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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让”
汪强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广大农村。”(财政部长金人杰语)“让劳动者有价值有尊严地生活”。(《瞭望东方周刊》一篇社评的标题)“让改革成果惠及普通百姓”。(街头的一条标语)一眼可以看出，这几句话的开头是同一个字：“让”！谁让？几句话中都没有明说，但稍加分析，就知道“让”者是政府。金人杰是财政部长，他的话当然代表了政府的意思。街头的标语是政府张贴的，当然体现了政府的声音。社评的作者不一定代表政府，但看他的全文，还是可以看出，他也是要政府“让”。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了，这几句话不仅开头的一个字相同，而且说了一个相同的意思，那就是政府要让老百姓得到好处。事实上，这也是近一两年来各级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所表达的意思。
政府频频提出要让老百姓一起分享改革的成果，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彰显了时代的进步。记得几年前、十几年前不是这样。那时，虽然也说改革是为了人民，但却更多地强调改革要有代价，要有阵痛，而实际上为改革付出代价、从而感到阵痛的往往是普通百姓。教育的改革，让穷人上不起学了。医疗的改革，让穷人看不起病了。国企的改制，让好多职工下岗失业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十几年，虽然GDP大幅上升，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却鲜有改善，甚至还有大量的人因家人生病、孩子上学等因素重新过上贫困的生活。现在，政府不仅有“让”的承诺，而且也有“让”的举措，减免农民的税收，免除农村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这些都让民生状况有所改善，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然而，对这个“让”字，我还是不愿过多的叫好。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政府的这个“让”，与孔融让梨的“让”有相似之处。到底拿什么梨，当时的决定权是在孔融手中，他可以拿大梨，也可以拿小梨。结果，他拿了小梨，把大梨留给他的哥哥了。他这么做，是由他的觉悟、他的教养决定的。如今改革的成果也主要由政府控制着，让不让老百姓享受改革成果，让老百姓享受到多少改革成果，似乎也完全是由政府说了算的。且举一个浅显明白的例子：若干年来，随着GDP的增长，我国的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地增加(毫无疑义，这也是改革带来的成果)。而多收的钱在政府手中，钱怎么用，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可以在民生方面增加投入，也可以将钱用于其它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缺少孔融那样的优良品质，他们不是将纳税人的钱用来改善民生，如加大教育投入，而是用于搞面子工程、豪华建筑，用于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结果造成了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我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仍然很低，比一些贫穷的国家还要低，另一方面，我国却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结果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在豪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后边是坑坑洼洼的马路。结果我们看到这样令人辛酸的对比：达官贵人将子女送到国外上学，而有的贫困生及家长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因缺钱跳楼自杀。
事实证明，如果将政府对老百姓的“让”建筑在官员的觉悟与自觉上，那是靠不住的。什么才是靠得住的？不妨讲一个已经为不少人所熟知的故事：一次，中国山东某县级穷市的市长和美国来得蒙得市市长进行电视对话。最后，中国市长邀请来得蒙得市的女市长来中国访问，女市长面露难色。她说，她缺少访问经费。中国市长连忙表示，他愿为美国市长访华支付所有费用，包括往返机票、食宿、参观等，另外，还答应要向美国市长赠送礼品。为什么一个富国富市的女市长访问中国缺少经费，而我国一个穷市市长却能如此慷慨大度？女市长自己给出了答案。她说：自己虽为一市之长，但办公费用来自市民的纳税收入，因此，每一笔开支都要对她的选民负责，在她当年的办公预算中，没有访华这一计划。也就是说，美国的官员每用一个铜板都要纳入计划中，都要处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而我们的市长呢？他要用钱可以随心所欲，可以不列入计划，可以一个人说了算。可见，老百姓要能得到更多的实惠，要靠一个好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老百姓对官员的仕途有决定权，对改革有选择权，对财政支出有话语权和监督权。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官员用钱会受到约束与监督，政府不能不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改革的成果。
还须强调一点，孔融所让的梨是他父亲的，而不是他哥哥的，他哥哥没有对梨的选择权，也只好作罢。而老百姓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成果是老百姓一起参与创造的，老百姓分享改革的成果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制度上的保障，而不应该只是政府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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