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中国的发展应该走哪条路?对这两个问题,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众说纷纭,相持不下。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已经探索出名为"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该模式适合国情,虽然有些弊端,但加以适当改革与调整,就能确保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这种观点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本义只适于描述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轨迹,不适于分析广义的中国发展。第二,这种观点的关键词是"适当的改革与调整",然而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对此并无共识。
与"中国模式论"对立的"转型陷阱论"认为,当前中国陷入了"转型陷阱":改革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阻止改革进一步推进,要求把过渡体制定型巩固,建立保障既得利益的"混合体制"。这种观点认为,转型陷阱将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畸形发展,导致各种社会问题政治矛盾不断积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可持续,中国需要彻底改革,才能走出"转型陷阱"。持这种观点的论者冷静地指出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但是,断言陷阱具备刚性结构,事实上把应当实证研究的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立场问题。此外,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似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眼前这似乎无法走出的陷阱,其出现正是因为中国在过去30多年走出了一系列曾被认为无法走出的陷阱。换言之,这貌似无法走出的转型陷阱的存在,正是中国将走出转型陷阱的历史根据。
我在本文中做三件事。一是剖析困境,二是探索出路,三是勾画蓝图。我的基本立场是,分析现实,不回避矛盾,也不割断历史;探索发展,正视现实条件制约,也不忽略主观能动性;勾画蓝图,既考虑短期的实际操作,又努力保持中长期的战略规划与远景。
一、困境
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可以概括为四句话:"革命不合法,改革无动力,社会无共识,官方不折腾"。
第一,革命不合法。革命在法理上不合法,因为革命政党转变为执政党后,尽可能将原来借以夺取政权的手段和方式弱化,并将其定性为非法。革命在政理上不合法,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与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通过农民起义实现改朝换代的循环逻辑已被打破。革命在天理上也不合法,充当革命主力并承担流血代价的是一般的底层民众,他们在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再次负起供养新政权的重担。困境在于,现实政治与治理,不断地产生可能导致革命要求的矛盾与冲突。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当权者,往往迷信暴力与强制,缺乏与民众"妥协"与协商的意识,更谈不上树立真正的民本、民主政治权力观。结果是,革命已经不合法,但是合法的革命要求却不断增长。
第二,改革无动力。说"改革无动力",是就高层对改革的设计与决策而言。目前,我们看不到改革的路径与方向。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中国出现了太多"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一些基本国计民生问题,都被搞成了"敏感"问题。面对种种"敏感",绝大多数人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困境是,当权者不想改革,并不意味着可以不改革;当权者痴迷稳定,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是否稳定的判断正确,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稳定措施正确有效,更不意味着他们能获得稳定。实际上,民间要求改革的呼声非常强烈。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维权活动给各级政府带来了无数挑战,这些挑战客观上就是改革的动力。不主动利用这动力,就只能把它转化成消极的张力和压力。正因如此,"唯稳"指导下的维稳政治才制造出越维越不稳的后果。
第三,社会无共识。官方强调"社会无共识",指的是就改革具体步骤、先后次序有不同的观点。困境在于,对是否要改革,社会有强烈共识。客观存在的社会共识是: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已经不能单靠经济发展,也不能靠细枝末节的碎片化改革,而要在一些关键性的政治领域做出改革。
第四,官方不折腾。在官方话语中,"不折腾"的本意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困境在于,在政治实践和基层治理中,"不折腾"变成了不改革、不作为。高层在"不折腾"的幌子下放弃改革。地方干部为了规避风险,往往以"不出问题"为最大政绩,不仅使改革丧失了动力,而且在处理普通政治行政事务时以封堵取代疏通,掩盖矛盾,文过饰非。但是,不作为、不改革、"不折腾"只是一厢情愿,一旦矛盾爆发,"不折腾"就得变成"不得不折腾"。
二、出路
面临种种困境,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寻找出路。寻找出路,意味着承认下列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方向及实现的路径。1980年代,执政党领导人将"摸论"、"猫论"、"不争论"视为改革开放的三条经验。这三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时间,也开拓了空间。但是,经济改革的边际效用已基本用完,而因经济体制改革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可以解决的,而应归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不一定适用于政治体制改革。多年来,"摸石头"的经济改革策略使我们对当前的社会问题与解决办法缺乏系统的认识,缺乏一贯的整体思路,改革往往是改到哪算哪,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执政者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未从根本上解决国家的长远发展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触及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改革的直接成本更高,积极效果较慢,所以更需要搞好改革设计,提出目标,做好规划。
第三,经济发展有客观周期,政治发展也有客观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经济发展周期难以预测,近中长期的变化容易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政治发展周期具有较大的操作空间,近中长期的发展容许相对清晰的梳理。因此,在规划政治体制改革时,一方面可以设计总体的路线图,另一方面可以规划时间表。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紧迫感。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做总体长远规划,一味"摸石头",社会很可能付出过高代价,时间也不允许。如果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不制定时间表,让民众画饼充饥,就无法赢得和保持民众的信心。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可以给执政者提供一个决策的参考系,让决策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的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当然也可以为反对者提供一个批评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