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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报：伤天害理的“矿难最大受益者”
红河水
“矿难”是个什么？念，那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几十人、上百人乃至数百人的生命，瞬间化为乌有。就在那一刹那，多少老人失去了儿子，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孩子失去了父亲。而时下的矿工，又多是来自贫困农村的青壮年，他们是一家的顶梁柱。“一个家庭摊上一个，这个家庭就毁灭了”(李毅中语，人民网3、8)。矿难两个字，浸透了人间的悲惨，写满了穷人的血泪。即使每一个死者赔偿不低于20万元，但也无法消解这悲惨和血泪。一场矿难发生，根本没有赢者，上至国家，下至职工，中间包括老板，即便是最黑的老板也罢，没有一个不是输者。
然而，在山西省宁武县，却出现了一个“矿难的最大受益者”，一个矿难大赢家，此人便是原县委副书记杨建军。2005年7月2日，山西省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6人死亡。当时主管煤矿的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及副县长李德生默许，死亡人数被确定为19人上报，而剩下的17具遗体则被分别转移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丰镇市。“二李”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滥用职权罪被起诉。正是这个时候，杨建军填补了前者的空缺，由分管全县农业、宣传的副书记，改为分管政法和煤炭的实权人物。杨果然成了“矿难的最大受益者”，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钱财滚滚而来，突破了1000万元！
仅在上海一次便购置了249余万元的豪宅(4、4山西新闻网)。如此不堪的“最大受益者”，如此不堪的“公仆”，如此不择手段的狠贪猛捞，闻后令人浑身发冷，心里颤抖。
宁武县的“7.2”矿难，无疑是一次血的教训，那是用36条生命换来的。假如杨建军稍具良知，都应该深感责任重大，以壮士断腕之精神，痛下决心，铲断祸源，让那些无辜的“阶级兄弟”再也不能轻易丧命了。即使境界达不到这个层面，但鉴于前面两位“县太爷”为此而丢了官，为保乌纱计，也应该负起责来。然而，杨建国却没有这些“常规思维”，而是如饿虎下山，饿狼扑羊，狮子大张口般直奔金钱而来。在他分管煤炭很短的时间内，联手妻子、司机、女儿，便捞了个盆满钵溢。一个县委副书记，没有“老板”的资格，卖不成官；又仅仅一年多点，便突破1000万元。在我的印像中，还没有第二人，估计要创纪录的。需要说明的是，杨建国多是自己去要，比如以自己购房、女儿上大学费用高等理由向煤老扳伸手，煤老板再被迫向他巨额“上贡”。否则，煤矿便不合格。36具尸骨未寒，而他却由此迅速暴富。靠这样的人去对人民的生命负责，去减少乃至杜绝矿难，岂不是与虎谋皮？杨某把事做得伤天害理，这倒提醒那些善良的人们：切不可把时下杨建国之流的品行估计过高，他们的贪婪甚至没有底线，这一点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也真应验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句话，杨建军在当地朝野确被称为“饿虎书记”。一场矿难之后，一条条鲜活生命离去，并没有换来领导真正的“高度重视”，并没有换来堵住矿难再生的强硬措施，并没有换来矿工生产、生存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换来“以人为本”的大普及，而换来的却是：给一只“饿虎”提供了足够的成为“饱虎”的机会，养了一个狼吞虎咽的“坐寇”，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鲁迅在《记念刘和珍》里曾这样写到：“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此时，面对36条年轻生命的逝去，我的心情比当年先生的还要无奈，还要凄然。这件事也告诉人们，眼下的安全生产机制，还有很大的漏洞和死角；多只能寄托在人治和官员的道德上，制度取胜的含量很低。惰政、庸政、贪政，是安全生产的最大敌人。武宁县的李天恩、李德生渎职后换成了杨建军，而他比前者更“渎”，矿工们把安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也只能是对天长啸两声，自认倒霉了。可见走出矿难的“多事之秋”，如何消除杨建军这样的贪官进而实现政治文明，实在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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