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历史分析3】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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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看一段引言，关于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

没有基督教是否可能？——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78周年及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发表81周年作 　　 　　刘光耀 　　 　　诗人艾略特（T. S. Eliot）在论及民主时说：民主自身并无力单独抵抗专制的邪恶，它的力量来自基督教。民主离开了基督教，会成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民主”，会将其“敬意”“献给希特勒” 那样的独裁者。艾略特的见解深刻得无以复加，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相信：抛开基督教信仰的经典《圣经》去考察民主 ，将永远是隔靴搔痒。当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并非由基督教教会所建立，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也并不由《圣经》所直接引出。基督教恰是主张政教分离的，即所谓“凯撒的物当归还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还给上帝” 。但是，显然的，“由于政治哲学需经伦理学的核准，而伦理学又需由宗教真理予以核准”这样，在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意义上，我认为，民主制度及其理念的最深刻基础或逻辑依据，便只能是某种宗教信仰，而这个宗教即基督教——她是民主的“永恒的真理之源”。 　　 　　因此，倘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七年来，中国的民主建设还不如人意，还有缺失，那最重要的，就是民主建设未能同基督教信仰的培植有所结合，对民主理念的认识未能同认识《圣经》有所结合，从而，使民主的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以及与之相应的伦理道德的建设，脱离了其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ultimate）实在，脱离了那从根本上给了它目的与意义的神圣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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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历史分析 基督教 Ultimate 马克斯·韦伯 历史 制度 市场经济 基督教

接着，我们来考虑基督教（宗教）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根据韦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清教崇尚节俭、信任、勤勉的伦理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中国没有基督教的强大力量，甚至多数人没有信仰，那么是否可能建成市场经济？如果需要重建信仰，是否可能？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华盛顿共识”是相反的，认为如果正式的制度变迁没有非正是制度变迁的配合，必定失败。请大家从历史的、比较的、制度的视角乃至行为的视角来讨论这个“宏大”但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本主题完全开放。

我的看法，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导致了新教伦理的产生，而不是相反。

圣经的新约部分至迟在罗马时期即已诞生，旧约更早。为什么直到加尔文和路德手里，才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解读？没有一个已经崛起的市民力量，就不会有宗教革命。

可否这样理解：基督教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出现提供了伦理基础，即它或许是一个弱的必要条件？

我们也可以从终极根源和功用两个角度理解基督教的作用。前者意味着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不可或缺；后者意味着我们只因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好的，有用的，因此拿来主义。

即便不是基督教，我相信，没有一个主流的信仰体系，市场经济就会缺乏道德基础，也因此难以保证法治基础，这也就是说要尽可能快地建设非正式制度吧。

张李兄的看法值得商榷。

其实，新教是与东正教、天主教并列的三大基督教派别之一，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教。而这一宗教分离，缘于当时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原因推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在克兰麦的协助下，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辖。如果说宗教信仰是非正式制度，显然新教的产生却与正式制度变迁有很大关联。

既然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其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有着明显的差别，仅举一例，对于基督教中的原罪救赎，天主教认为需要通过教阶制的神职人员才能将救恩颁赐给信徒；而在新教认为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是把圣事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易"。这一基本教义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天主教徒保守，新教徒激进等特征，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的不同。

而中国常常是以道德代宗教，以孔子为例，孔子从不以自身为神，其学生也不视其为神；孔子并不避世，反而周游列国；孔子不以其思想为大，得出“学而不厌”，“未知生，焉知死”。费尔巴哈曾语‘如果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也就没有宗教了’。宗教离不开生死鬼神，而孔子从不谈及于此。故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何谈“重”建呢？

如果要说到在建立市场经济，必先谈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这样宏大的问题，实在难回答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开始讨论：建立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信仰或宗教或意识形态呢？

以下是引用风萧吟在2004-10-18 0:45:43的发言：

张李兄的看法值得商榷。

其实，新教是与东正教、天主教并列的三大基督教派别之一，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教。而这一宗教分离，缘于当时英王亨利八世出于政治原因推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在克兰麦的协助下，组成具有独特形式的新教教会，以摆脱教皇的管辖。如果说宗教信仰是非正式制度，显然新教的产生却与正式制度变迁有很大关联。

既然是从天主教分离出来的，其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有着明显的差别，仅举一例，对于基督教中的原罪救赎，天主教认为需要通过教阶制的神职人员才能将救恩颁赐给信徒；而在新教认为得救的真谛在于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是把圣事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易"。这一基本教义的不同也就决定了天主教徒保守，新教徒激进等特征，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的不同。

而中国常常是以道德代宗教，以孔子为例，孔子从不以自身为神，其学生也不视其为神；孔子并不避世，反而周游列国；孔子不以其思想为大，得出“学而不厌”，“未知生，焉知死”。费尔巴哈曾语‘如果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也就没有宗教了’。宗教离不开生死鬼神，而孔子从不谈及于此。故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何谈“重”建呢？

如果要说到在建立市场经济，必先谈到“什么是资本主义”了，以及中西方文化差异，这样宏大的问题，实在难回答啊。

谢谢风兄的指教，但我不太赞同风兄的看法，呵呵。

新教诞生之初，有三个支派或者说缘起。克兰麦和亨利八世主持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只是其中之一（安立甘宗），且在时间上晚于马丁·路德创立的路德宗、加尔文创立的归正宗。而后二者是自下而上的。

克兰麦出身中产阶级，在思想深受路德的影响，而亨利八世所谓“政治上的需要”，恰恰是需要市民阶层的支持来对抗罗马教会。事实上，1530年代英国宗教改革前后，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新教思想已经在英格兰市民阶层广泛流传。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是不会被“实施”的。

反观自下而上产生的路德宗和加尔文派，在事后也取得相当世俗政权的支持。总体来看，宗教改革不过是已经崛起的市民力量与传统力量相对抗的宗教表现形式而已。如果没有一个已经崛起的市民力量，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迎合自由化和市场化需要的宗教革命。

宗教改革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力量崛起有关联。但我的看法，与其说宗教改革是市民力量和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倒不如说是市民力量和市场经济导致了宗教改革。

意识形态和正式制度，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我宁愿相信卡尔。马克思的说法，比较老土，呵呵。

张李兄说的在理，我所说的亨利八世主持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并不是要忽略当时的社会力量，只是这股社会力量果真是张李兄所说的“市民力量”，在宗教改革之前，市民力量已然形成吗？

韦伯曾言，“当然这种观念（新教伦理）不仅曾在资本主义之条件下存在，我们也可以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追溯到它的根源。”可以说，市民阶级的形成是贯穿于宗教改革之前后的，而新教的正式形成则是通过亨利八世主持的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

12世纪的英国，市民阶层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势力。1189年，也就是狮心王理查登基那年，作为英格兰首善之区的伦敦，市民已经选出了第一位市长。更早在亨利一世时期，颁布了《自由宪章》，禁止对人民横征暴敛，宣布不征用教会财产，甚至允许城镇居民选举郡守，代表国王管理地方事务，在大咨议会中规定每个自治镇有两名市民代表。市民和郡守的权利不受诸侯的制约，并且存在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保护的法律（《克拉伦登条例》），这一法律约束了地方诸侯和国王的权力。为了制约诸侯势力，国王主动向平民伸出了橄榄枝。

著名的《自由大宪章》（the Magna Carta）颁布于1214年，大宪章共61条，主要规定对贵族和自由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进行保护，包括不得因轻微过失没收商人的货物和农民的工具、非经大咨议会批准不得征税、自由民非经由同等身份公民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不被定罪、逮捕、流放和惩罚、商人有权自由经商、城镇享有特权、执行委员会有权发动战争反抗违背宪章的国王等等。

这些事实的发生，远早于16世纪的宗教革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0-18 21:31:0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