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哈耶克所构想的制度下,人们可以真正地承当起亚洲价值,按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传统来生活。这样的社会的开放性,比很多亚洲价值或亚洲发展的鼓吹者所意识的,来得更重要。
下面的说法起码是有一些道理的:很多人表面上是在捍卫“自由企业”,实际上不过是在捍卫特权,而鼓吹政府行动的人实际上不过是抵制公民的基本权利。
——Friedrich A. Hayek,《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是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令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是他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及与凯恩斯的争论,而他发出的西方文明受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威胁的警告虽然是有争议的,却令他在思想学术界广受关注(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
他在1930年代的经济学著述,主要目标是揭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与矛盾。他的引起争议的《通往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这本书连同The Socialists of All Parties,旨在扭转他认为轻易地受了中央计划经济诱惑的西方决策者们的思想观念。
他1960年出版的鸿篇巨制《自由宪章》连同The Unknown Civilization Growing in America,旨在系统地构建及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他将之理解为过去数百年间欧洲文明进步过程中演进出来的政治哲学。
哈耶克很少踏足过亚洲,虽然曾到访过日本,并为自己的著作得到翻译和探讨而高兴;他也从来没有就亚洲写过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顺便提及过孔子,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熟悉任何亚洲思想家或亚洲哲学。
说到这些,并不是想批评哈耶克,不过对于一位知名的、高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后殖民时代,对于这个在二战后经历着深刻变革、并且广受欧洲政治辩论和政策关注的大陆,却几乎没有什么意见,总是有点异乎寻常。
生命苦短、时光易逝,哈耶克当然有自己的事要做。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哈耶克对亚洲是否有所建言?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有点无聊、愚昧。就说亚洲一词,当我们说“亚洲”,这个从伊斯坦布尔到日本的幅员辽阔的地区,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非得要一个哲学家必须就亚洲写点什么,或者,非得访问某个地方,仅仅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们也在学习他的著作?毕竟,牛顿定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边都管用,那么,经济的规律是否也是如此?
这些观察尽管不证自明,但问题仍然值得探讨,部分是因为哈耶克对亚洲关注极少毕竟有点古怪,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抓住哈耶克只关注欧洲这一点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他的思想适用于西方以外的世界,或别处的人们不应该去理睬他。
要让人们相信这一点总是很难的:倾听一下西方专家就如何实现亚洲社会的“现代化”而给其统治者们的建议,对我们是利大于弊。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那些根本就对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懵然无知的人的建议保持怀疑态度,应该是明智的吧。
但是哈耶克仍然能令我们有所收获。任何人,如果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都能从他的思想中获得很多启发。
我想到的哈耶克能够提供给亚洲的第一个值得我们记取的启示就是,自由权利和繁荣都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作为社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者,哈耶克首要的贡献就在于,他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虽然发源于西方,但最后却将是所有社会都要走的道路。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重要的,不过有很多经济学家都鼓吹这种观点,所以我们不能将之特别归功于哈耶克。
在此方面如果说他有值得关注的地方的话,那是因为他为其提供了更深刻、更精致的解释,使我们对任何简单化的答案保持警觉,不管它们出自社会计划者,还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鼓吹者。
确实,从其成为经济学家之初,哈耶克就指出,古典传统的思想家错就错在“听任人们对他们的这一印象流行:即自由放任就是他们终极的和唯一的结论”。他坚持,“矫正此一缺陷就是后来人的主要职责所在。”(Hayek 1933, 134)
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第一届会议的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中,他尖锐地指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下面这犹太公式是错误的:只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公式。它们并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含义是暧昧的。”(Hayek 1948a, 113).
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哈耶克告诉了我们什么。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哈耶克到底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在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似乎首先得弄清现代亚洲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及最关切的问题。似乎有两大难题:如何实现物质繁荣,及与此同时又能维持足够的政治稳定性。
很多亚洲国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不牺牲其文化、传统、价值及生活方式,就很难获得经济上的进步。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如果现代化就意味着按西方的样子重构自己的社会,代价未免就太高了。
对这些担心及关切,哈耶克并没有给出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提出某种改革蓝图,更没有列出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的清单。他所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洞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准备恰当地回应现代社会,当然也包括现代亚洲社会的难题,我们应怎样面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哈耶克的世界观的关键就在于他深信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个人基本上是无知的,也不可能塑造或控制他们所处的环境,当然也就不应确信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
乍看之下,这一观点卑之无甚高论,然而贯穿于哈耶克所有研究中的着力点,正是发掘此一论断的丰富涵义。就此而言,他所精心阐述的,与其说是关于人类易错性(fallibility)的理论(自然这是他的理论的构成部分),不如说是揭示了人类知识的本质,及我们获得和利用知识的过程。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首次系统阐述此一构成他的社会哲学基石的理论,是在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1948b)。在这里,他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努力建构某种理性的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所欲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评论说,我们大多数人会这样回答此一问题:如果我们拥有了所有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从某种给定的参数系统出发,如果我们充分地掌握了可以利用的知识,那么,问题大体上也就解决了。然而哈耶克指出,麻烦就在于,上面所描述的问题,却并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哈耶克坚持说,如此描述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真问题,因为我们应据以决定如何配置物品或资源的“信息资料”,“关于整个社会的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为某一个体的心智所掌握,某一个体的心智不可能完全理解其含义,此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的。”(Hayek 1948b, 77)他接着说:
某种理性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质完全受制于下属事实:我们必须加以运用的关于状况的知识绝不会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态存在,相反,总是以高度分散的形态存在的,不完整的并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知识,掌握在分立的个人手中(77)。
在社会中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毫无疑问是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出现的,面对这些知识,我们一般总是设想,“精心选择出来的专家群体,一定能最正确地支配最可资利用的知识”,然而,哈耶克却解释说,“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实际上,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是“未经组织加工的知识”——即“关于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个别的知识”。这种知识并非专家所能独揽,而是很多人的财产。
如果考虑到这种形态的知识,那么,“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他人所不具备的某些优势,因为他掌握着某些独一无二的信息,惟有他本人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决策,或在他的积极协作下作出决策,这些信息才能发挥其价值。”
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实际的、本土性知识(practical, local knowledge)——关于人的知识,关于地方环境的知识,关于个别状况的知识。”(80).
至此,事情就很明显了,诚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们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得学习很多东西,而我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学习具体的技巧上。
我们只要考虑到这些,就足以意识到,我们绝大部分有用的知识都是在自己的实践中获得的。显然我们的多数知识都是稍纵即逝的——这种知识不可能以任何成型的形态呈报给任何权威当局。
那些靠为别人的空载轮船配货的货运掮客,或者那些全部知识都是关于稍纵即逝的机会之信息的房地产代理商,或者是那些从各地商品的价差中谋利的投机客,所有这些人,都必须依据其对于变动不居的环境的专门知识才能很好地生存,而这些专门知识是外人无从了解的。(80)
哈耶克所强调的问题的意义并不是自明的。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之论断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何种制度是可欲的和可行的。
从中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就是:那些社会计划者欲用特定的蓝图塑造或改造我们的社会,但他们的努力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有限的。因为现实是,绝大部分社会生活,存在于计划者和设计者们的视野之外。
经济计划者,如果真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他最后总是必须找到某种途径,听任大量的决策由“处于现场的人”作出。这就是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明白无误地揭示出的真理。
体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其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不依赖市场及市场决定的货币价格——注定了必然失败。因为社会主义无法正确地利用绝大多数经济协调所必不可少的知识。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更重要的启示,由此我们当更能明白为什么说哈耶克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知识具有分散的、零碎的、局部的、和实践的性质,在哈耶克看来,不仅我们关于机遇、资源或可能性的知识具有这种性质,几乎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知识都具有这种性质。我们对于彼此之了解的知识、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关于信仰的知识,甚至关于我们本人的处境的知识,都具有如此性质。
哈耶克所针对的是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及思考社会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都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不会变化的,其偏好是确定的,一切经济问题只在于去弄清经济活动主体到底需要什么。
在现实中,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也意味着人关于本人的知识和理解也是受局限的,个人并不拥有关于他们自己的充分的知识,也并不完全明了自己的欲望和偏好。人们持续不断地努力,不仅是为了获取所欲求的东西,也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只能从努力地满足自己的过程中才能知晓他们的欲望,而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中满足自己,不同的环境使不同的人了解到,什么对自己是好的、可欲的或值得努力一试的,对此得出不同的看法。
哈耶克最出名的,是他对自由市场的捍卫。当然,在很多著作中,他都把市场的力量及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联系起来。然而哈耶克强调自由市场,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而是我们所说的人的发展。
自由市场——或者更进一步说自由社会——之所以重要,并不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因为它允许人们去追寻自己的价值。哈耶克指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此一过程所发现的不仅是如何最有效率地生产物品,更是要发现何种物品究竟是可欲的。
哈耶克坚持说,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其社会制度不仅承认经济生产不能受社会计划者的指挥,社会的价值更不能由中央进行计划。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解决这一问题:到底什么目标值得所有人努力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