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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熊秉元
即使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之后”，而且被认为是具有“帝国主义”般的霸气，这些可能只是虚名。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看法是，目前经济学者唯一能坚信不移的，只有“需求定律”。而且，即使需求定律简洁明了──价格和数量呈反向变动──可是连这点都经常受质疑。
在社会科学里，经济学是唯一享有“科学”这种称号的学科。而且，这不是经济学者们之间自我标榜，在自然科学外，经济学是唯一没有诺贝尔奖的学科。
不过，即使经济学号称是“社会科学之后”，而且被认为是具有“帝国主义”般的霸气，这些可能只是虚名。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看法是，目前经济学者唯一能坚信不移的，只有“需求定律”。而且，即使需求定律简洁明了──价格和数量呈反向变动──可是连这点都经常受质疑。
两位欧洲学者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提出非常有趣的反证。
在以色列，托儿所育幼的时间由上午七时半至下午四时，虽然大部份的父母都准时接走子女，可是也总有少数父母迟到。两位学者福至心灵，针对十家托儿所进行实验：凡是迟到十分钟以上的父母，要缴罚金以币十元──在以色列，闯红灯罚八千五百元。
根据需求法则，价格上升，需求量将下降。因此有了罚金后，迟到的父母应该减少才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更精确一些的说法是，迟到的父母几乎变成原来的两倍──价格上升，需求反而增加！
对于这种“异常”现象，两位学者提出好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是从“规范”的角度分析──迟到不罚钱时，老师们照顾孩子是额外负担，所以父母于情于理尽可能避免；可是，一旦有罚金，等于是把逾时照顾变成一种商品。既然是有价商品，当然可视个人情况，按价购买。因此迟到的父母增加，其实是价格机能发挥作用。
而且，从需求法则的角度着眼，价量反向变动的关系仍然成立！没有罚金时，老师们对于逾时未领的孩子，事实上没有法律责任，因此孩子们的安危，迟到的父母必须自负其责；有罚金后，老师们等于是对逾时托婴收费，因此孩子们安危的责任，转到老师们身上。
也就是说，没有罚金时，迟到的父母(对子女安危)要负责任的代价高；有罚金时，迟到的父母要负责的代价低。代价高时，就少买一些(迟到)；代价低时，就多买一些(迟到)──追根究柢，还是价量反向变动！
由此可见，在这个事例里，货币或名义价格实并不是焦点所在，经济学者关切的是，名义价格隐含的信息，以及这种信息对行为的影响。而且既然人会受诱因的影响，因此需求定律透露了一点重要的启示：设计组织和制度时，不能忽视价量反向变动的铁律。
例如在机构里，说真话的成本(价格)上升时，说真话的人将减少；在家庭里，父母让子女亲近自己愈困难(价格愈高)时，子女愈不会亲近父母。
想得深入一些，需求定律还意味个人为自己设定行为法则时，也值得提高某些行为的价格(成本)，发挥这些行为法则的效果。譬如对一般人而言，往往选择由松到紧的许多规则或信念──不吃巧克力冰淇淋，不与配偶吵架，不向神明撒谎，等等。而且为使这些规则或信念发挥作用，当然愈希望自己能遵守而不违背，因此就会有意无意地标出较高的价格，降低需求量。譬如受不住诱惑而吃巧克力冰淇淋，代价(价格)是懊恼一天；与配偶吵架，代价(价格)是悔恨一周。价量的反向关系，依然蕴含其中。
这些论述里，似乎反映，需求定律真是无所不在，经济学者也似乎真有自许的条件。这是不是意味自许(自负？)的价格低时，就会多买些自许(自负)？
(选自《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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