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开放前,“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是广州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引起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行政一体化结构”产生分化,提高了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促进了社群组织的独立性、多元性和会社性的发展,私人空间得到了发展和拓宽。
社会结构,概括而言,就是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网络,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并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系统中,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运行的,任何单一部分的变动都会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且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制约。社会结构的变革最终成为社会变迁和发展的根本标志。
我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因而结构变迁和体制转轨同步进行,交织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同时,“人口多、地域广、发展不平衡”这一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内各省、小⒌厍?缁峤峁沟谋淝ㄔ谑奔洹⑸疃群凸愣鹊确矫娲嬖谧藕艽蟮牟钜?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扩大了结构变迁的城乡差异。此乃当前中国社会变革的总体特征。
广州是我国最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研究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作为广东省省会,自1978年以来,在中央ZF改革开放总体方针的指导下,广州市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文化传统,抓住机遇,积极把握和利用政策倾斜的优势,从实际出发,坚持改革先行一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日益分化,社会运行机制出现转轨,社会利益得到重新调整,社会观念发生急剧转变,整个社会形成了相应的新的规范整合体系,奠定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结构网络。
本文拟从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分化这一角度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获得提高、社群组织和私人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对广州市社会结构的变迁状况进行一定的社会学分析,以期更深入地研究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一、 行政一体化社会结构及其分化
改革开放前广州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行政一体化结构。所谓“行政一体化结构”,就是ZF行政对社会生活具有超强的控制力量,社会生活高度行政化,缺乏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在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里,ZF、组织和个人之间没有分离,个人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又依附于国家ZF,特别是政党之下;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并以行政手段进行资源的配置,即将资源单位化,形成资源的单位所有制,由此而将个人牢牢地束缚在国家-单位这一行政大一体化结构中,形成了所谓“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模式。在这种旧体制下,整个社会无论内外都处于封闭的体系里,只存在自上而下的命令运行,缺乏反馈系统,更缺少横向沟通和协调,权、责、利模糊混淆,效率低下。
在ZF对社会资源绝对垄断的前提下,个人对单位组织、单位对国家ZF的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行政性依赖。所谓行政依赖就是以主动-被动的关系代替互动关系,以行政主体代替多个互动主体,其最大特点是非契约性,这种依赖并非交换双方因占有资源的不平衡而形成的暂时均衡状态,而是行政关系所预先规定的状态,带有很强的先赋性和不可变更性,在行为上则突出了行政化冲动。
由于个人依赖单位的实质是两者共同依赖于国家,因此,无论单位还是个人,其独立性都相当低。就单位组织而言,由于国家垄断资源,单位依附国家,失去了组织的独立性,任何单位都有一定的行政血缘关系,隶属中央,或隶属地方,条块分割使单位组织严格受到国家的控制和管理,没有独立的组织目标,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决策程度大多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组织的利益配置获取均受到相应部门的掌握,组织的功能活动受到国家计划的严格控制,各级单位作为一个微观组织的效率须服从于国家宏观目标的追求。从个人来看,个人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甚至人身所有权也属于单位,其工资福利、工作条件、生老病死、职业调整全由单位组织统一安排,个人的义务只是服从,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性和独立利益要求,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私人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体制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化,社会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涌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律流动,以国家垄断资源为基础的行政一体化结构逐渐发生了分化,由单一结构承担多种功能转为多元结构发挥多种功能,ZF、组织、群体和个人之间出现分离。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行,以“分灶吃饭,权力下放”为标志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使中央与地方、上级ZF与下级ZF之间的权力、利益关系发生转变,向下倾斜;“党政分开,政经分开”最终导致各专业部门的分化,各级ZF组织和各部门组织的独立性扩大;“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则削弱了行政控制。一句话,以往行政大一统的结构分化为在结构功能上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体系,市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分配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二、 由社会结构分化而致的社会结构变迁
(一)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形成改革开放促成了计划体制外的另一块自由活动空间的形成,即完全由市场规则调节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产生了大批不由国家-单位体制控制的自由流动资源。体制内,以计划和行政为取向的调控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体制外,组织与个人行为则完全以市场为取向,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日益破除了国家对资源的垄断,资源依附型制度开始瓦解。与此同时,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也进一步促使行政大一体化的结构产生分化,ZF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过去,国家垄断着社会资源,采取行政的方式进行调配,行政部门得以统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运作,而今,随着社会资源在市场中的重新配置,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不仅仅摆脱了单一结构的束缚,而且同一种资源的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也不再局限在单一个体上。简言之,社会资源的配置在结构多元的基础上既相互关联,又相对分离,最终导致国家垄断、行政调配的削弱,ZF以行政统领一切的职能逐渐弱化。顺应此变化,ZF的职能出现了萎缩的趋势,宏观协调成为ZF部门最主要的职能,其目的主要是确保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循环。
从广州市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行政大一体化结构逐渐分化,ZF职能发生了巨大转变。1979年,广州市列入计划管理的工业产品有208种,均为指令性计划,国家统配物资1980年有256种,这表明在计划体制下,ZF部门对资源配置拥有绝对支配权,体现出行政大一体化结构特征。实行计划体制改革后,指令性计划逐步减少,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逐渐扩大。据统计,到1992年,指令性计划已减为64种,迄1995年,除人口、占用耕地等少数几个指标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外,直接与生产有关的已全部取消指令性计划。国家统配物资也减少至仅有的8种,属于市场调节的部分已达90%以上。与此同时,广州市通过价格体制改革,逐步放开价格体系,目前,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部分只有10%左右,生产资料价格已放开90%以上,生活资源已基本放开,行政部门对物价的控制大大放松,市场调节机制基本形成。而通过投资体制改革,增强了地方自筹资金的能力。在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财务拨款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由1979年占75%减为1993年仅占2 27%,自筹资金由4 4%提高到40 5%,利用外资由零上升到4 51%。投资体制的改革,使广州地方ZF运用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的实力大为增强。在搞活流通、培育市场体系的同时,广州市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形成了以国家银行为主体,各类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多层次、多形式的金融体系。在外贸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中,广州市逐步改革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实行简政放权,打破垄断,打破分配的平均主义,转换经营机制,组建起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跨所有制的企业集团,试行企业股份制,初步建立了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内外向并举的经济体系。上述全方位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一切由国家ZF统包统管的行政大一体化结构,行政部门的支配决定作用相对减弱,权限范围逐渐缩小,ZF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实施的宏观调控得到强化,基层部门的自主权大为提高,各部门横向联系得到加强,日益分化的结构体系正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1〕。
(二)社群组织得到发展
行政大一体化结构分化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社群组织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前,在行政一体化结构之下,社会资源由ZF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和使用,支配社会生活的是人们就业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机构或组织。它们在现代社会中承担着各不相同的社会功能,并具有现代社会组织的一切特点。不过,中国的单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组织类型,是由国家直接建立起来并受其直接控制的,相当于庞大的国家组织内的一个单位或一个部门。可以这样说,整个社会就是通过单位被组织起来的,个人对单位存在着全面的依赖,单位则依附于国家,单位是个人与社会、国家联系的中介,是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由于行政一体化结构的作用,任何单位与国家都存在着条条块块的行政血缘关系,在人事管理、企事业社会经济活动、利益分配等各方面均受国家行政的管理控制,组织及环境的人、物、信息交流只有国家这个唯一的对象。一句话,与其说单位是普通的社会组织,不如说它是国家组织的外延物,其结构、功能、运作均类同于党政机关,这也就是外国学者所谓社会主义组织的“总体生存”〔2〕。在行政一体化结构的社会里,只能生成行政依附性强的单一的单位组织,而不可能造就具有独立性、会社性的现代社群组织。
改革开放后,行政一体化结构日益分化,传统的单位组织体系发生了变化。权力与利益由高度集中转为分散,并由向上倾斜转为向下倾斜,行政控制减弱,行政组织和专业组织产生分化,组织的独立性大为增强。由于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状况的改变,组织逐渐摆脱了国家零部件的地位,形成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整体,其利益日趋独立化。过去,单位组织依据所有制、行政级别和部门类型从国家获取社会资源,而今则主要依据各个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地位高低、市场竞争能力大小而获取资源;组织的目标、人员、制度、设施等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组织行为的独立性大大提高。
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放宽了对所有制的限制,对外开放产生了许多新的所有制形式。在体制外空间,伴随市场经济机制的生长和发育,逐渐出现了个体、私营、外资和合资企业等不同于传统单位的组织形式,即以功利为目标的契约形式的组织。这类组织的成员由无到有、由少至多,据1992年统计,广州市该类组织成员人数已超过35万人(这还不包括农村劳动者中的那一部分人),占全市社会劳动者的10%。这一类组织的出现和增加、扩大表明社群组织已由单一类型转向多元结构,独立性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