇率升值，对国内的购买力是贬值，这一升一贬其实是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转移到外国老板的腰包里了。
4，就外资来看，中国一方面用巨额过剩资本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以牺牲国家资源甚至主权的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外资经济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面控制中国的经济基础。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外资进入中国本身是一种正常经济现象，但是我们引进外资的方式，却正在形成中华民族的历史性灾难。
首先，外资经济已成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巨大吸管。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已远远超过许多经济外向型国家的外资比重，截至 2005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国资金额为6224.05亿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年平均利润率高达16% ～18%，由此估算，2005年外商就从中国赚走了1000多亿美元的利润。世界银行根据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润率计算出的这个数字，显然和实际数字相差甚远，因为外资在中国享有的免税、廉价土地、超低价劳动力，以及各种腐败收益，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
中国的外资利润率有多高，这是个官方和外资公司都列为高度机密的数字，我们只能从各种渠道进行比较测算，中国垄断行业的利润率是100%至2000%，外资经济的利润率一般不会低于国内垄断行业，许多外资公司也印证了这个推断，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由于内讧，爆出的内幕是在中国的利润率达900%，我们权且按照垄断行业最低100%的利润率计算，外资经济每年在中国获取的利润应该在4万亿人民币以上，相当于全国2年以上的工资总额。
其次，外资进入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投资建设项目，而是官商勾结大肆低价收购国有资产。这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民族大劫杀，第一步是“减二免三”的免税待遇，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超国民待遇”，免税政策赋予了外资公司轻松打垮国有企业的能力。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不仅负担33%（最早是38%）的沉重税负，还要负担职工的福利保障，与不纳税不养工人的外资企业竞争，亏损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第二步就是逼迫走投无路的国有企业实行“减员增效”，甩掉6000万职工，如同占有一个妇女之前先让她丢掉孩子一样，剥离出一个干干净净的资产，坐等外资公司前来吞并。
第三步就是廉价收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甚至零价方式大肆收购核心产业大公司或各个行业的龙头公司，外资收购已经使中国本土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降低到了26.5%。并且收购价格之低，远远突破了经济大危机后的资产收购价格，在公开资本市场上收购价格不到资本价值的 5%，比如以强大国内银行网络为支持的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把三分之一的股权以每股1元的价格卖给了外资公司，外资公司投入不过几千万，一年后不算资本增殖，仅每年就所得利润就有上亿元。
在金融不良资产处理上，外资公司所得更是惊人，前面提到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是在和国家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的华融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创造了900%的利润率，并且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华融模式”，其实目前银行拿出的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外资公司凭借免税政策，打垮国有企业后形成的，等于是先打死别人的丈夫再白白占有别人的身子。可悲的是最终我们不仅是4万亿金融不良资产会白白落入外资手中，还要再为这落入外资公司的4万亿不良资产另外买单，道理很简单，许多不良资产在我们手上是不良资产，到了外国人手上就不是不良资产了，外国人很懂得中国“官怕洋人”的道理，他们会通过打官司的办法，逼迫地方政府从中国再划走4万亿资产。
第三，目前外资对中国的扫荡不仅是掠夺经济资源，已经开始了对中国政治资源的瓦解和毁坏。由于外资在扫荡过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巨大的GDP政绩，再加上官员个人的巨大利益，便形成了各地政府对外资的疯狂争夺，给外资的优惠条件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把以往帝国主义在华租界的政治法律特权都搬了出来，不惜牺牲国家主权吸引外资，由于资本成份越来越复杂，现在各地的政治法律特权已经扩展到了所有资本。
《法制晚报》上周报道，河南沁阳市规定了12条5000万以上投资者享有的各种政治法律特权，其中包括可以不受交通法规的制约、医院看病享受半价、子女随便选择学校、出入娱乐场所（赌博嫖娼）不受公安机关检查等，还规定每月1至 25人日为企业“安静日”，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市任何部门不得进入企业，违者立刻开除，到记者发稿时，已有7名公务员因进入企业而被开除。其实像河南沁阳这类规定在东南沿海地区早就出现了，广东一位市政法委书记在解释为什么要让法院判决民工败诉时，竟然对着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敢赤裸裸地说：“很简单，我这里民工多的是，引进外资却很难，不替外资说话替谁说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小平同志说的。”进入中国的许多外资公司大老板，也由最初单纯的贿赂收买官员，逐渐的发展为支配和教训中国官员，据说北京市副市长刘**，就是因为违背了一家外资公司的利益，立刻就被公开了其腐败淫乱的录像带。
5，就海外上市来看，与外资进入中国的掠夺性相反，我们进入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司却给当地投资者带去了惊人的丰厚回报。中国石油公司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 29亿美元，上市四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个公司四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值得强调的是，上述公司的盈利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要么来自于中国石油资源的涨价、要么来自于国内手机双向收费等高额收费，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人的钱财收集起来送给外国人。外国公司抽取中国财富已经够可怕了，中国国有公司也帮着外国人抽取中国财富就说不过去了。
像上述四个公司目前中国不下一百家，如此规模地海外分红，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肯定会被分成第三世界的！要知道，我们目前全国的社会保障支出也就是3000多亿人民币， 2004年全国的低保资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加起来，也不过才200多亿人民币，仅相当于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红的十分之一（每年合人民币2000多亿）。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的企业，应该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应该只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全国50%以上的城市人口、 87%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中西部地区约80%的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医院而死在家里。
《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 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
6，最后从开发区来看，全国持续多年的争建开发区热潮，已经成为毁灭资源，外资对中国进行制度性掠夺的一种方式。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自 1996年至2003年的七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少到18.5亿亩，7年减少了1亿亩，平均每年约减少1429万亩，比2个海南省的耕地还要多，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省的耕地。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3年，在全国已经有6个省的人均耕地低于零点八亩警戒线。 2004年中央对全国近7000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时，仅开发区新上项目占用土地面积就达7400万亩，其中有百分之四十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更让人痛惜的是大批良田已经被渣土彻底毁掉。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各种名目的开发区面积已超过了祖祖辈辈建成的中国全部城镇用地面积的总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走上了“苏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即依靠廉价土地吸引外资。据一份统计报告称，以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的苏州，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将消耗掉5000亩以上的耕地。在每年18%的高增长速度下，耕地每年以近10万亩的速度在消失。用廉价土地吸引外资，究竟白白送给外资多少财富我们无从计算，但是从丧失土地的农民损失中可以折射出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据有关专家统计，丧失土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款在5—10%之间，10年农民损失10 —20 万亿，把农民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土地剥夺过来送给外国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卖国行为。用廉价土地吸引来的外资，又通过土地增殖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把中国土地增殖变成了外资的利润，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近日指出：从2005年的情况看，全国新增建设用地出让纯收益应该为763亿元，而中央和地方实际收缴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只有214.5亿元，其中550亿流入了外资房地产公司，也建设说，仅去年一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使用费就流失近 550亿元。
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国民的工资收入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恶化的环境变成了外资的利润，我们的国土也变成了外资的利润，那我们国家最后还有什么呢？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赔款总额是13亿银元，相当于当时3亿多英镑，从我们上述如何一项中拿过来的损失，都超过3银英镑（即便考虑到币值变化）。另据一项不完全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里，按1937年的币值计算，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 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掠夺煤炭5.86亿吨，木材1亿立方米。我们现在20多年间煤炭出口20多亿吨，其中出口日本煤炭按照每年2000万吨计算，也是5亿多吨，出口日本的木材相当于中国国土20%的森林面积，更是超过了1亿立方米。我们1840年以来的民族救亡和民族独立战争还有什么意义？
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怎样落到目前这种“国际奶牛”地位的，或者说，西方国家是怎样利用中国的开放机会，成功的实现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转变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大家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大著作，在此只是指出一点，就是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作用，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部分，是控制在海外经商留学的干部子女配偶手中，十几年来不断跑出去的类似民运派的人也参与了越来越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据有关报告披露，截至2005 年底，仅海外**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一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六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级**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再加上加入外国国籍的各种文化精英越来越多，活跃在国内政策咨询领域的各种知识精英也在积极为外资说话，所有这些利益已经不在国内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政策的选择，这是外资能够成功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亲属）、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加入外国国籍，中国经济特别是地方经济将会越来越深的陷入外资的掌控之中。前面提到的国际资本将要对中国发动的金融打击，将是最终全面支解中国的最大危险，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提出了要在21世纪永久性的解决中国问题，所谓永久性解决，就是像前苏联解体那样，把中国支解为许多小国。（九派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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