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现代史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一页。改革开放的内涵,起初是比较明确的:在经济领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营企业的“两权分离”;在政法领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对极左思潮拨乱反正,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弹指之间,自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至今,已经过去16年。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3年判定,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家:政治上,几经风雨;在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变化是,已经牢固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但改革的具体内涵却不如起初那么明确了。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形态,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理顺“市场经济下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在“股市热”、“外资热”、“民工潮”下,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究竟是“新权威主义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回事吗?“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有惟一最优的制度表达形式吗?在“一切向钱看”的浪潮中,如何开发能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资源?
这一系列问题,是对中国理论界的新挑战。21世纪,是需要新思想的世纪。冷战时代的旧的概念范畴,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世界的需要。时代呼唤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中国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可以从“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启发:然后,以中国深厚的土壤为基础,将中国已经出现的一些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萌芽培育、壮大起来。
二 新进化论与制度形态的无限性
当然,有人会对“改革”的内涵不如起初明确之提法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苏东体制在1989年的瓦解,预示着“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应统一到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上。然而,这一论点遇到两大致命困难。
首先,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并无统一的制度可做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政策研究班子提出,美国在工人培训、政企合作关系上,应效法德国、日本。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德国和日本理论界、企业界的新动向,却是认为他们应效法美国目前的体制。近两年来的两本畅销书,可表明在探求“制度样板”方面的世界性混乱。一本是法国最大保险公司总裁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写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着干》,另一本是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梭罗(Lester Thurow)写的《头碰头》Michel Albert,Capitalism VsCapitalism(New York,1993); Lester Thurow,Head to Head(New York: Morrow,1992)。这两本书以通俗的语言,表达了西方学术界近十几年来工作的主要结果:即对统一的“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抛弃。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历史终结论”的“改革目标统一于西方资本主义”之说,乃是基于过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按此“自然选择”理论,苏东1989年的瓦解,已证明“西方”是“适者”――“适者”才能“生存”。但是,近十几年来生物学最新研究成果,已形成了“新进化论”。该理论的重要结论之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永远不是最终的。让我们以“返祖”现象为例来说明“新进化论”的核心思想。我们从生活观察中知道,鸡不长牙,马只有一个脚趾头。但史书记载,恺撒的马有五个脚趾,有时我们也见有六个手指的人。传统的、以强调“自然选择”为主的进化论,对这种“返祖”现象难以给出理论解释,只好将此现象作为“例外”来处理。然而,“新进化论”认为“返祖”现象恰恰说明生物有机体从未完全丧失过去的遗传信息,例如,马并没有丧失产生多于一个脚趾的遗传信息。1980年2月29日,一项震动生物学界的实验成功了:鸡与老鼠的基因混合重组后,“鸡”又长出了牙齿!这一实验表明,“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过去的遗传信息可以在新的条件下重组成新的形态而再现“新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史迪芬·J古德(Stephen Jay Gould),是他的《鸡的牙齿与马的脚趾》(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Norton,1983)一书对“返祖”现象与鸡鼠基因重组的实验进行了分析。。
例一,我们都有目共睹,中国乡镇企业在14年的改革开放中突飞猛进,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支生力军。但不少人忘记了,乡镇企业最初是1958年“大跃进”时办起来的。在斯-=大林模式下,工业积累靠工、农产品间的“剪力差”,故斯-=大林在1938年取消了集体农庄办工业的尝试。道理很简单:因工业品价高利大。若准许集体农庄办工业,“剪力差”的积累机制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农民会转向干工业。但是,毛-=泽东1958年的名言却是:“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1956年即开始了改革苏-=联式经济体制的探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785页。)据巴图的研究,1958年4月毛-=泽东讲道:“王震参观日本农业,发现许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巴图:《生存、温饱、发展――毛-=泽东的人权观》,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第81页。后因“大跃进”犯了“冒进”的错误,1961年中央文件规定人民公社一般不再办工业莫远人等著《江苏乡镇工业发展史》,南京,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但是,毛-=泽东在1966年3月1日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信》中又提出,“为了农业机械化,……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江苏省终于抓到1970年北方农业工作会议要求搞农业机械化的机会,乡镇企业重新上马,并通过“以工补农”的制度创新,使部分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从而实现了在国家“剪刀差”大循环下的、地方发展乡镇工业的“小循环”。1978年后,乡镇工业更是大放异彩。中国乡镇工业发展史,生动地说明了“大跃进”冒进的失败,并不妨碍其中的合理因素即乡镇工业,在新的条件下重组而再现。
例二,我们知道,“农业学大寨”中有许多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事。但是,正如《农民日报》吴思先生的深入调查表明,“大寨经验”中的合理因素――抓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陈永贵创造的“深刨法”――仍是中国今日发展农业的有力促进因素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实验》,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实际上,今日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既不是纯私有制,也不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是“入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初级社”的某种“返祖”。
可能有人会说,将“新进化论”类比于社会现象是不恰当的。但问题在于,目前生物史学家一致公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是受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影响而产生的,故是社会观导致了自然观,而不是相反Stephen Jay Gould,Eight Little Piggies(Norton,1993),P148。因此,不论我们愿意与否,“新进化论”必将影响到我们看待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它最深刻的启示是,我们不仅要注意到被动的“自然选择”。而且更应注意到主动的“变异”――制度创新中类型的无限性,是不能被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分法所包括的!事实上,达尔文本人就很重视“变异”,他认为“返祖”现象是理解“变异”的主旨,并将他最长的一部著作命名为《家养动植物变异》Stephen Jay Gould,Hens Teeth and Horses Toes(Norton,1983),P186.。只是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曲解了,这种曲解误导人们忽略制度创新的无限可能性,并将少数制度安排视为生存竞争中的“适者”,以服务于少数人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