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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主要是围绕生于18世纪苏格兰的亚当?斯密(1723-1790)。他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经济学”这么一说。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守旧,重大思想突破或者不受重视,被边缘化,或者被当作异己分子的代表,遭受指责唾弃;即使作者在去逝后很多年被平反,在有生之年还是饱受摧残。但斯密在思想领域的重大突破却被迅速、广泛地接受,尤其是在与苏格兰有密切贸易往来(烟草)的北美新大陆(7.75,0.00,0.00%)更受欢迎(详见《哈佛笔记》中《亚当·斯密与乔治·华盛顿》)。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在13年内就再版五次,斯密本人也名声远播。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时机(timing)的作用。《国富论》既有理论突破,又有被接受的社会土壤。弗里德曼用很多图片和引语把学生带到了三个世纪以前的苏格兰。首先,学生要理解宗教在17、18世纪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宗教在当时的英语世界里无处不在,渗透在人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里的等级和人脉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宗教通过对大学和其他学校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影响思想的产生和传播(1636年哈佛大学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为培养牧师而创建的)。相反,宗教对当代大学的影响微乎其微。神学院在哈佛校园里一个很偏远的角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哈佛还有神学院。耶路大学神学院的位置更加偏远,从主校园到那里要走很远。弗里德曼有意克制他对这种现象的主观褒贬,尽量停留在客观介绍层面。
其次,学生要了解18世纪下半页苏格兰浓厚的思想氛围。当时各种沙龙、俱乐部层出不穷,思想非常活跃。 爱丁堡的Select Society就是其中之一。成员包括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读大学时的主导老师富兰西斯?哈迟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他被认为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鼻祖之一(founding father of Scottish Enlightment),曾任道德哲学教授(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柔和乐观。1752年斯密步他的后尘,接替了这个位子。
1750年斯密结识比他大十二岁的大卫?休默(David Hume,1711-1776)。他们思想接近,成为最好的朋友。休默被教会看作坚定的无神论者,由于教会的阻挠,他没能成为大学教授。休默在爱丁堡的家里有一间客房是专门给斯密留的。爱丁堡距离斯密教书的哥拉斯哥大学有45英里的距离。如果斯密在爱丁堡活动晚了,随时可以在他家留宿。从各种沙龙和其他交往中,斯密接触到当时最新鲜的、最有争议的思想。
18世纪中期,人们对主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Orthodox Calvinism)的信仰开始松动,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正统加尔文主义认为,人生来就罪孽深重;人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弘扬神的伟大;人的命运是既定好的,人是被动的。当时人们的思想游离正统加尔文主义,开始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的选择和行为会影响人的前途,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人享受生活、享受快乐是正当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人的主观努力在推动世界进步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挑战了传统理念的《国富论》立即受到读者欢迎,出版后六个月就销售一空。亚当·斯密从理论上证明了“利己行为”也可以“利人”,“利己”的动机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为了市场正常运作也是必要的。1763年斯密从格拉斯哥大学辞职,成为一个贵族子弟的私人老师,并随其在欧洲旅行两年有余,1766年回到爱丁堡,从此在那里撰写《国富论》。自始至终,他一直保持与商界的联系。他一直看好美洲大陆的经济前景,反对英国对美洲大陆的税收政策,鼓励自由贸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他与英国ZF有所接触,是一个非正式的政策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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