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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实际上，早在2007年4月份时美国的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资金的流动性几乎一夜间从高度流动一下子变得极端不流动，这就是预兆。尽管我国的数据直到2008年上半年显示出经济好得很，让人的感觉是经济过热，但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包括曾在美联储当过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和我本人已经看到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我后面要讲五个分析步骤，其首要步骤就是如何界定经济环境，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把经济环境的成因界定得比较准确。我和黄晓东教授当时的分析基于以下几点：第一、国外的流动性已经变得很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要作最坏的打算。政府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是风险或损失目标函数极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一旦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果将非常严重，实际当时已经呈现出许多迹象。第二、国内的《劳动法》出来之后，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少，并且人民币升值超过20%左右，让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超过了20%，许多靠低成本优势占有国外市场的产品已没有什么优势，订单开始大幅度减少（尽管出口数据还很好），许多企业赚不到什么钱了，当时在沿海地区不少香港企业都开始用脚投票，到越南、柬埔寨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去，沿海地区的经济也已经开始下滑。尽管通货膨胀的风险大，但不管怎样，它的风险没有经济大幅下滑大。中国的经济是粗放式的经济，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就会很麻烦，可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不稳。第三、股市一再下降，1.2亿股民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保证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主要靠他们。由于股市大幅度下滑，资产下降了近50%，有些甚至是血本无亏，让他们的收入大幅度下滑，从而不愿意消费。
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幅下滑的两难困境需要综合治理和有所侧重。通货膨胀麻烦，但经济大幅度下滑更麻烦。即使通胀超过10%时，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988年和1994年，通胀都超过了20%，也没有出大问题，但经济大幅下滑就很麻烦。这时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是基本原则。既要治理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这好像开中药，中药比西医好的地方在于它治病是，从宏观和一般均衡的视角进行辩证而又系统的综合治理。
于是在去年6月份，我和黄晓东教授写了一份题为《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18字的综合治理方针，递交给了有关部门，结果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去年7、8月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向仍然是打压经济，然而到了9月份忽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性没有得到运用和体现。尽管经济形势和外界经济环境不可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另外一些我们能够控制的，却发生了误判，做反了。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一定要把最坏的可能情况作为约束条件充分考虑。我们现在不少学者型政府官员，是许多学校的博导和教授（不像一个单纯的学者，只是一个学校的博导和教授），自视很高，不太会听得进去意见。当然，能理解的是，他们也面临着许多约束条件，包括作为政府官员有纪律上不能乱说话，再加上他们也很难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出去考察都是被当地官员事先安排好了，去哪个家庭，要老百姓说什么话，都提前设定好了，领导人的信息非常不对称，使得我们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显得没有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不奇怪了。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坚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息息相关。可见，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时比自然科学大的多！我去年参加教育部和财政部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评审，当时不少汇报人都认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更重要，谁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他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这句话厉害，同时还有“稳定压倒一切”，这里指的不仅是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还有经济政策的稳定。大家可以看到，一旦有什么不稳定，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和政策不稳，经济就会大幅度下降，投资最怕有风险。买股票的应有体会，一有风吹草动，股票就会大跌，中国的股市特别如此，是典型的政策导向型股市。我的老家湖北省公安县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因为那是长江的泄洪区，投资有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承担泄洪任务，没有人敢去投资。
所以说，经济学不能拿社会做实验，也不能单靠数据说话，它真正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的（或者像修车），最难的是找出病因，医生好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准确地找到病因，一旦把病因找到，开药方就容易多了，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庸医。对解决经济问题，药方就是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和发展出新理论。我下面谈的五个分析步骤的首要步骤就是界定经济环境，这一步至关重要。只要把情况调查清楚，人的行为摸得清清楚楚，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
3、三个制度安排
三个制度安排是：（1）法规治理；（2）激励机制；（3）社会规范。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行政、搞管理，考虑经济问题，想做好都离不开这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我在财大搞改革，就靠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综合运用。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是长效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市场、声誉、诚信等）是诱导性的。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市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就提高了；社会规范是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是一种无欲无刚的制度安排。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文化、学风、教风、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性格等都属于这类范畴。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这三种制度安排就是通常说的“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
“晓之以理”，相当于运用法律、政策等硬性规定，也包括道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作为一种规定，必须遵守，这一块是大棒。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断（信息透明和对称），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的大小。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就是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许多误区都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说，现在一谈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说要规范，对企业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什么都要制定得详详细细，有时候太详细是不可行的。法律在管制市场的时候，要管基本的规则，而不要把具体怎么去做也规范得细细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由市场用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去安排，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
“诱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通过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挂钩，这都是激励机制，比如市场、按件计算，按产量计算等等。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基本上研究的就是这一块，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单位、家庭、个人，往往表现出理性，追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个人利益，这一块是胡萝卜。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每个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积极性去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达到他人或社会的目标。早在500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守仁（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类似于激励相容的思想，他否定了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承认人欲存在的客观现实。“知行合一”讲的就是理论结合现实，学以致用，要学理论知识，也要在实践中应用与总结。声誉和诚信都是一种激励机制。做生意都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样企业主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因为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社会的东西，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比如大公无私，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动之以情”是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是一种无需前两种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利诱性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时间更长。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困难，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可能会有深刻体会，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这样会造成很大实施成本。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这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有时候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没有交易成本，就像很多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没有任何利益和强迫的东西。尽管社会规范、企业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制度安排也是有其边界条件，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无限扩大它的作用。在人们的思想水平整体不高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们对维持大量、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那些非常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总是大于理念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的制度性措施。
这三种基本方式应该综合应用，要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从而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是具有边界条件的，“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那法律就没用。我们经济学院任何一门课程，老师都要给学生提供课程提纲，相当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契约，这个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很小，但是对学生来说帮助就很大。前段时间上海计划出台一个政策，为了节省能源，舒缓堵车情况，减少公务用车出行，一三五七单号行，二四六双号行。之前北京奥运期间，北京也曾经实行过类似政策，但问题是怎么监督，怎么能知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不是公车？
做领导或作为管理人员，要调动手下的积极性，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领导能够综合的、有机的运用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比如，我当院长，如果学院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我首先让他到办公室来，一顿学校、学院规定大棒对其“晓之以理”；接下来是诱导——“利而诱之”，劝他要好好学习，从长远来说对他个人的发展和前途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动之以情”，说他父母送他来上大学，赚钱不容易啊，而他却在这边玩，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呢？采用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一般都能让学生接受，知错就改。我在经济学院的改革力度很大，经济学院、财大的很多学生和教师都是非常认同、支持的，这也与采用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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