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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老先生去世,勾起读书时碰到的前辈(有关内容皆为我硕博期间经历),想起了学界往事。本意主要是感叹学术环境的变化:功利的东西似乎多了些(当然,也许是社会进步使然),学术应有些许超然和淡然,学者仍有少许文人气质(尤其是老先生们,一门心思授课、带学生,只有付出少有回报;按现在的学术标准,他们或许连副教授也评不上了)。
譬如我的硕导,身患重病、一个学生,仍认认真真备课;我也带了学生,他们如当年的自己一样很用功,但一来研究生院太远,二来现在的杂事多(年底有填不完的表等),三是准备讲稿很费时间、且只有两个学生,故几乎很少认认真真授课;对比今昔,心中颇多感慨。
有朋友提及“让位”云云,实非本帖本意;先生已去,后人以“功利”为标尺,悲乎?
另:提及的几位老先生,今日竟少人知晓,颇为意外。殊不知,当今诸多受人尊重的学人,不少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与海外高校联系尚不多时,他们动用民国时的海外资源力推出去的。譬如,陈岱孙先生,1926年哈佛大学博士,1927年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学院、北大经济学院的组建离不开他的努力;改革开放后,他就曾是北大经院一些本科生出国前的“英文口语练习对象”(当时尚无新东方)。不知道他,有些意外;评判这一代学者“挡位”,则有些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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