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和谐密码

克强指数为何比GDP精确

最近的克强指数很受关注，笔者没有对其进行加权统计过，但既然这个指标受到了这么多专业人士和媒体的追捧，那自然有它的道理，也值得我们对国内其它的统计数据进行反思。

克强指数主要是建立在铁路货运量、银行已放贷款量和用电量三大指标的基础上，根据简单的回归分析结果赋予权重，分别是25%，35%，40%。据说吻合度很高，而且以真实性取胜。

对这方面，媒体的报道确实非常热闹，但对于这样简单加权平均出来的指标为什么准确，还没有谁从原理上解释。笔者就从这方面入手。

指数中权重数最大的就是用电量。用电量用来取代GDP，搞宏观经济的人都有所耳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实质。这种数据首先体现在关联性上:用电数据和工业生产、消费活动密切相关。其次体现在真实性上，地方官员可能会多报GDP或者工业生产总值等一系列宏观指标，但谁也不愿意多报用电量这样的能源使用消耗数据，因为这是个反向指标。全国上下对单位GDP的能源使用量都有越来越严格的规定，用电量数据越大，单位GDP能耗反而越大。最后，体现在可核对性上。用电量数据和发电量数据可以核对，发电量数据不容易被扭曲，电力市场高度集中，五大发电集团基本上就占了一半，这些大公司通过自动的计算机系统直接向中央ZF报告数据，发电量数据很难伪造。但发电量数据不及用电量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发电量数据不含小型电厂的发电量。

用电量数据能解释GDP的很大部分，但绝不能简单代替。用电量数据的波动性强于GDP，在经济上行周期，用电量的增幅就会比GDP增速大；经济下行周期，用电量增幅就比GDP增速小。因为在经济下行时，消费刚性的比较多，所以下降少，而对应高耗电的投资就下降很大。随便找几个行业比如建材、水泥、钢材等就占了一半多了，它们降的多，耗电量就降的多。另外一点，在经济下行周期，企业处于去库存化，企业卖的很多产品是以前的库存，所以只会更大压缩当前的生产规模，用电量数据下滑更大。

既然波动大于GDP，如果将用电量数据赋予一个小于1的权重，再加上其它几个与GDP相关的真实数据作为调剂，那这个指数是值得参考的。

指数中权重第二的银行已放贷款量。信贷量基本上代表着融资额，这个数据打架很熟悉。至于权重较小的铁路货运量，很多人则不解。我们之前做过这方面的对比能发现，其实2008年以来，铁路货运总量同比涨幅和GDP同比涨幅出现过惊人的相似性。我们是这样子在关联性上做理解，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物流消费需求很大，投资、消费、进出口都与现代货物周转存在非常高程度的关联性，而铁路承担了全社会一半的货物周转量。随着铁路货运从原来的计划安排运输逐步向满足市场需求的灵活多样的运输方式转变，这个数据的准确度反而越来越高。当然，铁路只是物流的一部分，但铁路运货量数据比公路等的更好获得。

从以上能看出，克强指数的真实性体现在所基于三个指标的真实性。也许对于各个地方ZF来说，这三个指标是相对真实性较高的数据，而至于地方统计局呈报的GDP数据则基本可以忽略。我们要反思的是，偌大一个中国，除了这三个基本数据，就没有别的可信任数据了么？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一直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既然出口、固定资产投资这些指标都能够快速传导到电力、煤炭、钢铁、水泥等上游领域，通过这些上游领域的探索，是不是可以对下游的这些统计得到一定的启示呢？现在探索到的较好的行业指标，有两项：钢铁、水泥。一旦下游需求回升或回落，钢铁价格会迅速上涨和回落。而水泥这个指标稍好于钢铁。因为水泥不太容易储存，不存在库存概念，所以水泥更能反映总需求的变化。而且水泥需求全部来自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钢铁只有一半需求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能不能将这些行业指标作为用电量指标的补充而加权进来也是值得思考的。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根源还是全国上下对于中国统计数据的质疑。统计数据不仅仅是一种表观数据，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决策者决策的依据。一旦出差错，经济政策的出台容易受到误导。统计数据对于真实性的追求，是基本的出发点。

对于当下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出发点就在于中国统计系统的高度不透明。统计数据必然会有误差，这可以理解，但如果对统计数据出台的权重等全盘隐蔽，对外不透露其统计工作的流程，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真实性。

另外一个根源，就在于国家统计理念的不够与时俱进。以CPI为例，中国发行的货币绝大部分进入房地产行业，造成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房子属于投资，因为将来可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所以房价不能计入CPI。计入CPI的应该是房租，但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有感触，自己一个月中的绝大部分收入用来交房租了，这给我们带来启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房租在CPI中的权重一定要加大，这个数据绝对要比现在的CPI中的权重大很多。

实际上，中国统计数据已经不简单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中国干部政绩考核体系的重要依据就是经济数据，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上级ZF评价下级ZF的主要标准，还是依据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因此，一些地方和部门受不正确的政绩观驱使，片面强调经济增长指标，少数领导干部甚至人为地“做大”GDP数据。在这样的环境下，GDP无疑承受了过重的不该承受的压力。在地方就有听说过，地方统计数据想填多少就填多少。有的领导干部为了追求所谓政绩，指使当地统计人员篡改统计资料、编造虚假数据；“按需要报数”，“按计划报数”就是这么出来的，地方统计人员甚至拿虚假数据主动迎合当地领导。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样的现象从根源上还是考核机制的问题。从中国现行的统计问题来看，要解决问题还是得从根源问题上出发！

看看

从数理经济学到人文经济学

导语：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完全用客观的立场和方法，用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而人文经济学则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

一般认为，主流经济学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创建的。他的不朽著作《国富论》（全名应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讨论两大经济学的问题：财富的性质和起因，这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反而很少提到。其实这应该是经济学中极为重要的基本问题。斯密当时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经过二百多年的研究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例如斯密对价值的看法认为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在他以后的一百年中，包括马克思也都继承了他的看法。但是近一百年来对商品的价值的认识，已经由劳动价值改变到交换价值。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就包括了商品的价格决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几乎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石，它要用很复杂的数学才能证明。这说明了数理方法对经济学有巨大的贡献。经济学离不开数学。

斯密以来经济学最重要的变革是十九世纪末的边际革命。由于边际观念的引进经济学得以脱胎换骨。边际概念是用了微积分中的增量分析方法，特别是用偏微分中的增量分析。它研究其他变量都不变，只有一个变量作微量增减时，因变量的变化。数学一旦进入了经济学，立刻发挥数学的巨大功能。它把各个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极其透彻。比如商品的需求弹性，由于涨价相当于收入减少，商品需求的变化不但因本身价格引起，还由于对收入影响而产生的购买意愿发生变化（由Slutsky　方程表示）。像这样复杂的关系如果没有微积分的方法是极难说清楚的。

由于数学对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越来越离不开数学。1969年诺贝尔奖增设了经济学奖。得奖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是精通数学的，有的本来就是数学家，例如创建计量经济学的弗里希，物理学家的丁伯根，兼有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的萨缪尔森，任数学研究所室主任的康特洛维奇，任数学教授的德布雷。由于诺贝尔奖的引领作用，经济学进一步朝数理化的方向发展。现在想读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有足够好的数学基础。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越来越接近自然科学。经济学的这种发展方向，明显偏离斯密时代把经济学看成人文科学的本意。斯密不但写了《国富论》，更写了《道德情操论》。他本来就是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教授，和数学没关系。

斯密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承认自利的正当性，在一个市场制度中自利对社会是有利的。自古以来都认为自利有害于别人，认为生意人赚钱是不道德的。斯密的这一发现原本是伦理学的范畴。但是经济学的数理化将这个道理简化成经济人假定，并由此推导出整个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和斯密的本意并不相符。也使现代社会步入歧途。中国改革中充分发挥了经济人的指导作用，取得经济增长的空前成功，但是也把全社会引入钱眼。一切朝钱看。物欲横流，买官卖官，恬不知耻，连踢足球的胜负都可以拿钱买。社会也陷入了唯GDP论。环境保护，分配公平，社会公益，统统让位于赚钱。所以经济学要回归到人文性。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其实我自己也是从数学进入经济学的。1979年我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1981年出版了油印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及其应用》。此文原封不动地在2007年4月北大的《经济学（季刊）》再次正式发表。1985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这本书以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和暨南大学出版社印了第二版和第三版。总销量接近十万册。

在择优分配原理中我证明了均衡价格能够导致资源最佳配置，这个证明回答了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均衡定价。拿数学来讲，因为价格衡量了商品的边际效用。在收益递减的条件下等边际效用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而且公平竞争能出现均衡价格，所以资源配置不需要ZF干预。我还发现普遍的最优化原理是一个择优分配的过程。约束条件下非线性最优化的一般方法，拉氏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就可以从择优分配的概念直接推出来。这给拉氏乘数法一个经济学的清楚明了的解释。我进一步用择优分配的基本概念推导出动态最优必须满足的条件，即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比如说，汇率调整中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变，哪个最优，就可以用动态最优的欧拉方程来回答。欧拉方程是变分法中的经典方程，它是用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没有任何经济意义。我发现它可以用择优分配的道理来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我研究这个问题是为了回答物价改革走什么道路最好，和现在的汇率调整问题十分类似。如果沿着当时我开辟的研究方向做下去，现在的我将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但是因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任务吸引了我，我决定放弃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转到经济改革的研究中来。1997年我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讨论市场经济中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是从数理经济学转向了人文经济学。不过当时我自己也没有这样清晰的认识。以后又从经济学进入到人权研究，回答了为什么市场经济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更是人文科学中的问题。近年来我写的许多随笔，作的许多演讲，都在谈论经济学和人生，和社会，和国家，和世界，越来越朝人文的方向发展。我提出来资源配置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又提出“钱尽其用”是金融业创造财富的贡献，要为高利贷平反，鼓励大家都去放高利贷，就能消灭高利贷，利息率就能市场化。这等等都是人文经济学的议题，不再是数理经济学的议题。

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完全用客观的立场和方法，用自然科学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市场。自然科学中没有“是”和“非”的价值判断，只有“对”和“错”的逻辑判断。所以樊纲说过“经济学不讲道德”。他是指的数理经济学。而人文经济学则以人的立场来研究市场，要回答的问题是，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观，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自利是不是一定害人，社会和国家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建立，什么样的制度能实现全社会的福利，人如何认识自己的人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种研究已经跨越纯经济学，进入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交叉领域。这种研究不那么客观，它和时代背景有关。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任务，因而人文经济学在各个国家中研究的重点是不同的。而数理经济学则没有这种区别，它放诸四海而皆准。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现实问题的答案不同。因为从人文经济学来看，答案必定受环境的影响。斯密写的厚厚的《国富论》其中大部分内容已经和今天无关。他是从当时的环境有感而发。

经济学中有一个重大争论，即人的利他性如何在经济学中作出解释。其实，答案就在数理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的区别中。数理经济学把人看成经济人，是一台只讲自利的计算机。而人文经济学把人看成人，他不但利己，而且也有同情心，愿意利他。这样看问题，这个争论就不存在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数理经济学能够解释现实的花花世界，是通过个人的效用函数来实现的。每个人的效用函数不同，有人喜欢吃甜的，有人喜欢吃辣的。虽然人人都追求效用极大化，但是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现实世界。有人用效用函数来解释人的利他行为，说有些人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了利他使自己得到的满足。这样说法和经济人的假设前提矛盾。如果一位经济人把利他包括在利己的效用函数里面，就不能有讨价还价，价格就不能形成，整个经济学大厦就倒塌了。比较好的说法是：人是社会的人，并不是一台只讲利己的计算机。

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属于经济学，讨论的问题是经济学的问题，包括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提高社会财富生产的效率。但是它不同于经济学其他的分支，它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经验出发，揭示经济学的奥秘。它的出发点是生活经验，不是基本公理。不论什么经济学，从出发点到达结论都要用到逻辑。但由于出发点的不同，结论虽然相同，到达结论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而且人文经济学讨论问题的重点也不同于数理经济学。人文经济学重在对生活的理解，而不在理论结构的严密和完整。

人文经济学的源头来自生活。通过用经济学的分析反过来更深入地懂得人与人的关系，懂得人生。主流经济学只讲经济学，不讲人生，好像经济学和人生无关。其实不然。因为人是生活在市场中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市场，不懂得市场怎么能懂得人生。读经济学的兴趣也在此。因为它回答了许多人生的问题。

斯密谈了财富的性质，其次谈到财富的起因，也就是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这个问题好像是已经解决了的，不需要再讨论。其实这个问题才是一个社会最最重要的问题。按照斯密的说法，劳动决定价值，那么想要更多的财富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所以改革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建立在鼓励劳动的基础上。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就是这么来的。事实是失败了。改革后我们只说了市场化，其实就是通过交换赚钱。结果成功了。其所以成功，是因为交换能够创造财富；通过交换，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不是更多的物的生产，而是人和物的最佳利用。这就是资源配置理论。现在世界上穷国还不少。他们如何致富？就是市场化。中国的经验非常宝贵，但是还没有很好地总结出来。对过去失败的原因没有说清楚，成功的道理也似明似暗，没讲透彻。倒也有不少文章讨论中国的致富之道，可是外行人看不懂，没法普及。只有用普通人都能明白的逻辑才能说服人。

同一个经济学理论，在数理经济学里所用的叙述方法和人文经济学里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比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般均衡理论，在数理经济学中证明它要用不动点理论。但是在人文经济学中可以从日常生活出发讨论它。这个理论解释了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为什么我们用钱能够买到一切商品，从买粮食到买牙膏，都是一般均衡在起作用。粮食安全是由市场保证的，不是因为有足够的耕地（国家规定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减少）得到保障的。牙膏没有红线保障也一样能买得到。由于有一般均衡的出现，一切商品都可以按照价格的反比互相变换。一件价值两块钱的商品可以交换两件价格为一块钱的商品。于是在一般均衡下，钱可以衡量各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或比较它们的稀缺性。也在此情况下，各种商品可以用价值相加。于是得出测量GDP的可能性。日常生活中钱能买到一切商品，证明了均衡价格是正确的价格。别的价格无法衡量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或它的交换能力。这就解决了纠缠不清的价格理论问题。

在数理经济学中证明需求线的存在要用到复杂的数学推导。先要用无差异曲线，用边际效用递减，用收入限制，然后是家庭效用的极大化，用非线性最优化理论决定商品的购买量。在人文经济学中，用拍卖报价就能看出需求线的存在。虽然很不严密，但是容易为普通人理解，也完全符合逻辑。在数理经济学中供需均衡决定最优价格，在人文经济学中通过拍卖和招标决定价格。而且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价格是最优的，在这种价格下每一笔交易都创造财富，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也说明了交换是不等价的，是双方都赚钱的。这最终说明了社会的财富是如何创造的，回答了经济学中最主要的问题。

以此类推，关于货币的本质与作用、利息与贴现率的社会意义、凯恩斯理论为什么成立、用计划还是用市场配置资源等问题，都可以通过人文经济学的方法，用生活经验给出最基本的解释。这就是本书的特点。它避免了难懂的数理推导，使得经济学能够接近群众，并希望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理性的精神世界。

《人文经济学》序言

高房价正在吞噬中国中产阶层“中国梦”

同样，住建部面临人民住有所居的期望，遏制房价的非理性增长，让人民买得起房。房地产领域已经成为中国中产阶层最不满的领域，因为高房价正在吞噬他们的“中国梦”。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健康，还会影响到中产阶级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影响到政权在其心目中的合法性。因此，住建部长面临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可以预见，中国过去10年一直持续的两位数增长景象可能不会再现，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主动让经济发展速度降一降，以兼顾经济的健康与社会的稳定，保护社会。在此背景下，如何平衡这一目标，是新任住建部长不得不思虑的一项课题。

财政部长要“割自己的肉”：加大财政收入是不归之路

3月24日，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说，他首先解读对财税改革的三种不同理解，而第一个否定的就是“特别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他解释道：“国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关注结果的公平。这种途径压缩了市场的作用”，这条道路“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

“如何进行财税方面的改革？对于实现途径大家的理解多种多样，我想了想，可能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

楼继伟进一步解读三种财税改革的理解：一是，国家要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特别关注发展成果的再分配；二是，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三是，国家大力扩大开支，进行比较大规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财政收入比较少，财政长期赤字。

楼继伟接着分别对第一种和第三种理解进行了否定，“第一和第三是不归之路，我们并不是没有滑向这些歧途的可能性。第二条是艰巨的改革之路，也是走向包容式增长之路，中国正在力争摆脱滑向第一、第三的可能，力争走第二条路。”

而楼继伟对应该走的“第二条路”的详细解读是：关注发展机会的创造，而不仅仅关注于结果。争取使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条件获得发展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发展，享受发展的成果，国家适当的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种办法，这种途径就业充分，人民的幸福感强，经济增长率高，是可持续的。

楼继伟在演讲中首先强调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也就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的地区、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他强调，要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ZF提供可持续的必要公共服务。不能只要碰到民生问题就都去做，应该“守住底线”。他认为，底线就是财政能不能持续。如果承诺在各领域投入过多而收入却不够，就会走向靠通胀来平衡的不归之路。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生政策，制度是不完善的，往往是没有约束的，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楼继伟说。

作者分析的透彻，深刻，在这学习了

不为良医 怎为良相

如今的楼市，好比一个“重症患者”。ZF又像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患者当然希望抓紧治疗，尽快出院。不仅可以减轻病痛，而且可以减轻治疗费用。这些谁都会理解。而医生呢，当然也会与患者同呼吸共命运。救死扶伤医者仁心吗？他们将患者的重病治好，既可以展示自己的水平，二也履行自己的天职，三还可以得到患者的感恩戴德的话语或者送锦旗之类。这些，只是医者仁心的一个方面，另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生又不愿意将患者的病尽快治好。更不希望他们提前出院。为啥呢？一旦患者病痊愈了，出院了，就会减少医院的收入了，就会影响个人的经济效益了。腰包就不会再鼓了。不就是这样的纠结，这样的矛盾吗！

ZF真的下决心要把高房价降下来？必须具备烈士断腕的勇气，必须要有“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只要不在与民争利，只要不在与开发商互利双赢，无需限购限售，无需国五条，国十条之类，只要自己做出牺牲，只要把楼价的实际成本公开透明，只要管住ZF官员的灰色收入，限制开发商的暴力销售，楼价的“泡沫”就会立马消失！

新财长楼继伟：财政收入今后估计一位数增长

　　对于外界担忧的财政赤字和ZF债务问题，刚刚履新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坦言，“现在赤字规模比较大”，并指出“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

　　楼继伟首次以财政部长身份做公开演讲，主题是“包容性增长中的财税改革”。他表示，要建立促进包容性增长的财税体制，关键在于厘清市场和ZF的角色。实现包容性增长主要是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在论坛的问答环节，与会嘉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了预算赤字、ZF债务、国企红利和外储投资等热点问题上。

　　根据国家预算报告，2013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2012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赤字率达2%左右的水平。对于庞大的预算赤字和不断增加的或有债务，楼继伟表示，我们应该建立稳定、平衡、强大的财政。他指出，现在赤字规模比较大，第一个原因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一些不利的冲击。第二个原因在内部，他说，现在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不太可能出现超规模增长。“国内方面的压力是实质性压力。”楼继伟坦言。
　　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中国地方ZF性债务余额总计不到11万亿元。楼继伟称，要分析这些债务“哪些是显性的，哪些是隐性的；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或有的”，然后分门别类，采取一些政策，制止住地方ZF债务扩张的趋势。

　　针对“国企红利”问题，楼继伟表示，现在国有企业的利润分红是作为国有资本金资本经营预算的收入来源“目前集中到资本金资本经营预算的比例不是很高，而留给国有企业的利润比较多。”他指出，未来将会不断提高国企利润上缴到公共预算中的比例。

　　而对于用外汇储备注资社保的设想，楼继伟指出，外汇储备作为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一方，是有成本的，如果将其交给社保基金去投资，社保基金投资的收益必须覆盖成本。“假定做不到呢？我们可能还要补贴全国社保基金，这个风险太大了。”楼继伟说。他还表示，社会保险方面的制度漏洞太多，如果不把这些制度的漏洞堵上，提供一些有约束、有激励的机制安排，给多少钱也会吃光。

　　在回答“如何通过税收的制度来促进环境友好”的问题时，楼继伟表示，中国能源价格太低，导致能源浪费较大而节能动力不足。“通过碳税，或其他做法，干预价格，这种干预是一个提供正能量的干预，我们会认真考虑。”楼继伟说。

　　楼继伟同时表示，财政支持民生要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原则。目前仍有很多民生政策制度尚不完善、缺乏约束“我们应该帮助穷人，而不应该帮助懒人。”他说。

30万亿的土地差价让人心惊

　　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犯现实性错误。譬如很多人一向信奉，政府每花一分钱，都来自纳税人的税款。但对这句话，可能许多地方政府会觉得委屈，因为他们的花费，有一些的确是他们自己“赚”来的。就拿所谓“土地财政”一项来说，有数据表明，近年政府仅造城卖地的收入便不少于30万亿元。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吴敬琏说，“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

　　大概也是无独有偶，2月25日“新华视点”的官方微博写道：发改委领导今天说，很多人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性行业，我查了一下文件，没有这句话。但文件不说不等于实际上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房地产支撑着政府财政、经济发展、企业和个人财富增值利益。既然不把房地产当支柱，政府就应当果断剥离捆绑在其上的利益。

　　利益是显见的，而且是巨大的。这种利益所在，固然早已是人所共知的房价日高的驱动力，但其实我们更应明白一些政府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其中的秘密便在于，地方政府总以农业用地价格征收、以建设用地价格出让，一进一出差价悬殊，获利丰厚。在南方某城市，200多亩土地，村民拿到的补偿及奖励款等累计不过2400多万元；而经地方政府预征、储备十几年后，出让的价格却剧增至20多亿元。

　　当一些地方政府为利益所驱使之时，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它对村民利益所形成的伤害，一些公共政策随之产生偏差。由此形成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本身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但是，正像经济学者许小年[微博]指出的，“谁都可以组成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以组成利益集团。”

　　今年1月22日，财政部公布的去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详情显示，2012年财政性收入占GDP比例为23%，若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此项中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则占比提高到30%。就像“新华视点”官微所吁陈的，政府果断剥离其利益，从而也使政府仅仅接受纳税人税款之供养，使政府真正回归为一个守夜人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结果。但是，过于理想常常是一种妄想。面对越来越不可回避的政府利益现实，可能我们更应当做的，是将其纳入到规则中来。这不仅包括公平博弈的规则，亦包括公开透明的监督规则——许多“非税性收入”，既不透明，也不公开，更无法得到监管。由此带来的腐败以及三公经费管理的问题，更是无法解决。

　　“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这不特指它在利益实现过程中的种种“手段”，亦指向它可能带来的某种后果。能否正视一些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集团的特点，如何在利益相关人与政府部门之间搭建一个公开公平的博弈平台，亦即如何制约权力、实现权利，大约是当前诸多迫在眉睫的要务之一。

财政收入一位数增长带来的挑战

　　刚刚履新财政部部长的楼继伟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坦言“财政支出增长非常快，而财政收入今后估计就是一位数的增长”。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两会记者会上曾说过，1—2月份，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只有1.6%，可以推想，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从财政部公布数据看，1－2月累计，全国公共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7.2%。

　　从去年全国财政收入来看，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利润增幅低、物价涨幅回落特别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等影响，全国财政收入增幅比上年回落12.2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增长14.7%，二季度增长10%，三季度回落到增长8.1%，四季度增长19.9%。四季度增幅回升，主要是2011年四季度经济下行，10月份开始财政收入增幅大幅下滑，尤其最后两个月收入基数很低，使2012年四季度收入增幅相对较高。财政增速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未来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面对经济形势在低位徘徊，减税降费压力越来越大。同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一个主要内容是调节国家、居民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其中国家向其他经济体让利是关键。这将大大制约财政收入的过度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再想远远超过经济增速而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了。

　　从支出上来说，一些项目又是刚性的。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比如：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是硬指标，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支出等是刚性的。扶持“三农”的一系列支出，刺激消费的一系列财政资金扶持等同样是刚性的。确保在建重点工程建设也是刚性的，否则，浪费损失会更大。

　　从节支上来说，在多年来经济粗放式增长下，财政收入呈现出百分之二三十的增速，财政收入总额去年达到了11.72万亿元。政府部门和人员已经养成了大手大脚、豪华奢侈的消费花销习惯，比如：“三公”经费每年高达9000亿元，相当于去年财政收入近一成。在这种情况下，让其大幅度压缩开支、过苦日子，必将遇到既得利益者或明或暗的竭力抵制。

　　另一个担心是，财政收入的下降或者滑落到个位数增长，可能使得地方政府继续在土地财政上大做文章，继续大肆圈地卖地。从农村看，侵害农民利益、无度吞噬土地；从城市看，大幅度推高房价，影响到城市百姓住有所居的民生问题；从经济金融上来看，酿造经济金融泡沫风险，最终将中国经济推向一条万劫不复的不归路。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说：“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这些年来，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最低的估计30万亿。”这30万亿元最终是房奴买单的，这30万亿里藏有多少黑金腐败，这30万亿侵害多少农民利益，这30万亿使得我国土地资源遭受竭泽而渔式糟蹋和破坏。

　　因此，财政收入告别两位数增长回落到个位数后，将使得政府面临一系列考验。李克强总理说：“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关键在于落实，更为关键在于减人。政府规模庞大的冗员不减下来，减政府开支，压缩三公经费，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同时，必须下决心制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恶行”，将卖地收支纳入到财政预算监督之内。关键在于公开透明，让民众真正了解财政收支和土地收入情况，才能形成巨大的公众监督力量。再者，要从思想、意识上使得各级官员树立过苦日子、紧日子，过节俭、简朴日子的习惯和准备，使其彻底断了过去那种豪华享受、奢侈浪费的念头。

　　总之，财政收入一位数增长是对各级政府的挑战和考验。经得起考验必须拿出智慧下壮士断腕之决心在深水区进行深层次改革，不怕触动任何利益群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