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颖一的交往晚于我对他的熟悉。我阅读的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他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博士合作的那篇名作“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何与众不同”(参见本书)。那个时候该文还是伦敦经济学院STICERD中心的“未定稿”。这篇论文把“块块”为主与“条条”为主的政府组织结构的差别理论化了。他们用这一视角对中国和苏东的经济改革的不同路径做出了新的解释。比如,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进入与扩张是中国改革不同于东欧早期改革的显著特征,这与背后的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激励有直接的关系。又如,地区的局部实验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征,它也与“块块”式的政府组织方式有关。
我早在撰写《双轨制经济学》那本书中,就引用过颖一的作品。但是一直到我这本书出版一年之后,才真正与颖一在北京有过比较长时间的交流的机会。那一次,颖一和我均被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梁晶女士邀请去为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高级研讨班授课。我们两人还一起出席了当日晚上与研讨班全体学员的别开生面的见面会,回答大家的问题。之后在梁晶的寓所品尝了梁晶亲自煮的汤团。自那次以来,我们经常有电子邮件的往来。2001年9月我和平新乔在旧金山又与颖一见面,而那一天正是9月11日,结果我们在颖一的公寓里经历了“9.11”这个人们永远难以忘怀的日子。我2002年初夏邀请颖一访问了复旦大学,并做了精彩的报告。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时间仓促,邀请颖一为复旦大学兼职教授的正式批文一直到颖一结束复旦访问之时还没有下达,这意味着颖一还将专程被邀请来复旦大学参加为他举行的兼职教授的授证仪式。我期待着这个时刻的来临,就像期待着颖一的这本著作尽早与读者见面一样
2003年7月10日于波士顿Soldiers Field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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