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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我做故我在！——为古得曼《事理学》唱和
本来没想现在就连载下面这本书。因为它只是初稿，许多地方写得很单薄，计划找时间好好修改一遍再拿出来“现”。不过刚刚看到古得曼网友发表的《事理学》，颇有所见略同之感，所以就先发在这里助助兴：）
我不知道古兄真名，估计在现实中不认识。我和他研究时使用的术语，思考的路子也有区别。但出发点惊人的一致。在一些大的研究方向也很类似。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早上我想在“非常科普”里开这个贴子。后来想了想，还是回到文化散论发吧。毕竟对这里熟悉了。版主可以把发在那里的贴子删除。
《我做故我在！》
——行动哲学导论
全书前言
一九八六年，我进入大学校园读学校教育专业。当时，齐鲁书社出版的《西方哲学家评传》很流行。我也买了一套，读起来爱不释手。不光专业书放到一边，武侠侦探之类通俗读物也不如它更能吸引我。
与此同时，齐鲁书社还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我只是在图书馆翻了翻就放下了。中国古代也有哲学？这些前人的观点既不系统，也不深刻，无非是一些人生经验罢了。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是被国内哲学教师们洗脑了。从中学开始，他们给我讲的就是西方现代以认识论为主干的哲学。并不关注认识问题、自然问题的中国古代哲学用这把尺一量，肯定算不上哲学了。
当然，今天的一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更清楚这个情况。下面这段话就很有代表性：“在西方哲学家看来，中国人没有哲学，至少过去中国没有像西方人一样，追究宇宙的本体……中国人真的没有哲学吗？有！所有哲学是‘人生哲学’。只讲作人伦理的道德，讲作人应该怎样。西方人认为我们没有哲学，过去我国的一些学者也跟着人家这样讲，是不对的。”参考一 49页
不过，这样来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贡献也并不全面。因为西方从苏格拉底时代起就有伦理哲学。或者从霍布斯、康德那些近代哲学家算起，发展出了系统的伦理哲学。就人生哲学而言，这些讨论并不亚于（如果不是高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话。）
但是，除了认识论和伦理学，这两个如今被纳入哲学专业的分科外，中国古代哲学里似乎还有一些东西，不能被包括在这两大领域中。并且可能是更重要的部分。“人生问题导向”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智慧财产，从先秦到宋明，都是人生哲学为导向，都在处理人生的吉凶祸福；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吉凶祸福仍然是人生问题的核心，如何趋吉避凶，仍然是华人的人生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参考二5页，
请注意“吉凶祸福”和“真善美”，或者“仁义礼智信”之类概念间的差别。“吉凶祸福”是中性的，功利的，比如个人前途的升降，商场赢亏，战场胜负等等，并不包含道德判断。就任何一个对象而言，作出真伪判断应该在作出价值判断之前。那么，如果我们要考察“人生”，或者考察具体的“处事为人”，也应该先搞清它的规律性，再作出价值（伦理）判断。
因而，中国古代哲学有比伦理哲学更基础的内容。这部分内容我一直无法用当时的哲学术语来称呼，就把它们称为“行动哲学”。那是在1988年。我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在哲学方面资料见识有限，所以很久以后才知道，西方哲学如今已经有了“行动哲学”（philosophy of action）这么一个门类。不过，显然尚未能与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学相提并论为哲学的基础理论。而中国古代的哲学，基本上可以算作朴素的行动哲学。
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哲学不用加工，不用深化和系统化，可以直接摆出来供现代人使用。毕竟如今学术界遵奉的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哲学已经极为现代，极为精致，极为系统，远不再是西方前哲们的只言片语，所以才有强大的影响力。行动哲学必须达到，或者应该达到同样的系统性，才能在哲学大家庭里占据一席之地。
这也不等于说西方就没有行动哲学的传统。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强大，必然要能够行动，而不仅仅是能思考。毕达哥拉斯学派虽然以数学研究闻名，但本身就是一个重“行”的宗教修行团体。苏格拉底以人生而非自然为他关注的中心。亚里士多德把“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创造性知识”并列。笛卡尔、休漠等人所关注的人性问题，有许多已经属于行动论。从克尔凯郭尔开始的存在主义，更是典型的行动论哲学。而“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是西方文人留下的著名警句。当然，更不用说当今西方哲学界已经有了行动哲学。
只不过近现代学术体系形成后，“认识论”压倒了“行动论”，致使后者在哲学范围内发育不良。西方哲学古希腊重“知”，罗马重“行”，中世纪重“信”，近代以来又恢复重“知”。中国先秦重“行”，西汉重“知”，隋唐重“信”，宋明重“知”，当代亦重“知”。参考二绪论。这段话大致总结了知与行在东西方哲学中此消彼长的历史脉络。
即使你不是哲学专业出身，但只要读过高中，就接触过哲学。只不过对刚刚诞生不久的“行动哲学”会陌生一些。“行动哲学”这个词组已经存在了多年。它的含义笔者总结了一下，大致有四种。最通俗的一种，也是和学术问题最远的一种，是指某人，或者某个团体 “行动的原则”，或者“行动的风格”。比如“雷厉风行是某人的行动哲学”， “他的行动哲学就是善于捕捉机遇”。这是日常用语中的含义。而且它是一个纯粹汉语语境里的词汇，是单纯的“行动”加“哲学”，并非对“philosophy of action”一词的汉译。
第二种是学术界将某个具有鲜明行动色彩的哲学体系称为“行动哲学”，或者这个体系的代表人物自称其学说为“行动哲学”。比如萨特便称“存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有的评论家称马克思主义，或者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行动哲学，或者中国古代哲学是行动哲学。在这里，“行动哲学”一词虽然用来讨论学术问题，但并不是严格的定义，只是一种对某个理论性质的描述。
第三种是成体系的，由创始人直接命名为行动哲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詹蒂莱、哈贝马斯、戴维森等人的哲学思想。
第四种含义从第三种发展而来，学术界将以讨论行动问题为主的哲学理论统称为“行动哲学”，和“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分科并列，成为哲学中的一个小门类。
第一种含义和学术无关，不在此讨论。第二种含义里包括的哲学体系虽然并非直接讨论行动问题，但对行动问题间接涉及较多。这类哲学学说，以及第三种，第四种含义的行动哲学，笔者将在上卷第三章中介绍。在这里要明确的是，本书介绍的这个行动哲学体系应该算是第四种含义——行动哲学分科——的一个新理论体系。
1988年，我把这个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写成一份札记式提纲。读者只有一个人，是我的一位教育学老师。他肯定了我爱思考，好钻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评价。因为哲学不是他的专业。我把稿件送给他看，也是因为和任何一个哲学专业教师没有交情。
1991年上半年，在这堆札记的基础上，我写出第一份系统的行动哲学提纲。后来又写了第三稿，第四稿。这两稿的写作时间大致在1991年到1998年之间，具体什么时候已经记不清了。1998年我学会了电脑打字，再没有用赖赖的笔迹写过文章。
这几稿加在一起只有四万字，仅仅是提纲。我虽然把哲学探索当成终身事业，但毕竟还知道它属于“屠龙之技”，全部身心放在上面的话，会一脚踏空，毫无所得。另外，哲学是用来指导实践的，我那个哲学体系如果很出色，自己应该是第一受益人，应该先在某个实际领域取得成绩。
从哲学的云端下降到凡间，大的阶梯有两个，一是从哲学到具体学术领域。二是从具体学术领域到现实生活。所以这么多年里，我研究行动哲学的主要步骤不是写学术著作，而是以它为指导从事实际工作。
之所以决定现在（2006年四月）把它加工成书稿，是因为我已经初步进行了两个具体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在文学理论领域建立了一个以“作家写作行动”为出发点的理论体系。在心理学领域建立了一个以“意志”为出发点的理论体系。这两个体系和如今主流的文学基础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大相径庭，完全是在行动哲学指导下进行的。
当然，说自己建立了两个理论体系比较抽象。具体来说是写了两本书，分别叫《我，说书人》和《心灵简札》。这两本书现在还是初稿，但在小范围内很受欢迎。而要把它们进一步成熟起来，不得不回过头去，先夯实它们的哲学基础。并且，解释这两个体系中的许多问题，以及它们为什么和同领域的其它理论如此不同，都需要哲学层次的界说。
除此之外，这和一位朋友的鼓励分不开。去年笔者在北京拜访了北师大的田松先生。他看过我的一些文章，认为我一些学术色彩的杂文已经很有水平了，应该作一些“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印象中原文如此）。
许多年来，不少人都鼓励过我，但田松的鼓励要专业得多。他是中国研究“民科”、“民哲”现象的专家，见识过不少沉迷于哥德巴赫猜想、永动机或者“易经”的怪人，并且写过有关专著。而我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呆在学术圈外面的人，如果研究具体的学科，很容易沦为“民科”，研究哲学也很容易沦为“民哲”。很需要一位学术圈里的朋友给我这个信心。当然，在这里要注明一下，如果我最终只是民科或者民哲，只是我自己修为不到家，和田松的鉴定无关。
本书可以视为《行动哲学》的第五稿，或者它的“2006版”。我的习惯是对已经完稿的学术类著作，每年抽时间改上一版，直到出版为止。今后，大家还可以看到它的“2007版”、“2008版”……可能会修改到我的眼和手不能表达头脑的思考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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