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故事（不断增加）

花了58年，李嘉诚建立了今天的王国。

　　最新一期香港《资本》杂志选李嘉诚为香港十大最具权势财经人物之首，现在李嘉诚拥有约600亿港元财富，其商业王国市值数千亿。

　　到今天，他仍然坚持每早5时45分起床，听6点钟新闻报道，跟着打高尔夫球，然后返回办公室，展开一天的工作。

　　走到人生第七十个年头，李嘉诚扼要地说出成功之道。“因为我勤奋，我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三言两语，描绘出他怎样闯过昔日的难关。

　　每次面对逆境，李嘉诚都会这样问：“自己有足够能力应付吗？”

　　能力需要锻炼。入世之初，他就碰上了逆境。请看《名人》杂志载文——

　　少年：“人家求学，我是抢学。”

　　1938年，李嘉诚读初中，为了逃离战火，一年后，他跟着爸爸离开家乡潮州到香港谋生。

　　爸爸在家乡当教师，李嘉诚自小喜欢看书，来到香港，他坚持半工半读。“人家求学，我是抢学。”

　　李嘉诚13岁那年，爸爸患肺病入院，他马上到处查看书本，寻找医治方法，但最后还是失望。临终前一天爸爸问：“你有什么事跟我讲？”李嘉诚很有自信，安慰爸爸，说：“我们一家人，一定会生活得很好。”每次提及父亲，李嘉诚都是眼泛泪光，哽咽说着往事。

　　之后，李嘉诚做推销员边进修边工作，赚钱养家。

　　当推销员的日子，李嘉诚每天工作16至20小时，没因香港战乱而放弃拼搏。早上9时上班前，他到其他地区发掘新客户。人家喝下午茶，他继续工作，晚上，他又跑到工厂视察“跟单”。工作尽责勤奋，他开始有自己的熟客。

　　一次老板以营业额计算，派发年终花红，李嘉诚排在第一位，花红高出第二位7倍，“我表面谦虚，其实很骄傲，别人天天保持现状，而自己就老想着一直爬上去，所以当我做生意时，就提醒自己，如果继续有骄傲的心，迟早一定碰壁。”

　　创业：“不要嫌弃细小河流……可以成为长江。”

　　1952年，李嘉诚开设塑胶厂，取名长江。“不要嫌弃细小河流，河水汇流，才可以成为长江。要不停吸收新知识，留意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甚至要稍跑在社会之前。”

　　50年代香港工业刚起步，又有大批廉价劳工，经营小本生意，最重要是能吃苦耐劳。“最辛苦是做穷生意。”创业时，资金不足，推销、设计，样样都要亲手做。

　　一天，李嘉诚阅读一份外国杂志，他注意到一部制造塑料瓶的机器，可以造出较优质而又适合香港市场的产品。

　　只可惜当时香港没有这种机器，若到外国订购，价钱又昂贵。于是，李嘉诚不断研究，制造机器，“靠这部机器，在最短时间，令我至少赚了几万元。”到现在，李嘉诚仍不停阅读书籍杂志。每有好文章，下属必定翻译成中文，让他阅读。

　　经商之道，要居安思危，也要洞悉社会动态。“没有一样事情会无止境地好，同样道理，没有一个行业会一直好下去。”

　　经营塑胶生意时，李嘉诚已投资地产，主要投资到工业大厦。就在70年代香港工业式微前，他结束塑胶生意。“我在赚钱时结束工厂，赔偿赔得足，工人们人人开开心心。”

　　做生意：“我一定会想：有没有足够气力由A到B？又想：有气力划回来吗？”

　　投资地产，李嘉诚运用资金宁取稳健保守，从不向银行借贷。“做生意似划艇，我一定会想：有没有足够气力由A到B？又想：有气力划回来吗？”

　　1967年香港社会不稳定，投资者失去信心，但李嘉诚有另一见解。“中国不会将香港变成一个烂摊子，对她没有好处，香港不会完。”

　　人弃我取。李嘉诚低价买下其他地产商刚开始打桩而又放弃的地盘。70年代，人口由战后60万增至400多万，楼宇需求大大增加。“我赚到很多钱，但不是一个天文数字。”

　　1972年，长江实业上市。

　　某日，开完业务会议，他的秘书洪小莲（现为长江实业董事）说：“我们将来一定要做成最好的华资地产公司。”李嘉诚却说：“我们要做到能与置地（当时香港实力最雄厚的英资地产商）较量。”

　　70年代中，长实击败置地，投得地铁公司那块位于中环旧邮政局的地皮。虽然如此，但当问李嘉诚，经商多年，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事情，他说不是击败置地，而是“我有很多合作伙伴，合作后，仍有来往。比如投得地铁公司那块地皮，是因为知道地铁公司需要现金……你要首先想对方的利益：为什么要和你合作？你要说服他，跟自己合作都有钱赚。”

　　因为这一击，洪小莲后来回忆起当初李嘉诚那番话，发现原来梦想可以成真。

　　下属：“你要首先让他们喜欢你。”

　　洪小莲当年是李嘉诚的秘书，那时长实还未上市。她说：“如果当年我的老板不是李先生，就没有今日的我。”

　　当秘书，没什么消遣，洪小莲就用午饭时间来看报纸娱乐版。李嘉诚刚好走过，说：“看这些东西，没有益处的。”她当时想：“关你什么事。我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再细想，又觉得不无道理，于是开始工余进修，后来，她又鼓励下属进修。

　　李嘉诚有一套管理之道。“管理一间大公司，你不可以样样事情都自己亲力亲为，首先要让员工有归属感，使得他们安心工作，那么，你就首先要让他们喜欢你。”

　　业务发展愈是庞大，就更要懂得用人之道，独具慧眼，李嘉诚那份“慧”是出于一份“心”。

　　一位长江实业的司机跟采访李嘉诚的记者说：“我们真是很喜欢我们老板，他对我们非常好。他知道公司的公积金投资在外面，遇金融风暴，损失很多，老板填了那笔数，不让员工的公积金受损。”

　　70年代，李嘉诚留意到英资公司有不少优质资产，有助他发展地产以外的业务，于是他开始计划一连串的收购行动。

　　80年代初，李嘉诚以较优惠股价收购和黄，他是凭着长远投资大计取得汇丰银行的信心，这为日后的港口业务奠下发展基础。

　　对于迅速发展港口业务，负责李嘉诚专访的香港电台监制有这样的理解：“和黄已经有港口生意，所以李嘉诚说1983年，用一两亿就发展了六号码头，到投得七号货柜码头，已经要40亿，你想一想，他可以省很多钱而拥有很多实力……现在全球最大吞吐量就是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

　　信心：“上市公司一定不迁册，但一定要做得很好。”

　　发展业务，不免会遇上风浪。80年代，风云不定。不少人猜测长实系公司会迁离香港，李嘉诚说：“讲得最激烈的时候，我讲过一句：‘如果要迁册，你们问问有没有办法迁走李嘉诚主席，没法子的话，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提迁册了。’之后，无人敢再讲。”

　　“当时我的决策是：上市公司一定不迁册，但一定要做得好，否则，公司前途真是有限。虽然，我们当时要做的事情都很不顺利。”

　　到今日，长实并没有迁册海外，李嘉诚以行动和庞大资金为中国和香港注入信心。

　　撇开了信心问题，他仍有忧虑。“我们有阴影，就是怕人家说我们两个葵涌货柜码头发展得太大。虽然政府当时没有明言说你做得太大，但你感觉得到，那么，你就要为股东争取最好的回报和出路，你就只好向外面发展。”

　　究竟这是否李嘉诚发展海外业务的动机？

　　和黄发展海外港口业务，由英国开始推展至欧洲德国和美洲。今日和黄在英国有3个港口，其中一个是全英最大港口货柜码头，而全球已有80个泊位。

　　说到和黄的海外业务，不得不提赫斯基石油公司。80年代，中东国家和美国有分歧，石油供应紧张。李嘉诚当时想：“加拿大有石油，政治环境相当稳定，如果投资加拿大石油，已经有一个大客：美国。”于是，他收购了亏蚀的赫斯基，多年来，开源节流，转亏为盈。

　　和黄1998年中期业绩报告里，在7项业务当中，只有电讯、基建和能源有溢利增长，能源业务经营溢利4．3亿，占溢利6％。赫斯基零售网络和市场占有率增加一成，预计全年会有增长。

　　开会：“当你提出困难，请你提出解决方法……”

　　和黄前高层马世民说，李嘉诚的成功在于一来懂得掌握时机，趁低吸纳，二来速战速决，在最有利情况下达成交易。

　　李嘉诚决策快，开会快，雷厉风行。“我开会很快，45分钟。其实是要大家做‘功课’。当你提出困难时，请你提出解决方法，然后告诉我哪一个解决方法是最好。”

　　他又说了一个比喻：“我是杂牌军总司令，难道我拿机枪会好得过那个机枪手吗？难道我可以强过那个炮手吗？总司令懂得指挥就可以了。”

　　两个儿子李泽钜、李泽楷读中学时，李嘉诚已带他们回公司开会。“带他们到公司开会，目的不是教他们做生意，而是教他：做生意不是简单的事情，要花很多心血，开很多会议，才能成事。”

　　教子：“沙地里长出来的树，要拔起它，你说有多难呢。”

　　李嘉诚一直都在磨练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

　　李泽钜年幼时，李嘉诚带他到报纸档口，看一个边卖报纸边做功课的小女孩，要他了解自己以外的世界。

　　一次，李嘉诚到外国探望读大学的儿子。那日，天下着雨，他远远看见一个年轻人背着大背囊，踏着自行车，在车辆之间左穿右插。李嘉诚心想：“这么危险。”再看清楚一点，原来是儿子李泽楷。

　　最初，两兄弟到外国读书，李嘉诚没打算买汽车，只买了两辆自行车给他们代步。自那次目睹险境，他才放弃这个磨练儿子的方法。

　　企业王国有了接班人，李嘉诚开始部署他的退休生活，放下部分重责，去圆自己另一个梦。

　　用钱的守则：“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李嘉诚说：“1957年、58年，我赚了很多钱，那年，我很快乐。”一年后，快乐换来迷惘，他想：“有了金钱，人生是否就可以很快乐呢？”

　　左思右想，他终于想通了。“当你赚到钱，等有机会时，就要用钱，赚钱才有意义。”

　　跳出了金钱圈套，李嘉诚将悟出来的道理教导儿子李泽钜、李泽楷。温室里的幼苗不能茁壮成长，他就带他们看看外面的艰辛，带他们坐电车坐巴士，又跑到路边报纸摊档，看小女孩边卖报纸边温习功课那种苦学态度。

　　每逢星期日，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必定跟父亲出海畅泳。然后，他们要协力上演一幕“压轴好戏”。“他们一定要听我讲话。我带着书本，是文言文那种，解释给他们听，然后问他们问题。我想，到今天他们亦未必看得懂，但那些是中国人最宝贵的经验和做人宗旨。”

　　做人跟做生意一样，李嘉诚有自己坚守的原则。“有些生意，给多少钱我赚，我都不赚……有些生意，已经知道是对人有害，就算社会容许做，我都不做。”在滚滚红尘当中，可以辟一处地方安顿好自己的良心，身心亦较舒泰。

　　儿子眼中的父亲：“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

　　在李家，吃晚饭时，两个儿子坐在李嘉诚两旁，经常你一言我一语，说得非常雀跃，而坐在对面的大媳妇王富信默不作声专心吃饭。

　　无论工作如何繁重，每逢星期一，他们一家人必定在深水湾家或外婆家吃一顿饭。通常一家四口，四菜一汤，吃得清淡。

　　众人眼中，李嘉诚是成功企业家，懂得赚钱。在两个儿子心里，李嘉诚有另一种心灵追求。小儿子泽楷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可能是其他人想不到的，我们生活是那样简单，不是说简单就叫做非常好，而是简单原来就是非常幸福。”

　　李泽钜说：“爸爸是一个很懂得用钱的人，他知道生命里哪些事情最重要。如果在他一生中，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可以帮助不幸的人，他感觉更加富有。”

　　金钱，不能堵塞心灵缺口。要填满那遗失的一角，就要寻向缺失的根源。战乱时，李嘉诚不但失去上学机会，肺病还夺去父亲的生命。七八岁那年，李嘉诚看到爸爸在晚上仍然一丝不苟地改卷，他当时想：“……老师付出很多，但收获很少。”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开心地走到爸爸身边，跟他说：“英文不是很难学，我念给你听。”听罢，爸爸流露出一份伤感。回忆昔日那份伤感，李嘉诚眼角滴着泪珠，说：“他知道我很喜欢读书，但当时条件不许可。”

　　于是，教育和医疗就成为李嘉诚日后要实践的梦。每有贡献祖国的机会，他都不放过，尤其目睹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文化大革命，国家搞成这样……我想捐钱到汕头做医疗工作，只是想对国家民族有利，但最后都做不到。”

　　贡献祖国的机会终于来了。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李嘉诚被邀出席国庆典礼，欣赏烟花时，他既兴奋又激动，想：“我可以为中国做些什么事情呢？”

　　那年，有潮州同乡发起在家乡兴建大学，在未有其他人带头捐款前，李嘉诚毫不犹豫捐了3000万港元，为日后汕大奠下了“地基”。1981年，中国政府批准兴建汕头大学。李嘉诚为此付出了庞大数目的金钱，还出了不少心血。到今天，李嘉诚捐了超过12亿港元兴建汕头大学，而每年汕大需要的1．2亿人民币经费当中，七成是李嘉诚支付，而两成是由广东省政府拨款。

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个总处在漩涡中 心的人，当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正在蓬勃发展的时 候，他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 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力的投 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 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 但是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1953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 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 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 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 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 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 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 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 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 大学任教去了。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 连研究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 （《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 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 模型的论文。

　　当年7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 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 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 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 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 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 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 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 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 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 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 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 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 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 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 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 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 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 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 拉克奖。

　　1988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 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 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 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 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使商 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 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 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 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 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 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 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 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 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 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 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最近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 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一）
一、张五常简历

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1945年，在广东佛山华英中学附小读书；1948年返回香港，先后就读于香港湾仔官立书院、皇仁书院。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1959年，到洛杉矾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学习。1961年，在洛杉矾加州大学经济研究院读硕士研究生，1962年获得硕士学位。1963年开始在洛杉矾加州大学经济研究院读博士研究生，1967年获得博士学位。1967年到芝加哥大学师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1969年到1982年为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年起到现在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和院长。

1967年，张五常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在华盛顿大学期间，张五常曾五次获得美国科学基金会研究资助，从事交易费用、合约理论、香港租屋合约及发明专利的研究。1967年起张五常从事顾问工作，曾受聘于美国电话公司、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机构，以及美孚等多家石油公司，从事多年的石油工业的合约研究（其研究成果深为学界赞赏，但由于版权问题，其成果无法让世人分享。）。其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英文，1982）、《卖橘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的前途”（1987）等等。主要论文有：“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以及合约安排的选择”、“合约结构和非专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交易成本范式”等等。

二、张五常其人

在经济学的中文世界里，张五常几乎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人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只是张五常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张五常还是中文世界最好的经济学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风靡一时；他是著名的摄影家，可与香港著名的摄影家简庆福等人一比高下；他对书法艺术了如指掌，在谈到中国各家各派的书法艺术时真是龙飞凤舞，愉悦之情洋溢于表。记得有一次，陪张教授入北京故宫参观，他要我径直到中国古代书画馆。一入馆内，只见他如孩童般地如醉如痴，留连忘返；指点各家书法如数家珍，谈论各家画派口吐玄机。他收藏如中外书画、玉石、古董，能识别、能鉴赏，信口道来，让人大开眼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他奇不奇！

我与张五常教授相识，是随缘，也是幸运。早在十几年前，读到《卖橘者言》，其中非凡的见解与睿智，使我爱不释手，一口气把它读完。以后，千方百计搜遍张教授之文章以饱眼福，并与之书信往来多年。从1998年初开始，承蒙张教授不弃，应邀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随他学习与研究。亲临其边，耳儒目染，更觉张五常之“奇才”也。当然，张五常教授之奇才，要完全言表，并非易事。在此，我只得能略举一二故事，以便大家一起来分享。

l．博士论文，一鸣惊人。

1959年起，张五常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1966年初，张五常以“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为题作为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并写了十一页的提纲，希望能听取老师们的意见。就在一个下午，他的导师阿尔奇安和赫舒拉发就组织了系里一些教授来听论文的开题报告会。报告会一开始，教授们读到张五常开题报告的第一页所得出的六个结论，就开始热烈争论，一直争论了两个多小时。等到讨论第二页，在场者更是争论激烈，每一句话都要张五常详加解释，而在座的诸位教授更是相互争论不休。直到晚上十点多了，阿尔奇安一看表走了，其他人才陆续离开。张五常心想，自己认为可以交得出去的论文初稿，两年来就只有那十一页纸，如此收场，真是啼笑皆非。

晚上十一点时，张五常心情沉重，就在加大附近的餐馆去吃点东西，然后打电话给赫舒拉发，问他是否应该放弃这个题目。赫舒拉发却惊愕地回答：“为什么要放弃呀？我没有见过那样精彩的论文！”听此，张五常异常兴奋。试想，赫舒拉发何许人也？他是现代价格理论（由他撰写的《价格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已经出版了十几版了，目前仍然是美国大学最受欢迎的教科书。）和企业财务学的开山大师，由他道出赞赏岂有不高兴之理？这时，张五常也隐约意识到，教授们的争论是因为他已经打中的佃农理论的要害，因为他对已经发展了二百多年的佃农理论提出了新的解释（这是张五常后来才知道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张五常给阿尔奇安办公室打电话，只听到阿尔奇安对张五常说：“你的几个结论与我们所知道的完全相反，像昨天那样的争论，不是办法。你就不用再来，等我在研究生班上跟学生讨论后才决定了”。过了一个星期，阿尔奇安约张五常去见他，张五常很是高兴去找了阿尔奇安。张五常见阿尔奇安，只见阿尔奇安什么也没有说，把文稿交给张五常。张五常一看，几乎哭了出来。阿氏在张五常的原稿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有修改，有提出质疑，有给出注释，每页上满满的都是阿氏的笔迹，差不多把张五常的原稿完全遮盖了。张五常气鼓鼓地拿着这原稿转回了家。但等他坐在桌前细读阿氏修改与质疑时，使张五常觉得心惊与佩服，更觉得阿尔奇安的学识高深莫测。等张五常把阿尔奇安的每一处修改、每一个质疑、每一段评语化解之后，张五常觉得自己在学识上似乎上了一个大台阶，判若两人。这时，时间也已经过去了十七个小时了。

一个月后，阿尔奇安看完了张五常的这篇文章的第二稿，叫张五常去见他。这次阿尔奇安显得很高兴，将那修改得很少的文稿交还给张五常。当时，张五常坐在那里，阿尔奇安则望着窗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们都不怀疑你是可造之材，所以对你要求苛刻一点。你要知道，不管你脑子里如何了得，文章写得不清楚，在学术上就难有大成。读了你的第二稿，将来替你写介绍信时我可以说，你懂得怎样写明朗的文章”。

也正是经过这样的磨炼，为张五常今后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此，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后来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例如，由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理论经典文选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一书，在选出这个学派最有影响与代表性的40篇文章中，张五常教授就有4篇入选，而其中两篇就是本书的主要章节。

2．与科斯神交，深受赞赏

1966年，张五常的博士论文刚写完成一半，就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通知，要给张五常一个博士后奖金，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去做研究。开始，张五常还有点纳闷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张五常才知道，是赫舒拉发将张五常的论文的第一章寄给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逊。约翰逊是当时研究佃农理论的权威，张五常对他的分析手起刀落。约翰逊不仅不介意，还再三要赫氏催促张五常申请芝大每年一个的奖金。张五常想到论文没有完成，迟迟不敢申请，后来见过了申请日期，赫氏还在问张五常的申请信寄出了没有，就只好照办了。两天后收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电报。原来芝大只看一章就定了奖，只在等张五常的申请罢了。

1967年秋天，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并在开学后几天就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拜访了科斯。过去张五常与科斯素未谋面。他一到科斯的办公室就战战兢兢地自我介绍说：“我是史蒂芬，阿尔奇安的学生，曾经花了三年时间读过你的‘社会成本问题’”。然后，张五常才打量科斯，只见科斯头发斑白，戴着眼睛，正在桌子前阅读。科斯听了张五常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呀？”张五常一时无言以对，不知从何说起。过了一阵子，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科斯立即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你吃过午饭没有，我们不如一起吃午饭吧”。从此，张五常和科斯成了好朋友。张五常在芝大工作的几年，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一起校园散步，一起讨论问题。正像张五常所说的，尽管他与科斯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1969年张五常到华盛顿大学任职时，经常会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和来信，说科斯要他们来问张五常，关于科斯的某篇文章是怎么解释的。即使80年代张五常到了香港，一位教授路过香港，告诉张五常一个故事。科斯到他们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截了当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个人提问时，一位听众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说：“只有张五常”。怪不得科斯在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词中，多次提到张五常教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重大贡献。

3．最受欢迎的教授，“最劣的教师”

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合。我有机会跟随张教授听了一年时间的课。

每次听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就会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然鸦雀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一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有声有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教授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会哄堂大笑，张教授妙趣横生的幽默一定会让你笑不胜笑；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350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但是每次开课都是后来者席地而坐，整个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张五常从来也不写讲义，即写教科书，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我曾有一次问张教授：“称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思想写成一本教科书？”他回答说：“写教科书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灵感，怎么可以墨守成规呢？”他也不指定哪本书作教科书，并以此教科书来教。因为，在张五常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在国际上有份量的教授会依书而教的。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在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否则，学校的图书馆可有可无。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给予学生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教给学生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因此，张五常提出的问题像他的老师阿尔奇安一样，都是很浅显的，像小孩发问。例如，在1967年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在一个酒会上遇见斯蒂格勒（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氏不知道张五常是谁，在谈话中，张五常向斯氏提出一个问题，斯氏就说：“啊！你一定是史蒂芬，只有阿尔奇安教出的学生才会问这样愚蠢的问题！”跟着哈哈大笑，并亲热地把张五常介绍给其他长辈。

张五常认为，他的佃农理论之所以能一鸣惊人，就在于从几个浅显的问题开始的。因为，传统的佃农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分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式来征收租金，就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动积极性，从而使生产下降。但张五常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什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的方式收租呢？假设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设我是农民又会怎么办？”也就是从这样一些浅显的问题开始，而得出与前人不同的结果。在上课时，张五常通常会从一些看起来最为浅显的问题开始，然后让学生顺其思路深入下去，以启发学生的思路。

张五常这样的教学方法，如果是以“你对教师的学问是否有信心？教师对你的思想上的启发如何？”那么张五常一定是最佳的教授（早在20世纪60年代张五常就得过美国最佳教师奖）。如果要问“教师备课准备得如何？教师的讲义清楚不清楚？教师开给学生的教学参考书是否容易？”那么张五常的得分就一定会不高。根据这两种评判标准，最优秀的教授与“最劣的教师”这种判若两人的形象就会奇怪地集一人之身。

张五常的奇闻轶事多如天上的星星，若有机会我还会多写一些与大家一起分享。


（二）
三、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

制度经济学虽然可以上溯到美国的凡勃伦、康芒斯，但是在科斯看来，美国的制度经济学“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因此，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或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应该以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为其肇端，而刊登在1960年《法律和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则是推动新制度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原动力，随之由斯蒂格勒关于信息成本的论文和阿罗关于创新回报适应性的文章发表与之呼应，新制度经济学也逐渐成了现代经济学的“显学”（科斯和诺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既显示了新制度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与贡献，也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完全为世人所认可与接受。1997年“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协会”的成立则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影响。）。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与发展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既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一种“黑板经济学”（科斯），把整个世界看成是和谐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竞争来实现，不存在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诺斯）。因此，这种理论只能是观念上的玄思，而不能解释活生生的经济现象。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任何经济运作都有交易成本，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即如果不存在任何妨碍交易的障碍，资源的运作都会是有效率的，货币及各种经济制度也不会出现。而制度的存在虽然与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相悻，但是其目的正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市场运作。因此，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各种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而且“向人们提供一个日常生活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诺斯）。也就是说，制度确定经济行为当事人的权利归属，并保证了其稳定性，促使交易能够有效地顺利进行。正是这种源于现实生活的理论，为现代经济学界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尤其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轨经济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参见易宪容（1999），“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儒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科斯，1994）。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1981年，张五常应英国经济事务社之邀，撰写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一文，此文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制度分析的第一文，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张五常希望此文能向中国同胞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揭示中国经济制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的特征。张五常认为，经济制度的组成和转变只能在选择理论的基础上作解释。现有制度的存在都是在局限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因此，任何制度运用和制度的变迁都是要花成本的。一种运作费用较低的制度，如果它节省的费用大于改变制度所需的费用，就被采用。制度改变的主要障碍，是因为搜集有关其他制度信息资料，及说服或强迫既得利益者接受新制度，都要付出成本。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中国干部，必然尽可能隐蔽歪曲信息，保存现有的产权制度，以利于他们拥有竞争优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交易费用高昂的制度，它之所仍然能够存在，是因为改变这种制度要付出成本。张五常对中国最后将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充满信心，因为中国领导人企图提升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中国社会的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降低人们获得信息的成本。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尽管不会轻易地放弃他们手中的权力与利益，但是随着经济的开放，他们的权势地位逐渐不再能有效地控制人民，致使他们企图垄断信息的成本提高了许多。于是，人们可以依据自己所获得的市场信息，迅速致富。这些人更对社会的其他人起着示范作用，加速散布利润的诱因。张五常认为，只要提高生产力的政策目标不变，中国的整个产权制度结构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今天，这些言论看上去十分平常，因为它多以成为中国的现实。但是20年前这却是石破天惊之论，它不仅开启一代人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而且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而且，张五常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及中国腐败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高论。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制度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即农村承包责任制，国家土地所有权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与责任完全清楚界定在个人身上。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至于城市企业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业企业的资产不仅可分性复杂，而且容易贬值及消散，因此，要签订一份强的激励与约束合约是困难的。因此，在80年代中期，张五常就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要形成一份有活力合约，首先评估企业的资产净值；国家以税收的方式保留国家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而资产的其他权利应通过股票发行出让，股票发行后允许自由转让等。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也正朝这个方向而行。可以说，20世纪整个80年代张五常完全献身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政策建议，其在香港用中文写的《卖橘者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的前途”、“中国的经济革命”等著作一时洛阳纸贵，风流万千，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改革者及青年学子。

四、经典之作：《佃农理论》

《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例如，由 Edward Elgar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理论经典文选中的《交易费用经济学》一书，在选出这个学派最有影响与代表性的40篇文章中，其中两篇就是《佃农理论》的主要章节。

《佃农理论》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其理论的要义是透过某些因素的变动，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其土地利用的效率都是一样。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如果能确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这种由案例实证中演绎出的一般理论后来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分成租佃问题，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马歇尔）都有所关注，但是在以往的佃农理论看来，佃农在分成租佃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收益都会小于其边际产出，因此，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无效率的。但是，人们自然要问，一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长盛不衰？人们为什么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来取代之？带着这个疑惑，张五常研究了台湾20世纪50年代期间的土地改革，并从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理论。

1．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不同的合约安排其效率相同

在张五常看来，以往的理论之所以不能解释活生生的现实的经济现象，问题在于以往理论的前提没有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因此，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自由市场中私人产权约束条件下追求财富最大化的前提上的，在资源具有排他性和可转让性的条件下，每一个合约当事人都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通过协商达成的分成合约条款（第2章），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成租佃制的另外一番景象。因为，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说，还是从经验上来说，分成租佃制会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的观点那只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在私人产权的条件下，无论是地主自己耕种土地，雇用农民耕种土地，还是按一个固定的地租把土地出租给他人耕种，或地主与佃农分享实际的产出，这些方式所暗含的资源配置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只要合约安排本身是私人产权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合约安排并不意味着资源使用的不同效率（第1章）。

在此假设前提下，张五常对分成租佃作了几何上的解释和数学上的证明。为简化起见，他假设有两种同质的生产要素h和t。这里，h代表每一佃户所承租的土地量。t代表每一侧户所投入的劳动量。并假设，每一佃户的生产函数相同。在这些假设条件下，每一佃户与地主签订的合约中的土地量h与地租比例r，必然会同时达到均衡。并求得，在均衡状态时，每单位耕地面积的地租等于土地的边际产品，而这一结果与定额地租合约下的条件是相一致的。同时，可以求得，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这一结果与工资合约下的均衡条件是相一致的。因此，张五常据此推断，在私有产权限制之财富极大的前提下，不论地主自耕、雇人生产、分租或定租的土地耕作情况，其资源配置的效率都是一样的（第2章）。这就是新佃农理论的基本实质。

2．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条件下，不同合约安排其效率不同（第4章）

在上面的讨论中，张五常关注的是以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的情况，从而推衍出的佃农理论表明，在私人产权的约束条件下，各种土地合约安排的经济效率是一样的。但是，在现实的经济世界中，交易成本无所不在。在同样的竞争约束条件下，为什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约安排？或为什么在同样的私人产权制度下，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由此，张五常在交易成本不为零和风险规避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选择理论分析方法，以便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合约行为。

张五常认为，如果一个企业可以通过使用一个以上的资源所有者的生产资源来提高生产效率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份把这些资源结合起来使用的合约。合约的形成包括以某种形式部分转让产权，例如出租、雇用或抵押。产权的这种转让，以及在生产中各种投入要素的相互协调，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其中包括商定和执行合约条款的成本。

因此，对于为何存在不同类型的合约安排，张五常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存在着自然风险，我们在此把自然风险定义为自然或现实世界的状况对产品价值的方差（或标准差）所起的作用。给定预期的产出（合约当事人的总收入）为一个非零方差，不同的合约安排便允许在不同的合约当事人之间有不同的收入方差分布。在规避风险的假定下，如果合约当事人规避风险的成本低于从所规避的风险中获得的收益，那么，这个人就会试图规避风险。他规避风险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搜寻有关未来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不容易获得的，即使付了极高的成本也是如此）；可以是进行投资时，选择风险较小的期权交易（其中包括资产组合的多样化），也可以是在各种安排之间进行选择，把他的风险负担分散给其他人，例如保险和各种合约安排。二是每一种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不同。交易成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投入与产出的物理属性不同，是因为制度安排不同，是因为不同的合约条款要求在合约的执行与合约的谈判中付出不同的努力。

可见，人们选择不同的合约安排，是为了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从分散风险中获得最大收益。而对于任何一种资源，都会有许多人展开竞争以获得拥有它的权利。每一个潜在的买者或使用者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这种资源的各种用途，而且还了解与这种资源赖以进人生产过程的不同合约安排有关的交易成本。假设没有市场竞争性交易中可能存在的信息问题，该资源将会落人能使资源的利用产生最高价值的所有者手中。因此，在市场上的竞争，所有权的竞争与所有权的可转让性，对合约行为起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且产权的可转让性确保了最有价值的知识得到利用。第二，潜在的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以及资源的所有者转让使用他的资源权利的能力，降低了执行合约条款的成本。这是因为相互竞争的当事人将能有效地提出或接受相同的合约条款。总之，市场上的竞争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订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如果人们确定了交易成本，那么合约安排的选择也就确定了。

也就是说，在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有效的资源配置要求每一种资源用在价值最高的选择上。不过，因为交易成本还取决于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安排，但是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想当然地设定了法律机关的一定的执法水平。如果人们要问：如果政府改变实施法律的努力程度，合约的选择会出现什么情况？在什么程度上这些努力与帕累托最优条件相一致？一套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与市场的运作相一致？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界定效率的条件就不是很清楚。因为，交易成本还取决于各种法律制度安排。例如，不同的执行法律效率，或不同法院的腐败程度都将影响到市场上交易的合约安排。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如果忽略了法律制度的选择与发展，涉及交易成本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也就模糊不清了。因此，张五常进而分析了法律对地主从年产出中获取最大比例地租的约束条件。

3．现行法律约束下租佃合约选择（第5、6章）

就上述条件，张五常进一步证明了，台湾1949年实行减租之后，可借以恢复原初合约所规定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补偿性合约再安排，只是少量地发生。对于这种情况，一种解释是法律的全面限制和法律的有效实施。另一种解释是，减租后产出相应增加，这部分弥补了地主由地租减少所造成的收入上的损失。实际上，地主可以通过非法的补偿性支付和产出的增加这两种手段来补偿减租所造成的损失。而后一种方式又有两种办法：一是佃农的投入量固定，佃农之间的竞争允许地主收回部分土地，减少其承租面积。一是佃农的承租面积不变，但他们之间的竞争可使地主诱使其增加农地投入量。这也说明了，如果从土地上获得地租权利是完全排他性的或是未被弱化的，那么，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利也是完全排他性的。各种不同的转让方式将保证每份资源的价值都由市场决定。因此，减租后的资源使用将与减租前的情况一样。

但是对于任何需求资源投入为h和t的生产函数，如果从h获得部分收入（不管多么少）的权利，没有被人享有或没有被排他性地转让，那么在竞争条件下，t／h的比例就会上升，这也意味着t的边际产出下降，h的边际产出上升；随着得自h的没有转让的收入的增加，t的边际产出将会下降，当得自h中的全部收人都未转让给任何单个当事人时，t的边际产出可能变成负值。例如，没有减租以前的税率，已经达到非土地生产要素之边际成本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均衡状态，因此，当减租后，佃农所增加的生产要素投入量，都没有相等的收益。此时，非土地的生产要素会从其他用途上被转移到佃农的耕作上，尽管这些土地的边际产出会较高，但是，佃农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较使用在其他用途上，产生较低的边际产出（因为若能产生较高的边际产出，在市价决定税率时，佃农为求最大收益，就会将这些生产因素予以投入），这自然会有资源配置无效率的情况发生。因此，减租后，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的原因，并不在于减少了地主得到的份额，而在于从土地上获得收入的权利没有被完全排他性地转让。因此，台湾土地改革是不需要的，确定土地为私人产权，明晰产权制度，允许土地自由转让，才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上述几方面就是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基本旨要。

4．本书的价值及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张五常把产权及交易费用观念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不仅推翻了传统佃农理论，而且为佃农理论研究开创了新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张五常从个案研究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不仅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开启了活水源头。这种方法既与科斯所开创的案例研究相得益彰，而且也成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源头活水。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一再强调产权在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主张交易费用对产权运作的重要影响，认为如果不把产权界定清楚，不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界定产权，或是否认个人产权的存在，或是政府过多地干预资源的配置，那么必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如何估计张五常对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与影响都不会过高。当然，由于假设条件或约束条件厘定上的差别性，张五常的佃农理论所引出的政策建议：台湾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不需要进行的结论，不一定与台湾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在这点上，台湾学者陈昭南等人对张五常的伯农理论批评较多。），但仍然不减佃农理论一般性上的意义及对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与贡献。

本书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还表现在张五常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观念去研究合约问题，从而奠定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础，本书也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本书中，张五常深入地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他认为，合约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资产流转的形式。人们要进行各种交易，就必须通过当事人双方以一定的合约方式来实现。由于交易物品或劳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点，交易的方式与条件、交易的时间与频率、交易的地点等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交易的合约形式安排也就有很大的不同。当事人总是会在自己的局限条件下千方百计地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合约形式安排，以使自己效用实现最大化。这些都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目前，现代合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渗透到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并成为现代经济学最热门的论题，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功不可没。

此外，本书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与深入性，还在于文字优美、格式规范，此文亦成了不少经济学学子写作的典范或范文，在英语世界具有广泛的市场。因此，现在把本书以中文的形式献给读者，也可以让写硕士及博士论文的学子们一同来分享现代经济学论文的写作格式的成果。

商业周刊作者：安德鲁·帕克　彼得·伯罗斯 事实证明，让戴尔公司驰名遐迩的并不仅仅是公司的直销商业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迈克尔·戴尔管理公司的方式。 管窥技术行业经营最完善公司的管理秘诀 　　当戴尔计算机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戴尔和公司总裁凯文·罗林斯于2001年秋天举行私人会晤的时候，他们都相信公司已经从全球计算机销量下滑的逆境中苏醒过来。然而，他们的个人表现却又另当别论。通过对公司内部人士的采访发现，公司下属普遍认为38岁的戴尔待人接物过于冷淡，在感情上太过疏远，而在他们眼里50岁的罗林斯则独断专行、处处喜欢与人作对。公司上下几乎没人对这两位领导忠心耿耿。更糟糕的是，这种不满情绪还在四处蔓延：在实施了公司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裁员之后，公司于今年夏天做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如果有机会的话，戴尔公司半数的员工将另谋高就。　　但是，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却充分说明了戴尔公司为什么能成为技术领域管理最完善的公司。技术行业其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亲密搭档在遇到这样的批评时，很可能只是一笑了之，或者听其自然。然而在戴尔公司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两位公司领导非常重视下属的意见，因为他们害怕看到人才的大量流失。没用一周，戴尔便与公司的20位高层管理人员坐在一起，坦率地做了一次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过于腼腆，以至于有些时候人们会觉得他过于冷淡、难以接近。他郑重承诺，自己将逐步与团队成员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房间里的一部分人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知道针对公司主要领导进行的个性测试已经多次表明，戴尔是一个“极度内向的人”，因此做出上述承诺对他而言是件极为痛苦的事。“这个做法的效果立竿见影，”负责美洲市场公共部门销售业务的布赖恩·伍德说，“可以看出，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迈克尔·戴尔并没有就此止步。几天之后，他们开始向公司的所有管理人员——人数多达数千人——播放他的讲话录像。随后，戴尔和罗林斯都在办公桌上摆放了一个道具，以帮助自己改变固有的行事作风。一个塑料推土机在警告戴尔，不要在不考虑他人的情况下硬性实施某些想法，而一个“好奇乔治”的玩具则鼓励罗林斯在做出自己的决定之前应该先倾听一下团队成员的意见。活数据库　　对某些人而言，戴尔重振公司士气的做法似乎只是另一则自我感觉良好的管理故事。但对戴尔公司的员工来说，这恰恰是这家来自（得克萨斯州）圆石城的计算机制造公司如何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商发展成为知名品牌的缩影。诚然，在直销方面戴尔公司是位专家，公司越过中间商，以低于所有对手的价格销售电脑。同时，公司还是高效率的楷模——对此没有人会提出异议——公司广泛的供应链网络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就像一根忙碌的电缆线，无时无刻不在紧张工作。然而，这些情况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然成为事实。尽管整个计算机行业都曾试图效仿戴尔的经营策略，但是与戴尔公司的经营成果相比，它们的努力全是徒劳。如今，戴尔公司股票市值的市盈率为40，高于IBM、微软、沃尔玛，甚至是通用电气公司。　　事实证明，让戴尔公司驰名遐迩的并不仅仅是公司的直销商业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迈克尔·戴尔管理公司的方式。戴尔的秘诀究竟是什么？这个秘诀的核心就在于，戴尔深信公司的现状从未达到尽善尽美，即使这意味着需要他这位大人物做出痛苦的改变他也再所不惜。每当公司取得成功的时候，大家会用5秒种的时间来庆贺，而接下来则会用5个小时进行事后剖析，检查哪些方面本应做得更为出色。迈克尔·戴尔说：“用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予以庆贺，随后便开始新的工作。”公司在马来西亚开办了亚洲第一家工厂之后，这位首席执行官给工厂负责人寄去了自己的一只旧跑鞋以示祝贺。而其中的寓意就是：这只是马拉松长跑的第一步。　　同样重要的是，戴尔相信问题一旦被发现就应该立刻予以解决，不得推委，不得找借口。戴尔说：“这里没有什么‘狗把我的家庭作业吃了’之类的借口。”事实的确如此。兰德尔·格鲁夫斯去年管理服务器部门时把产品销量提高了16%，但他却因此而被降职。尽管对竞争对手来说，这是一项难以企及的经营业绩，但这并不重要。戴尔公司的两位前任高层管理人员说，其实去年的销量应该更好。格鲁夫斯把询问他降职原因的电话都转给了戴尔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后者表示格鲁夫斯工作的变化只是公司大规模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最为重要的是，迈克尔·戴尔希望所有管理人员都能密切关注每一美分的经营成本——并将之转化为至少25美分的经营收入。与绝大多数技术行业的老板不同，戴尔认为，自生产的第一天起，产品就应该开始获利。为了能做到这点，他希望自己的管理人员成为活数据库，随时收集各方面信息——从增长速度最快的产品，到计算机售出的头一个月里某个零部件的平均更换次数。　　但有一个数字是戴尔最为关心的：营业毛利。对戴尔来说，只是获取利润或者仅仅快速发展是不够的。高管人员必须两者兼顾，从而使公司的长期利润达到最大。也就是说，公司产品的售价应该低到足以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地步，但同时这个售价又不能低得使公司失去应得的利润。1999年，戴尔公司在欧洲的负责人未能使经营成本降至最低，从而造成了利润流失，结果他们全部被免职。罗林斯说：“在某些企业中，如果有人能发明新产品，他们就能成为英雄。但是在戴尔公司，成为英雄的含义却是省钱。”　　竞争对手永远无法效仿的正是这种组合——追求完美的同时仔细研究每一个最新的数据点。美林公司的技术战略专家史蒂文·米卢诺维奇说：“这就有如观看迈克尔·乔丹投篮。我看得很清楚。我也知道该怎样做。可我就是做不到。”　　那么这个迈克又是如何琢磨出自己的管理理念的呢？这还得从19年前说起，当时戴尔逃课在得克萨斯大学自己的宿舍里出售自制的个人计算机。尽管戴尔当时还毫不起眼，但他却斗志昂扬，借助直销模式与IBM、康柏这样的公司巨头抗争，不过当时在人们看来直销模式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迈克尔·戴尔已经身价170亿美元，拥有4万名员工的戴尔公司的销售额则接近400亿美元。然而，他仍然像大学时那个陷入困境的毛头小伙子一样，以一股紧迫感和坚定的决心继续经营着戴尔公司。他说：“我依然认为我们是挑战者，我觉得我们仍在发起进攻。”　　迈克尔·戴尔并非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领导着公司。他既没有杰克·韦尔奇那种强悍的作风、非凡的魅力，也不像已故的萨姆·沃尔顿那样平易近人、风度翩翩。有一次，戴尔在聆听完甲骨文公司派头十足的首席执行官劳伦斯·埃利森的辉煌业绩之后，举起手中的一页白纸，不动声色地对自己的助手说：“看到了吗？它普普通通、平淡无奇，我也一样。”这种无我的行事作风渗透进了公司的每个角落。　　公司希望所有员工都能为公司利益而抛却私利，而且没有人期望成为大明星。如果迈克尔·戴尔愿意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特点，其他的高层管理者至少也该做出些自我牺牲。戴尔通常会让高管人员搭档管理重要的业务，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为“两人执政”。这种协同工作的方式可以让当事双方相互找出缺点，并在工作出现失误时共同承担责任。一位有过此类工作经验的管理人员称戴尔的高层领导是“无名管理团队”。　　正是这种管理方式使戴尔公司在竞争对手纷纷落马时得以继续前进。自2000年起，公司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公司2002年的增长幅度几乎达到了3个百分点。在最近一个季度里，公司实施的一项成本控制新措施使日常管理开支降至了经营收入的9.6%，而公司的生产力已接近每位员工创造100万美元营业额的水平。戴尔公司每位员工创造的营业额几乎是惠普公司的两倍，是IBM公司的3倍。　　然而，对于不知疲倦的迈克尔·戴尔来说，这一切还远远不够。他希望这家倾其半生心血建立的公司在自己辞世之后依然能够繁荣发展。于是，他与罗林斯规划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财务目标：公司的经营收入到2006年达到6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公司2001年营业额的两倍，戴尔将因此跻身全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公司之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司需要再现曾经在个人计算机领域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但这一次公司将在全新的市场中搏杀。迈克尔·戴尔已经带领公司进入了打印机、网络设备、手提电脑和技术服务领域。戴尔最近发起的一次突然袭击是：凭借掌上数码音乐播放器、网上音乐商店以及纯平电视进军价值950亿美元、同时竞争极其残酷的电子消费产品市场，戴尔的这些产品已于10月28日上市销售。　　戴尔能从个人计算机神童晋级为企业管理偶像吗？公司要想不停歇地向前发展必须培养新一代的领导人，但罗林斯也承认，在公司目前这种压力不断加大的环境下，培育新人是一大挑战。20世纪90年代，当招聘自英特尔和IBM等大型公司的资深高管人员纷纷跳槽后，戴尔认识到外来者很难轻松适应戴尔公司苛刻的企业文化。而且戴尔一改往日的作风，他不再寄希望于用股票期权来抚平这种不满情绪。约有32%的优质期权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目前35美元的公司股价，而戴尔公司今年却把准许兑换的股票数量削减到了4000万股，这仅相当于2001年的三分之一。这也就难怪公司的一项内部调查结果显示，戴尔在鼓舞员工士气方面只是小有进步。凯特·卢德曼是一位高管培训人员，她自1995年起就在戴尔公司工作，她说：“在重视人才方面，他们还得多加努力。”“孤注一掷”　　在创新方面戴尔公司也陷入了两难境地。节俭的经营方式使它在产品开发和投资未来技术方面捉襟见肘，尤其是与竞争对手相比，就更是如此。即便在技术衰退期，IBM公司2002年的研发开支依然高达47.5亿美元，占公司营业额的5.9%，而惠普公司的研发开支也有33亿美元，占营业额的5.8%。而戴尔呢？仅为微不足道的4.55亿美元，占其营业额的1.3%。竞争对手表示，这种经营作风妨碍了戴尔向个人计算机以外的领域扩张，尤其是向数码影像和数据处理能力应用等极具发展前景的领域扩张。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勒顿·菲奥里纳说：“戴尔是家伟大的公司，但它却显得有些孤注一掷了。”此外，戴尔在对待进入新市场所需的成本问题上缺乏耐心，如果产品——如高端服务器——不能迅速产生利润，公司即会宣判其死刑，而不是致力于长期性的投资。IBM公司负责服务器业务的主管威廉·蔡特勒说：“从其本身的业务而言，它是全世界最好的公司。但问题是，在新的宏伟事业面前，它们还能保持最佳状态吗？”　　对迈克尔·戴尔而言，投资新的宏伟事业并不是他的目标。他的任务是让当前的事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并不准备成为下一个IBM或惠普。相反，他希望全力以赴地成长为高效率的制造商和分销商。这就是戴尔为什么不断提高经营效率的原因。戴尔公司已经拥有了550项企业经营流程方面的专利权，其范围涵盖了企业经营的方方面面，从在工厂中使用无线网络，到生产岗位的设置（这些生产岗位的生产效率是标准组装线的4倍）。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埃瑞克·布林约尔松说：“他们在发明企业运营流程。这是一项戴尔公司独有的资产，它的竞争对手并不具备这一点。”　　戴尔公司精心设计自己的扩张战略，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这项资产。此次竞赛的计划是进军商品市场——那些技术已经实现标准化的商品市场，在这里戴尔可以运用它在规章制度、速度和效率方面所具备的各项技巧。随后戴尔便可以用他人难以企及的速度迅速降价，从而推动市场需求急剧攀升。对于那些戴尔认为已经商品化但仍需要进行研发的市场，戴尔正在通过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敲开它们的大门。以打印机市场为例，戴尔将自己的品牌贴在了利盟国际公司的产品上。在存储器市场上，戴尔与EMC公司结伴销售贴有两家公司品牌的存储设备。戴尔计划在这些市场实现商品化以后占据它们的生产领域。前不久，它接手了EMC公司的低端存储器的生产业务，从而将自己的产品成本削减了25%。　　戴尔公司的经营记录显示，公司首席执行官有望在2006年实现营业额达600亿美元的目标。戴尔目前已经夺取了低端服务器和数据存储设备领域的大片市场。公司生产的手提电脑仅仅用了两个季度就在美国同类产品中占据了37%的市场份额。而且罗林斯说，戴尔打印机的初期销售额是公司内部目标的两倍。考虑到个人计算机市场的发展潜力和新市场的发展前景，分析人士大都相信戴尔能够以实现既定目标所需的年均增长15%的速度前进。在最近的4个季度里，戴尔的平均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19%，而且罗林斯在10月8日向投资者保证，公司的一切事务都在按计划进行。高盛公司分析师劳拉·科尼利亚罗说：“它简直就像一台机器。”根据First Call公司对华尔街预测情况所做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戴尔公司今年的营业额将增长16%，达到410亿美元，而利润额将上升24%，达到26亿美元。　　当戴尔公司扎身众多的新市场之际，其创始人头脑冷静的务实作风将有助于公司的发展。作为商业史专业的学生，他已经仔细研究了技术行业中的一些传奇人物是如何因为拒绝承认失误而迷失方向的。戴尔引用了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的肯·奥尔森的例子，后者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经营战略，直到市场离他而去，同时戴尔也暗示Sun电子计算机公司的斯科特·麦克利尼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迷失方向的人。　　戴尔则恰恰相反，他迅速改变了自己的经营策略，并因此而免遭挫折，这实在是件幸运的事。2001年，戴尔聘用了一位摩托罗拉公司的高级经理负责公司的移动电话业务，半年之后他酝酿出了进军这一市场的计划。但戴尔随即判定，移动电话市场的发展前景不足以收回他进军该市场的成本。第二年，戴尔结束了公司于1999年以3.4亿美元的价格购进的一家存储技术公司，那是惟一的一次大规格收购行动。戴尔公司断定高端存储器技术还不足以实现市场化，因此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Sun电子计算机公司前任总裁爱德华·赞德说：“能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创建公司，并不断推动它发展至如此程度真是不可思议。在某个行业里摸爬滚打15年、20年的人都会变得过于严谨。而他却是个例外。”　　事实上，在所有担任首席执行官的企业创始人中，迈克尔·戴尔是任期最长的人之一。论起技术行业中担任首席执行官时间的长短，已经在位19年并将继续担任此职的戴尔仅次于甲骨文公司的埃利森。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在担任首席执行官25年之后辞职做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软件设计师，他说：“这些话由我来说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但是很少有企业领导能够从最初的事必躬亲开始，然后逐步形成一种领导风格和管理流程以管理规模超大、实力超强的公司。”　　　戴尔通过与罗林斯分权——即他制定的“两人执政”的管理理念——完成了这项任务。1993年罗林斯以咨询顾问的身份帮助戴尔公司策划了第一个长期发展计划，之后又帮助戴尔从一系列的经营失误中走出，其中包括失败的笔记本电脑推广活动以及损失惨重的货币交易方面的尝试。三年后，戴尔从贝恩管理咨询公司挖走了罗林斯，让他负责北美地区的销售业务。　　如今，罗林斯是负责日常事务的总经理。他和戴尔的办公室之间仅隔着一面玻璃墙。在2001年秋季召开的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戴尔提出建议，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两人不得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如果仅让更具企业家个性的戴尔或者处事更为严格的罗林斯单独行事，他们都可能犯错误，但协同工作的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此类错误。戴尔说：“当我们二人一起努力时，这家公司的实力大大增强了。”而且毫无疑问，罗林斯将成为公司的下一任领导。“万一我遭遇意外，他就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双重质询　　现任首席执行官并没有放松对公司的日常管理。通过严密监控销售信息、生产数据和竞争对手的活动情况，戴尔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公司庞杂的经营业务。他走到哪儿都带着他的黑莓片商务通。据公司一位前任高层管理人员透露，戴尔在办公室的时候，每天上下午都会各留出一个小时专门阅读、回复电子邮件。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说：“迈克尔是个很有远见的人，但也注意细节，比如他可以告诉你昨天从新加坡发出了多少台计算机。”通用电气是戴尔公司最重要的客户。　　希望了解业务发展的所有最新细节是戴尔的嗜好，但这也有可能让他陷入困境。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前任技术行业投资银行家弗兰克·奎特隆被指控妨碍司法部门调查该银行处理热门首次公募的事件，10月10日在审理奎特隆的案件时，检查官公布了戴尔与奎特隆之间的电子邮件。在2000年7月的一次交易中，戴尔要求获得25万股Corvis公司的股票作为公司的风险投资基金，Corvis公司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网络设备公司，当时它正在筹备上市。戴尔暗示，这种分配“肯定有益于”戴尔公司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对此戴尔拒绝发表评论。但是他的发言人说，戴尔只是试图帮助该基金开展业务，而且这位发言人还指出，无论是那次交易之前还是之后，戴尔公司从未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进行过任何投资银行业务。在另一封同时抄送给了迈克尔·戴尔的电子邮件中，戴尔公司管理个人风险基金的经理要求获得Corvis公司的股票用作基金。该基金的一位发言人说，早在1999年该基金就已经向Corvis公司投资，因此这一要求本来就无可厚非。　　罗林斯与迈克尔·戴尔一样，喜欢关注细节。他正负责监督依据“六个西格玛”而进行的改革项目，这次改革的内容从产品制造到营销无所不包，今年有望帮助公司削减15亿美元的开支。改革的重点是对公司经营中存在的不足和浪费现象实施小型外科手术式的治理，而不是大范围、全方位的改革重组。今年7月一个天气晴好的下午，戴尔公司召开了一次“六个西格玛”会议。罗林斯专心倾听服务器生产厂的技术员约翰·霍兰的介绍，霍兰讲述了他的团队如何用普通的白纸取代彩色纸张来打印零部件列表，此举为公司节约了2.3万美元。霍兰的上司、戴尔公司美洲业务副总裁狄克·亨特说：“除去在戴尔公司，你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年薪4万美元的业务主管向年营业额达400亿美元的公司总裁汇报工作？”　　当戴尔公司挺进新市场时，迈克尔·戴尔管理风格中的原则得到了充分运用。以戴尔公司打入价值500亿美元的打印机市场为例。戴尔公司的一个战略专家小组从2001年起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研究这一市场。当戴尔公司发现，公司2/3的客户均表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与购买个人计算机和服务器一样的服务，他们就愿意购买戴尔公司的打印机，这时戴尔公司才开始认真考虑进入打印机市场的事宜。戴尔公司副总裁蒂姆·彼得斯是推广手提设备的资深专家，2002年夏天他被任命负责打印机业务。但是与其他策划推出新产品的高层管理者一样，彼得斯也必须面对来自戴尔和罗林斯的双重质询。在构思出了一项战略之后，彼得斯只能等待自己的战略接受严格的检查。　　在戴尔公司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巧。戴尔提醒彼得斯仔细考虑产品的特点以及消费者的购买经历，而罗林斯则督促彼得斯在不损害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削减成本。两位老板都想确保产品推出的时机能够拿捏得恰倒好处。这就要求公司深入探讨打印机标准化技术已经发展至何种程度，以及戴尔公司所使用的供应链网络的状况如何等。公司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是打印墨。客户通常在附近的零售商店购买墨盒。似乎无法让顾客在网上订购戴尔公司的墨盒，然后再等上几天才能拿到产品。　　无论推出何种产品，最艰巨的任务莫过于计算。在戴尔公司，推出一款新的个人电脑大概需要花费1000万美元，而这种产品的年均营业额大约在20亿美元到30亿美元之间。2001年退休的戴尔公司高级副总裁卡尔·埃弗里特说，任何新建议都必须能够获得可观的回报，而且必须从一开始就获利。这就是彼得斯在打印机业务上必须实现的目标。这方面的例外很少，除非戴尔公司察觉到这一机遇有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未来。戴尔公司的服务器业务就是一个例子，公司前任副总裁迈克尔·兰勃特说，该业务历时一年半才实现盈利。　　　　　彼得斯用了7个月的时间解决了打印机业务方面的所有难题。戴尔公司的打印机于3月上市，并且立刻实现了盈利。彼得斯解决打印墨难题的方法是：戴尔公司售出的每一台打印机中都附送指导消费者登陆戴尔公司网站的软件，消费者可以在这里购买新的墨盒，公司于第二天送货上门。然而，迈克尔·戴尔还是不放心：在产品推出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一直工作到凌晨两点，观看打印机的在线首发式，并且给彼得斯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一些改进的意见。当打印机的销售额达到了公司内部预计目标的两倍时，彼得斯的工作团队得到了一份非常戴尔式的奖励：忙里偷闲，去看一场《终结者3》的电影。　　考虑到竞争对手惠普公司正决心铲除戴尔公司在打印机业务上的勃勃野心，那场电影所起的作用将远不止是安慰大家一下而已了。惠普公司的战略是，凭借自己在创新方面的强大攻势将戴尔公司彻底击垮。惠普公司每年用于打印机研发的费用为1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戴尔公司整个研发预算的两倍多。惠普公司凭借这笔资金研制出了诸如高端照片打印墨水之类的产品，这种墨水可以保存73年，这几乎是戴尔产品的10倍。惠普公司负责全球业务的副总裁杰夫·克拉克说：“戴尔公司不撞南墙不回头。在我们看来，戴尔公司就是一家技术落后，成本低廉的小企业。他们是这个行业中的凯玛特超市。”而且部分专家也认为，短时间内戴尔公司不会对惠普公司所占的60%的市场份额起到威胁作用。据加特纳公司预计，今年第二季度，戴尔公司才占据了不到1%的打印机市场，而且大部分是低端产品市场。自下而上的攻击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戴尔公司进军高端市场时可能会遭遇极大的阻力。鉴于戴尔公司的研发费用少得可怜，它不得不放弃了高端服务器产品，因为它不得不与太阳公司的尖端产品展开激烈的拼杀，而疲软的市场需求也不能引起戴尔公司的重视。此外，尽管戴尔公司从两年半以前就开始销售网络设备，但它的产品始终不足以威胁思科系统公司的市场垄断地位。然而，戴尔确信，自己在销售低端产品方面游刃有余，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即使是低端产品也能绌绌有余地满足客户需求，最终将迫使竞争对手努力寻找下一个高端创新产品。美林公司的米卢诺维奇说：“从技术行业的发展历史看，自下而上的攻击都能收到奇效。”　　实际上，当市场走向成熟后，戴尔公司便能轻而易举地攫取大量市场份额。在存储器方面，戴尔公司的年均销售额如今已达6亿美元，占EMC公司销售额的10%。个人计算机市场的利润较低，尽管戴尔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避免进入这一市场，但在最近的4个季度里，公司个人计算机销量的平均增幅却达到了46%。　　对于惠普把戴尔比作技术行业中的凯玛特的辛辣讽刺，迈克尔·戴尔当然很反感。但是，戴尔公司与另一家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公司——之间却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这家来自阿肯色州本顿维尔市的企业巨擘一样，戴尔已经成长为一家高效的分销企业，凭借着严格的经营举措和勤俭的管理作风它可以快速、轻易地成为任何新市场中举足轻重的企业。曾担任戴尔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的莫顿·托普弗说：“我们时常觉得公司可以销售任何产品。”也许公司无法销售所有产品。但是，戴尔却正在努力扩张他在技术领域的势力范围。凭借不断追求完美的管理理念，他似乎已经上路了。

up一下，明天接着看。

以下是引用joannedotd在2005-5-8 18:30:50的发言： up一下，明天接着看。

谢谢鼓励！

文森特·凡·高(1853-1890)生于南布拉邦特的曾德特，逝于瓦兹河畔的奥弗。说起来，他成为画家的日子是1885年12月，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既多产又短促的艺术生涯，因为他只需五年便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不是他的个性突如其来的显露，我们今天无疑会把他作为表现劳动与贫困、工农辛苦的伟大画家，作为荷兰表现主义的第一人来纪念了。他成为画家乃是为了解决撕裂他灵魂的内心冲突，是为了对生活中遭受的挫折进行报复。

　　他出身于一个新教牧师之家，不过，有两个作绘画批发商的叔叔，这使他得以在海牙的由叔叔转让给巴黎古皮尔的画廊作了店员。不久，画店把他派往伦敦的英国分店工作。在伦敦，他爱上了房主的女儿，并向她求婚，不幸遭到拒绝。他那不稳定的、过份神经质和过份认真的性格使这一挫折分外沉重。他离开伦敦，于1875年回到巴黎总店。很快，他便对以巴黎为中心的思潮和运动着了迷。他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参观博物馆受到同情卑贱者苦难的那些人道主义作家、画家的影响。

　　《圣经》成为这位自学的画家、牧师之子的主要动力。他感受到宗教的召唤，于1876年离开古皮尔画店，重返伦敦。他进了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主持的教堂，并被卫理公会教徒接受为徒。他申请到矿工中去作传教士:"我感到自己被宗教所吸引，我想要安慰卑贱者。"但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在这年的圣诞节，回到埃顿的父母身边。可是不久，他就和他们发生了冲突。

　　从1877年的1月21日到4月30日，他到多德雷赫特去作书店店员。然而，他又不能强制自己过有规律的现实生活。越来越陶醉于宗教的天职之中，他进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宗教训练班，并在三个月后抛弃学业，奔赴比利时最贫困的地区——博里纳日去传教了。他要把这个苦难地方的矿工重新带向耶稣。他自己也过着同样贫穷的生活，住在一间小木房里，睡在地板上，同他们一道吃苦，照料病人，表现出卫道者的狂热，然而却没有成功。他长着红棕色的头发，笨手笨脚，衣衫褴褛，举止古怪，眼睛过分明亮。他的牺牲精神使人吃惊，苦行主义令人不安。人们不断地挖苦他，孩子们都惧怕他，至于女人！……谁会爱这么个怪人？1879年7月，教会也不愿要他了。

　　于是， 文森特生活中最阴沉的时期开始了，几个月里他贫穷潦倒，精神崩溃。由于极度失望，他沿着大路流浪。他给即将进古皮尔画店工作的弟弟提奥写了封感人肺腑的信，宣布自己决定从此献身绘画。他在布鲁塞尔时，的确曾经学过素描，也临摹过一些米勒的画。他于1881年4月12日回到埃顿的父母家短住，又受到一次失恋的打击，遭到表姐"凯"的拒绝。他离开家，前往海牙，他的堂兄……画家莫夫友好地接待了他，并给他出了很好的主意。

　　1882年1月，他在街上遇到又丑、又醉、怀着孩子的妓女西恩。他让她和自己生活在一起，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他们在一起过了二十个月，最后，他终于明白，对于他来说，人的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同样是不成功的。

　　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可是不幸却始终对这位艺术的卫道者紧追不舍。他与不同意他以绘画为业的父亲吵翻了，同海牙美术学校教师莫夫及伊斯海尔的关系也不和睦，因为他从来就认为那种教学不可忍受。于是，1883年他又回到慈祥的本堂神甫住宅之中。这次是在纽南，并且勇敢地从事绘画了。他就是以这种生硬、阴暗和悲伤的方式画了丛生的欧石南、茅草屋、织布工人、农夫。他的初期作品《鞋》、《吃土豆的人》(拉朗藏)都是该时期的代表作。环境的影响，榜样的感染，都使他坚持着这一阴沉和积极的现实主义。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解释随之而来的辉煌杰作呢？天才的力量不管如何伟大，也不能用来解释整个改变了西方绘画的这一深刻变化。文森特到底得到了什么启示？受到了什么冲击呢？

　　1885年11月，凡·高正在安特卫普，他的父亲刚刚去世。在五年之中与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的弟弟提奥给他寄来了一些补贴。他在弗拉芒港口发现了鲁本斯的画和生活的欢悦，日本版画的色彩也使他赏心悦目。他买了一些这样的版画，贴在卧室里，几小时几小时地凝视着它们。他似乎朦胧地看到自己还不清楚的欲望出路，看到一个鲜明的，鼓舞人向上和寻得平衡的新世界。 他突然决定前往巴黎，提奥接待了他，并充满感情地留他住下。

　　在巴黎，文森特被印象派的画弄得眼花缭乱。他见到了毕沙罗、德加、高更、修拉。1886年6月，他进了科尔芒工作室，在那里结识了图卢兹-劳特累克。他充满激情地画着，画巴黎的街道、肖像、花朵。他在唐居伊老爹画廊和莫奈、基约曼、西涅克一道，展出了自己的几幅作品。当时，他的弟弟已是古皮尔画廊的负责人了，他鼓励支持了他。对日本版画着了魔的凡·高临摹了歌川广重的《雨中的桥和树》。他的色彩明亮起来，甚至从印象派画家那里借鉴来了点彩法，用到现存罗丹博物馆的《唐居伊老爹像》上。他在毕沙罗、莫奈、基约曼的画中，也看到了日本式的轻松和色彩的新鲜感。

　　不管怎么说，法国印象派在这位荷兰画家的灵魂给予了决定性的一击。他是如此争强好胜，以致在逗留巴黎的二十个月中，竟作了两百多幅画。不过，1887年的秋冬使他感到难过。天空灰蒙蒙的，街道暗淡无光，都市的悲凉使他无法忍受。另外，他从巴黎画家们那里也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可以说，他通过与他们结触而获得的青春之火已经熄灭了。他需要光和热来温暖冷却了的心灵，唤起奋发工作的热情。

　　于是，他听从了图卢兹-劳特累克的建议，在1888年2月20日来到阿尔。外省的一切都使他着迷，花朵盛开的果园，漂亮的阿尔姑娘，朱阿夫团队的驻军，喝苦艾酒的人。他狂喜地喊道:"这真是东方啊！"这时，他三十五岁，并且感到自己是幸福的人，他用芦苇笔作素描，画得熟练奔放。他也作了多幅沉着的，可以说是以强劲笔调"写"就的近乎宁静的油画。他终于找到了明确的轮廓，不带阴影的光线，明亮得铿锵作响的纯色:朱红、普兰、翠绿，以及作为太阳光环的神圣黄色。抛弃了印象派的华美，拒绝了分色主义的点彩，不再作分裂的素描和追求色调的微妙变化。他以刚劲、准确、肯定的手法抓住对象的内部结构。在十五个月中，他作画二百余幅，有的画他画了三遍、四遍甚至五遍。它们是《罗纳河上的两只哈巴狗》、《日诺夫人》(阿尔妇女)、《向日葵》、《朗卢桥》、《邮差鲁林，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

　　在圣玛丽·德拉的短暂逗留时期，他也画了一些素描和油画，特别是《沙滩上的小艇》(拉朗藏)和《海景》(藏莫斯科)。最后，我们还要回顾一下他留下的著名作品《在阿尔的卧室》(1888年10月)，因为后来，他在圣-雷米作了善于这幅画的两幅记忆画。

　　不过，他此时的物质生活极其艰苦，吃不饱肚子，也卖不出去画。他为幻觉症的发作所苦，变得痴呆。死的念头也纠缠着他。他好象予感到末日将临，所以疯狂地工作，处于从失望中求解脱的激昂之中。他的神经在燃烧，金色的光从画中涌汇出来，而他正在"宇宙熔化的中心"。物质在熔化中蜕变，同时也消耗着他的大脑，精神病的发作变得越来越经常了。他酝酿了一个被他称为"南方画"的艺术家夏令营计划，想让各派艺术家来共同创作一幅画。

　　1888年10月，高更接受了他的邀请，凡·高为此高兴得要命。然而，急风暴雨般的争论很快便损害了这两个性格对立的人的关系。圣诞节的晚上，在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之中，凡·高把玻璃杯摔到了高更的脸上。翌日，高更在路上行走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看到凡·高拿着刀跟在后边，在高更严厉的目光下，凡·高停住了脚，然后逃到自己的卧室里，一刀割下了右边的耳朵，把它包在手帕里，去送给妓院中的一个女人。在住院两周之后，又到家里，画出了名作《耳朵上扎绑带的自画像》(1889年1月)。

　　然而，他的幻觉症又再次发作。邻居们写了份请愿书，要求把他送入精神病院。他那外表、忧郁的性格及意气冲动使得居民们讨厌。人们害怕他，把他当作疯子。而他却从未以更深的洞察力去分析自己的疾病，竟然以如此的忍耐对待人们的敌视，更清醒、正确地谈论着自己的艺术！人们终于还是把他送进了医院。在巴黎行将结婚的提奥为此很感不安，托画家西涅克来看他。3月20日，西涅克与仍在作画、读书和写作的凡·高在一起待了一整天。觉得自己实在病得厉害，凡·高自己提出要求，于1889年5月9日，住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

　　他艺术生涯中最多产(如果不是最奇特的话)的阿尔时期结束了。就在精神院的一年中，他还作了一百五十幅油画和一百多幅素描。他像魔鬼附身一般地画着，中间有过三次长时间的发病，而且每次发病都带来痛苦的身体衰竭。他画了《夏季的精神病院》、《长着柏树的麦田》。风景在发狂，山在骚动，太阳在旋转，柏树和橄榄树被高温扭成了弯曲的形状。颜色也不再如往日明亮，黄色变得糊焦，兰色变得暗淡，朱红转向了赫石。但画中的节奏感却发挥出来了:旋转的曲线，崩溃的形状，以及在狂热的颜色和线条所构成的一片混乱之中，逃向地平线的透视。他在画上表现的好象是他在想象的晕眩中见到的东西。他用手燃起的火焰也传到了大脑，失败感在压迫着他，他的作品是否比不上他所欣赏的画家？这想法吓坏了他。

　　1890年1月，他得知提奥有了儿子，并给孩子起了和他一样的名字:文森特。他那好心的兄弟是如此慈爱，那样长期负担着这个潦倒不堪、一幅画也卖不出去的画家！这时，评论家欧里埃刚刚在《法国信使》上发表了评论凡·高作品的第一篇文章，但这个荣誉只不过给他小小的安慰而已。他感到自己有病，而且精疲力竭了。

　　一直很注意他病况的提奥向加歇大夫提出要求，让文森特到他在瓦兹河畔奥弗的诊所接受护理。这样，凡·高于1890年5月26日前往巴黎，并很快住到了奥弗。加歇大夫给他看病，深情地照料他，并给他当模特儿。于是，凡·高 又画了起来，它们是现存卢浮宫的唯一幅自画像，亦藏卢浮宫的《奥弗教堂》以及《奥弗市政府》、《拉武小姐》、《加歇医生像》(卢浮宫藏)。

　　从其它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位天才只剩下已被病魔粉碎的技术。凡·高害怕疾病的再次发作，一种无法言状的悲伤浸入他的心。继续画下去吗？他的手发软了。从此，存在于他身体之中的敌人已成为强者。那末，还有什么可坚持的呢？就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走到几天之前还画过的一片成熟的麦田之中，面向太阳，拔出手枪，向胸膛开了一枪。两天以后，他便在三十七岁上，离开了人世。

　　丧失平衡、痛苦、悲剧，显然这就是他的一生。不管他得的是精神分裂还是癫痫，其实都是一样。他和卢梭、波德莱尔一样，强烈地感到自己的生存是个失败，并且为此而深深痛苦。另外，他为抵制自己的不安而尝试了各种办法:宗教、人道主义、艺术。正是因为看到自己处于无法摆脱的疾病威胁之中，他才以更大的狂热投身绘画。艺术使他高居自己之上，克服身体上的衰竭，至少使他不过多地去思考它。这个不稳定的、过度紧张的、着了魔的人，在与社会、与自己不断地冲突之中，通过目的和方法的完美结合，创造出了杰作。

　　不管这些作品的构思和制作是如何狂热，它们都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即使是忘我地投入绘画之中时，文森特也从未停止对平衡、秩序和理智的明确考虑。他以一种补偿活动来抵抗自己的欠缺，从失败中汲取了相当的力量，以战胜自己的无能和使自己生活在作品之中。这个本来是会被淹没在精神混乱之中的人用工作和思索战胜了软弱的倾向。就在他最泄气的时候，他还保持着对简练、和谐的热爱，还寻求着形和色的和以解以及对世界的抽象、紧凑的描写。他以丝毫不松懈的原则和准则体系要求自己，以求达到自己在极端清晰时朦胧望到的艺术理想。

　　他的每件作品都是思想、决定、严肃而非离奇的愿望所产生的结果。他要求的是什么呢？是"某种虽为现实，却又是以激情画出的平和、悦人的东西，某种敏捷、综合、简练、集中，具有充分平静和纯粹和谐，象音乐一般，给人以慰藉的东西。"他的激昂，他的眩晕，他的顽强练习，都最终为他所选择的法则所驾驭。凡·高的绘画绝非出此疯子之手，而是一位有完美良知的艺术家的心血。他是一位强者，一位坚决的创造者，而决非一个在生理本能上的反常者。凡·高的洞察力实在太敏锐了！他一直在该时代寻找美的成分，而他只能找到分量不足的一部分。

　　"在未来，会有一种艺术，它将是那样美好，那样年青！……"在这充满希望的叫声中，有着怎样的苦痛啊！他充满热望地准备着，努力使绘画的黄金时代成为可能，然而却知道自己并不了解它。他对胜利要比对成果更为肯定，而作为发明者和先驱者，他只保有将成功的方法传给后继者的权利。

　　在一定程度上，他战胜了疾病，应该说他是以自杀来预防精神错乱。不过，他所预感到的，在信中以如此激动的信念宣布的新艺术，他并没有创造它，可能是因为还不到时候。他狂热的要求愈多，目标也就离他愈远。这是失败的悲剧，英雄败在黄金之乡门前的悲剧，在成就自己命运之前，被雷霆击倒的天神的悲剧。总之，凡·高是一个具有不容辩驳的伟大的人和艺术家。

　　他的手和他的灵感同样准确无误，既不犹豫，也不重复。在风暴和肖像中，看不到丝毫悔意，几乎都是象日本人那样，直接向布上画去，而制作的迅速则在于思想的冲动，他写道:"使人们达到伟大的途径并不仅只限于服从自己的冲动，也能通过挫掉那座在人所感受到的和人所能作到的之间横亘的钢墙，来达到这一点。"凡·高就是这样形容那耗尽了他精力的内部决斗。不过，他也并未完全被压倒，因为他人虽被夺走，艺术仍存。它们永远存在着，因为现代绘画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此。

　　凡·高是在自然主义的想象和印象主义一起洒下最后一抹余辉时，在学院派的公式土崩瓦解时，在传统老化僵死之际，应时而生的。他和塞尚、高更一起，使绘画方法重新成为研究的问题，并且在这之后，他还为二十世纪的艺术作好了准备。他的画不是为了摹仿表象或讨好上流社会的趣味，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智慧和特有感觉，去重新创造世界。

　　在塞尚致力于空间观念，高更致力于构图新观念之时，凡·高则在解放色彩，使其达到强度和表现力的顶点。在他的画中，颜色巩固着素描，强调着形，给予着节奏，规定着比例和空间。它甚至获得一种价值，成为送往心灵和眼睛的记号:"从逼真的现实主义观点来看，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他用生涩、干燥、挑衅的颜色，在对立中求得和谐。它们时而是尖利的，时而是严峻的，没有微妙区别，也没有中间过渡，采用的是凶狠的率直。"我寻求用红色和绿色表现人类最可怕的狂热"，他还这样说过。

　　不过，他一直警惕着，不让颜色为形而作为牺牲。今天，我们还完全有理由象欣赏其油画那样地去欣赏其素描。他留下的大量素描作品都惊人地言简意赅，线条流利结实，将其所见的动人材料以多变的手法移写纸上。他的观察也与他人迥异其深刻与奇特都是不可否认的。

　　尽管他影响了整个现代绘画，影响到诸如弗拉芒克、德兰、杜飞、弗里叶茨等野兽派画家，特别是苏丁、于特里约等表现派画家，但他却没有一位直接的后继者。他是诗人、神秘主义者、思想家。

　　今天，还没有任何人比他更狂热地通过油画、素描和书信向自己提出问题。实际上，又哪里能够找到一个比他更加真实的生活范例呢？这位如此高贵、善良、真诚、游移于精神瓦解与永恒统一之间的人曾因最多种多样的思想而困惑，他已经预先体验了我们这一时而解放，时而屈从的时代悲剧。

凡高自画像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向日葵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9 7:32:44编辑过]

一七八七年四月，一位年青人前往维也纳拜见当时的大音乐家莫札特。此人其貌不扬，短小精明，在莫札特面前大展钢琴身手，连被誉称神童的莫札特亦为之惊叹。立即向在场的朋友说：“此年青人必为乐坛掀起狂澜。”　莫札特的预言不到十年立即应验，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贝多芬。

贝多芬一七七零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於德国科隆附近莱茵河畔的波昂。他的父亲约翰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童年时代贝多芬毫无幸福可言。

～惨遭鞭笞的童年声声疼～

他的父亲希望儿子成为第二个神童，以便靠他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强迫他学习钢琴，稍有不遂，即遭毒打。就在这样凄惨痛苦命运下，贝多芬渡过了童年。　 贝多芬天赋过人，再加上後天刻苦的磨练，程度愈来愈高，连他的老师都自叹弗如。

十二岁时贝多芬受聘为宫廷古钢琴与风琴乐师，也负起了养家责任。在宫廷中贝多芬遂渐受到重视，但他心怀远大，在一七八七年远赴维也纳投拜莫札特。但很不幸，他的母亲在波昂病危，回家不久，母亲就去世了。这对贝多芬打击甚大，他又在波昂待了五年。

为了实现理想，贝多芬於一七九二年再度前往维也纳。此次华德斯坦伯爵援助甚多，为了报答，贝多芬日後写出了钢琴奏鸣曲作品五十三献给了华德斯坦。

到了维也纳，贝多芬受教於海顿门下一年，又向申克、阿布雷兹贝格与萨里耶里等名师求教，尤其是後者，他学了有十年之久。

～挣脱束缚 追求自由～

一七九五年贝多芬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当时他亲自弹奏自己写作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维也纳市民为之折服，他也因此名闻遐迩。

他的「第一号交响曲」是後来才作的，同年他又出版了三首钢琴三重奏贝多芬也奠定演奏者与作曲家的双重声誉。

此後五年，他又写作了第一号到第十一号钢琴奏鸣曲。以及第一号到第三号钢琴协奏曲。一七九九年贝多芬又完成了「第一号交响曲」。他凭著神奇的想像力，接连写作了震惊乐坛的名作。在这些作品中，弥漫著生命的欢愉与热情，而且表现了空前的自由意境，突破了连莫札特都束缚的严格形式。

贝多芬在一帆风顺之际，声名如日中天，然而不幸的命运降临到他身上——他有了耳聋的疾病。

～听不见声音的巨人～

这是很残酷的打击，为了怕人发觉他耳聋，贝多芬逐渐离群索居，自己变得愈来愈孤僻。

而在此时，他与一名十七岁少女朱丽叶塔.古奇阿帝相恋。著名的十四号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他们相恋的作品。

一八零二年贝多芬迁到离维也纳车程一小时的海利金宁静村庄作曲，他在那里完成了第二号交响曲。但耳疾恶化使他痛苦万分，因而他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书，陈述悲惨遭遇与不幸。後来贝多芬又因康德的哲学观重建信心。「要忘掉自己的不幸，最好的方法就是埋头苦干」。此时他回到维也纳，乐思泉涌，一八零三年写出了雷霆万钧的第三号「英雄」交响曲。此曲原想献给拿破仑，但因拿破仑加冕称帝，贝多芬愤而涂掉拿破仑的名字，改称为「英雄交响曲」。

同年，贝多芬又写作了极出色的第九号小提琴奏鸣曲「克罗采」。一八零四年完成第二十一号钢琴奏鸣曲「华德斯坦」。隔年又接著完成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与独一无二的歌剧「费黛里欧」。在这一连串作品中他表现出真正的功力，如「华德斯坦」与「热情」使世人如痴如醉。一八零六年他又作出「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和「Ｄ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八零八年贝多芬同时发表了第五号交响曲「命运」与第六号交响曲「田园」。一八零九年完成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这些全是永垂不朽的杰作。

～藏著热情的火山～

贝多芬的内心蕴藏著无穷的感情，细腻、超凡、和谐、十全十美。贝多芬有意将自己的意念放在曲子中。如第五号「命运」，一开始的主题动机就是命运之神用力敲门，第六号「田园」更可察觉出贝多芬有意对大自然的描绘第一乐章他即标明了「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间」字眼。

一八零九年拿破仑攻占维也纳，王子公孙纷纷逃难，贝多芬经济陷入困境。在战火弥漫的日子里，他依然留在维也纳，苦心创作，他的「皇帝」协奏曲就是在隆隆炮声中写出的。

由於「命运」与「田园」首次演奏并未获得维也纳人民的青睐，贝多芬有心离去前往德国，但因鲁道夫公爵、罗伯高维兹王子与金斯基公爵三人极力挽留，他才留下。日後，贝多芬写作「大公钢琴三重奏」题献给这些恩人。

～乐声飞入平常百姓家～

自法国革命後欧洲空气为之一新，个人自由与人权因而确定。贝多芬亦把音乐平民化了，将音乐从贵族中带入全民化。贝多芬的成就，功垂百世。

拿破仑兵败，维也纳又恢复欢乐的气氛。一八一二年贝多芬在伤兵救济音乐会上首演「第七号交响曲」与「第八号交响曲」，非常轰动。他又博得维也纳人民的尊敬。　

贝多芬从一八零四年到一八一四年之间，肉体蒙受失聪的惨境，但在这十一年的岁月里，他的创作丰富，历史价值史无前例。他写出了人类音乐宝藏中光芒万丈的珍品。

他的「第七号交响曲」没有标题，华格纳认为这首曲子是舞蹈的象徵，尤其是热情奔放的终乐章。「第八号交响曲」是他九大交响曲中最明朗、最爽快的曲子，以达观而超然的态度浏览人生。

贝多芬的第三段人生起自一八一五年。那时他已届壮年对人生有更透彻的领悟，此後写作的音乐，除了震古铄今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和「庄严弥撒曲」外，全是钢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曲，这全是有内在的与深邃的精神意境。

～乐圣不擅人间事～

由於弟弟卡尔一八一四年去世，贝多芬又负起了监护养育侄儿的责任。但领养过程与事後侄儿给他带来的问题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总之他无法将爱心转移到他侄儿身上。贝多芬对与人如何相处的道理完全崩溃。

乐圣贝多芬变得更加消沈，同时身体状况更加严重，经济十分拮据。那时他正全力创作两大作品－－「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尤其前曲是为了鲁道夫被任命为大主教登基典礼时演奏的使用。正因责任重大，他花了约五年的时光，在一八二三年完成。隔年五月七日他的「第九号交响曲」首演，将他的声望又推到新顶点。

「第九号交响曲」的「快乐颂」合唱是采自席勒的诗「快乐颂」。他早年就有此念头，经过了三十二年终於达成心愿。「第九号交响曲」的成功为他带来了一生最大的荣耀与欢欣。

「第九号交响曲」预演时贝多芬亲自指挥，但因耳聋无法进行，秩序大乱，因此正式公演时由乌姆劳夫指挥。　贝多芬仍在舞台上背对听众指导。当全曲演奏甫毕，听众深受感动，高声欢呼，掌声如雷，但贝多芬毫无知觉，还是经过演出者的提醒，他才看到了感人的场面，含泪答礼。

这是贝多芬最後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不知不觉下患了肝病，时日就度过在病情益渐严重的日子里。他那即将远离尘世的心灵，反而趋於宁静。这时贝多芬好像在稀薄，纯净的高空中，俯视自己即将抛开的世界。写作了五首最後的弦乐四重奏曲。这些室内乐是他最後的作品，也是贝多芬留给世人的遗嘱。对万世证明精神可以克服痛苦，甚至可以克服死亡。

～最後的春雷响起了～

贝多芬的余生已经不多，单是一八二六年就动了四次手术，但病情未见好转。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维也纳突然下了一场大风雪，伴著震耳欲聋的春雷，此时贝多芬握紧右拳，咽下了最後一口气。

根据古老的记录，贝多芬的葬礼在三月二十九日举行，约有两万名以上的维也纳市民参加护送到举行追悼弥撒的雅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赫(1685-1750) 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赫(1685-1750) 瑟尔教堂......

相当不错，唯一的缺点是人有时候看的眼花缭乱。

这个东西挺有意义的，谢谢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