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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不足，并未完全发挥其基本功能，存在着诸多弊端，导致了我国股票市场的低迷。
一方面国内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队伍是目前股市低迷的一大因素。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通畅，并且又受到资金、时间、精力、能力、技巧等多方面的限制，在信息收集和分析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困难，加工信息可能获得的收益也许还不足以弥补收集信息付出的成本，因此绝大多数个人投资者通常而言都是信息不对称的受害者，无论从信息的获取还是对信息做出适当反应上，总是相对滞后并深受其害。另一方面，由于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不佳，投资者对基本分析失去信心，宁愿跟风炒作短线，投资行为具有相当的盲目性，证券价格脱离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导致证券价格扭曲，投机气氛过浓，证券市场效率低下。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充斥着各种类型的投资者，有基金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他们扮演着代理投资人的角色，但是由于监督的成本巨大，众多的委托人无法对他们的投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形成了股票市场上的“委托代理”问题。同时，大量缺乏足够投资知识的“股民”在当前的牛市行情下也开始盲目追高与杀跌，使我国的股市出现更大的泡沫与低迷。
另一方面，监管者的角色定位问题也是形成我国股市目前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从股市形成类型来看，中国股市属于政府推动型，政策因素在总体上主导了我国股市运行的基本态势。据统计分析表明，政府政策是造成股市异常波动的首要因素。我国股市波动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政策性因素对股市的影响占总影响因素的46%；市场因素占21%；扩容因素占17%；消息因素占12%；其他因素占4%。若把扩容也视作政策性因素，那么政策性因素所占比例将上升到63%。在这8年多的时间中，涨跌幅超过20%的情况共有16次。其中受政策性因素影响的有8次，占50%；扩容因素4次，占25%；市场因素3次，占19%；消息因素1次，占6%。
对此，中国股市在发展了20多年后，已经处在了一个急需变革与创新的十字路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政府监管者的角色问题。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我国股票市场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过多的政府干预，以致目前还没有完全确立一个真正完善的股票市场交易机制。政府相关监管部门没有真正独立于股票市场存在，并且相当一部分机构或者机构中的个人积极参与其中，使监管者角色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监管者承担过多职能阻碍了我国股市健康有序的发展。只有当政府监管部门真正转换了其在我国股市中的角色，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并且在股市稳定发展时甘做“守夜人”，我国股市才有可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其次，严格上市标准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从市场理论分析，市场主体的进入应遵守统一的标准和规则，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尽管国有股减持方案都是针对现存问题而设计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必须从源头节制此类现象的继续发生。因此，在遵循股票市场制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完善上市公司质量标准，在增量方面消除市场健康发展的微观体制隐患。取消所有制歧视，严格按照市场化标准选择拟上市公司质量，由市场决定哪些企业可以上市，哪些应该从市场中退出。
然后，加强对投资者结构的优化与加强对中小投资者的教育。欧美国家股票市场的主要投资者都是机构投资者，中小散户普遍以持有基金的形式来进行证券投资。机构投资者具有信息、资金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中小散户实现股票市场收益的共享，这是理性投资模式所倡导的。另一方面，市场中不可能全是机构投资者，那市场的流动性将大大降低，对此，对于个人投资者即散户，应给予一定的证券投资知识方面的辅导，使其对股票投资的风险有正确全面的了解，逐步引导其成为理性的投资者。
最后，监管体系要放权于社会。监管体系社会化是股票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屏障。一是要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提高股票市场的透明度，严格监督关联交易，坚决制止内幕交易，从严查处庄家操纵股价行为，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市场监管的最重要位置。二是要建立社会化监管体系，发挥中介机构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券商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同时调整好证监会和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的职能划分，形成财务监管、法律监管、保荐人监督、媒体监督、行业监督、行政和市场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式网络，尽可能保证市场的公平性和有效性。三是结合世贸组织和股票市场国际化进程，修改和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条款，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增进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为股票市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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