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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真正死命反对改革国有制？---周其仁教授的发现
黄焕金
周其仁在《真实世界的经济学》里提到了他的一个"发现"："当我们面对一个堆满了私家日用杂物、被攫取得面目全非的'公共过道'时，我们首先要把问题提得对头。我们到底要改革什么？是改革公共过道的公共性质，还是改革公共过道被攫取的状态？我的一个发现是，真正死命反对改革公共过道的，常常是那些最肆无忌惮的公共过道攫取者。他们'捍卫'公共过道的'公有制性质'，是因为他们从如此名义上的'公共过道'里可以攫取最大的、由国家和人民承担成本的私人利益。"
周其仁借楼宇里通常具有的"公共过道"问题而阐发自己对国有制经济产权改革的观点，并且指出：真正死命反对改革公共过道的，常常是那些最肆无忌惮的公共过道攫取者。他们'捍卫'公共过道的'公有制性质'，是因为他们从如此名义上的'公共过道'里可以攫取最大的、由国家和人民承担成本的私人利益。他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如果我能够长期无偿地占有与使用别人的一件物品，那我当然"死命"反对这件物品的主人要将物品卖出去的一切做法了。因为我已经对这件物品的无偿使用形成了生存上的依赖，如果失去它，或者使用它需要我支付成本，都使我很不适应。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围绕在国有制周围生存的形形色色的各种人，当然是最反对国有制改制了。一旦改制，这类人的生存就会面临难题。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总只是极少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国有制经济的照顾，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个享受，相反，是这大多数人在无偿维持着国有制经济的存在，尽管他们并没有从中获得应得的利益。因此，国有制改制，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至少他们不用再以价格剪刀差或者统购统销等政策手段而无偿支持国有制经济的存在。现在虽然已经没有统购统销了，但因垄断而形成的国有制经济的质次价高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垄断国企的商品价格不是很高，今天这些企业就不可能获得大大超过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福利享受了，就不可能出现"年薪10万抄表员"事件了。假如社会迫使这些垄断国企所处的行业充分开放，那么虽然这些企业需要受些磨难，但广大人民群众却能够以消费者的身份领受到更大的利益。这虽然不太符合"公有制主导"的政策主张，但显然是符合"三个代表"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要求的。
而学术界的某些学者一直搞不清楚他们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在替谁说话。因为他们认为维护国有制是在维护广大人民群体的利益，但他们实际上是在维护能够有条件无偿而长期占有国有制好处的极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比如，他们主张维护国有制，首先就是维护政府有权制订国有企业各种计划的官员们的利益，使他们手中的审批权得到强化，使社会不得不围绕着官员手中的审批权而旋转，行贿受贿、特权阶级、社会分化、贫富悬殊等等社会难题将会越来越深化。
当然，"最肆无忌惮的公共过道攫取者"尽管死命反对改变公共过道的"公共状态"，但出于相同目的，如果让公共过道可以近乎无偿地转化为攫取者私人所有，他们也会抱"死命赞同"态度。比如，政府官员与企业管理者通常是最反对企业的非国有化的，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攫取"的机会。但是，他们也常常串通起来，变幻着办法而将国有企业以近乎无偿的代价转归他们私人名下。此时，他们完成了"攫取者"的职能，摇身变为私人企业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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