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10f3890102e399.html
作者： 向 东
来自核工业战线的老工人王清泉以《我亲眼目睹的前后三十年》为题，讲述他的亲身经历，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对比。现将发言记录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先作个声明：保证我的发言的完全真实，同时不保证我的发言有水平。
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系统的退休职工，退休前代干了几年，其实是个地道的工人。41年出生，解放那年八岁，已经懂点事。后来的六十余年正好与共和国六十年同步，亲历了六十年全过程，目睹了前后三十年不同变化。对49年以前的惊心动魄，也是略有所知的。因为在解放前夕，地处沿海、江苏腹地的苏锡常地区，是个鱼米之乡，国共两军争夺激烈，双方的表现，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今天暂且按下不表。
首先，我要表明政治身份，我不是共产党员，不是被开除的。因为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也就没有资格被开除。也从来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不是不想写，是担心自己条件不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有差距。后三十年情况变了，人家不要我，我自己也不想。等着共产党真正成为立党为公的时候，我一定加入，决不食言。
今天只讲前后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共和国的变化。54年小学毕业7月到江西南昌，接着上初中。之前在常州（武进县）农村。初解放土改、镇反，我都亲眼目睹。我家分到了土地，是不是得了好处就说共产党的好话？不是。其实，单从经济收入的角度看，我家是有得有失，为什么呢？我父辈干的是孔夫子的老本行——真正的儒业。（声明一下：不是现在孔夫子又吃香了，就拿他往自己脸上贴金，孔夫子的东西我不太懂，他的上智下愚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地道的下层平民，觉得自己并不那么愚蠢。孔学的其他内容可能也要一分为二吧！？这里顺便讲一句，为什么我那么拥护毛主席，因为他说我最聪明。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属于卑贱者。）言归正传。解放以后，红白喜事吹吹打打归入迷信一类，不准搞了，算是贫农了。总得吃饭啊，土改分了每人8分田，全家7口人总共5亩6分田地，这样才有饭吃。看起来是个翻身农民，实际上是老太婆巴脸皮——扯平。
一、现在讲讲76年以前我所看到的南昌市和自己厂里的客观变化。
1、市容变化。54年我13岁一个人来南昌。常州坐火车出发到上海转车，共用近40小时，深夜9点多钟到南昌。火车站就象荒村野店，1元2角坐黄包车到姐姐上班的厂里，当时，姐姐还在车间上中班。现在知道车站离市区约5公里，三分之二是田野，卵石路，100多米一盏昏黄的灯，委实吓人。这就是南昌给我的第一印象。南昌当时总共不到20万人，街道破败，马路上放养家畜，猪、鸡、鸭等。只有中山路、胜利路两条马路是水泥的，也很破旧。总的讲，刚解放，还来不及建设。
到76年毛主席逝世，南昌有了什么变化呢？人口连南新两县超过百万，城区扩大3—4倍，全是沥青马路。原是木头八一大桥在58年就改造成钢筋水泥大桥。六十年代就建成了赣江铁路大桥。建设成就太多了，变化太大，讲起来浪费时间。
2、最重要的是工业建设。
我是个普通工人出身，文化低，不会用数据。说点实际的。南昌解放初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工厂，不能全怪蒋介石。连年战争，忙着打仗，没有时间建设，这是实情。当时小工厂不多，大工厂更少。大概有南昌柴油机厂，江西棉纺织厂，洪都机械厂的前身等（原名已改掉）。
到76年南昌市千人以上的工厂有洪都机械厂、江纺、南钢、洪钢、南柴、江柴、江西化纤、江电、江拖、江汽、江西氨厂、江南材料厂、江西第四机床厂、江东机床厂、南昌橡胶厂、华安内衣厂、江西农药厂、南昌齿轮厂、江西锅炉厂、化工石油机械厂、等等几十家，还有带翻号的如720厂、603厂、57机械厂等等，其中超过万人以上的有好几家。还有上海內迁南昌市的几十家（成了上海路）。共有涵盖轻重工业门类齐全的工厂数百家。还建成初具规模的麦园工业区、湾里工业区。在全国相比还算是落后的。这些多数大跃进以后建起来的工厂都创造了可观和惊人的业绩，譬如洪都机械厂成功造出了全国第一架飞机，成功制造全国第一辆摩托车；江西拖拉机厂到文革后期，已达到月产千台以上产能；一个全国最落后的省，已能生产出自己的汽车；因时间关系，不能一一罗列。
问题是这些工厂大部分是58年大跃进时期开建的，到文革前大部分已投产、出成果。由周总理主管的全国工业战线大体如此。那些攻击三面红旗、大跃进的人，应该认真看看工业战线除大炼钢铁以外的成就，才能对当时的政策有个正确的看法。（农业由刘、邓主管）
3、现在讲讲我自己当年的工作单位及工作情况。从微观说明前三十年的功绩。
我的工作过去是保密的，其实是吓唬人的，一个车工有什么保密。我们这种单位可能当时也是对美国佬保密。现在这个单位已经名存实亡。大部分，应该是绝大部分成了生产民用工业品的单位，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军转民的结果。好在与核字有点关系，还没有被私有化。其他军工单位那就难说了。
60年我技校毕业，分到江西省原子能委员会江西省矿务局下属的一个厂当车工。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江西乃至华东地区正在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为中国的核工业寻找和开采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说一件可能大家不知道的事，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的原料就是江西出的。
江西是个落后的地方，搞核工业也比较落后（成就不落后），全国好像是55年动议，56年正式开始，地质这一块先后成立了五个地质大队。59年开始成立第六个队即华东608地质大队，是个小老大，总部设在江西。总体讲地质队是个先头部队。江西担个名，业务是属中央领导的，但江西是有功劳的。短短几年，608队发展到几万人，在江西找到了品位很高、藏量丰富的铀矿（亚洲第一矿），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有江西人民的一份功劳。更是我国前三十年国防工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惜，改革开放开始以后，随着国防工业大批下马，核工业也遭到了灭顶之灾，与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核力量差距越拉越大。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毛主席英明决策，勒紧裤带，抢时间在十几年內搞出核弹、核潜艇，现在我国的国际地位真是不堪设想。
4、现在我讲一下关于“大锅饭”、养“懒人”的话题。
应该从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讲起。正好是我58年进技校，全国开始实行低工资，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无论干部、工人全国都一样。这就是所谓的“大锅饭”开始（不是农村那个“吃食堂”）。我记得当时毛主席有一句很无奈的话：为了建设，“一碗饭两个人吃”。可见有多么艰苦。我是60年技校毕业，一年后拿二级工工资，有的人37.44元拿了十几年，有的三级工43.81元拿了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按理说思想情绪不得了，可是不然。不像右派说的，“没有工作积极性”。恰恰相反，那时候的人，用右派的话说都是“傻瓜”。右派说话向来就是矛盾百出，一回儿说 “大锅饭”把你养成“懒汉”，一回儿说你是“傻瓜”——高高兴兴地白干。60年以后，大跃进风潮已过，工厂里加班加点的已经较少，要是遇到义务劳动或者加班加点，谁被忘记通知了，没有能够参加，那他一定会闹点情绪，甚至跑到领导那里告状、质问，为什么义务劳动没有他。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是不是很傻很傻。我们那个厂还遇到了62年的工业下马风潮，原本规划几千人的厂，退回到一百多人的机械研究所、修配厂，单纯为地质队服务，修理钻探机械，生产钻探工具，什么钻头、钻杆、接手等等。别看人少，还是县团级。这么个小厂为野外队几万人、几百台（开始没有那么多）钻机提供服务那是不容易的。我只讲讲我们那个大锅饭是不是养了懒汉。我当时是个车工，就讲加工钢砂钻头。其中最重要的工序方牙螺纹（丝扣）部分，精度也是很高的。开始加工没有经验，按老规矩每班加工6—7件，三班倒，4-5台C630车床专门加工这个工序，十几个人，一个月生产不了多少，供不应求。只好搞协作，到老远的外省去定做。后来我们在小车床C618上加工，开始超额完成任务，每班28件。车间主任徐平瑜马上开会表扬。以后车间里，你追我赶，生产热情特别高涨，不到半年，产量成十几倍上升，班产达到100件以上。由于这一道工序高产了，其他工序也跟了上来。毎月加倍的生产计划照样完成，再也不用找协作单位了。后来随着地质队伍扩大，钻探力量增加，钻具用量需求加大，生产一线热情也随之上升，自发的劳动竞赛展开，就拿刚讲的加工钢砂钻头丝扣举例，最高产量达到每班202件，班产比最初翻番30几倍。其它产品和产品各道工序也都创造了惊人的最高纪录，一般都比定额超出几倍十几倍。不仅满足了第一线的需要，而且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节约了宝贵的资金。最可贵的是显示了工人阶级觉悟，大家都是不计报酬，不求名利，自觉自愿为了核工事业甘心情愿要多出一份力。这种情况擺在现在是难以让人理解的。所以，右派说我们那一代是被“大锅饭”养出来的“懒人”，我们是不服气的；有人说我们那时代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更是不会答应的。
那时候反对物质刺激，基本不发奖金。后来（大约63年）开始发奖，大概是为了改变“干好干坏一个样”。文革中才知道这是刘少奇提倡推行的“奖金挂帅”。当时奖金分等级，有甲乙丙三等，按月评发。大致是3、5、7元。奖金又分产量奖、质量奖、安全奖等几种，后来统称综合奖。厂级干部是没有这个奖的、一般干部发季度奖。车间工人只要不出废次品，奖金总是有的。产量多少不重要，完成定额即可，质量出了问题就没了奖。这样问题就来了，有的人为了奖金慢慢干、保质量，出了质量问题更加慢慢干，寡妇死仔——没了指望。这就显出了“物质刺激”的弊端。本来干得好好的，大家的热情都很高，为了几块钱奖金，玩起来小心眼，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当时注重政治思想觉悟，毎星期两天下班后学习一个半小时，中班上午学。学习的时候，讨论奖金制度，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我就提出来，“奖金制度是束缚生产力的圈套,应该取消。”我是记录员，写在本子上，交上去。这大概是64年的事。后来大趋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果然把奖金取消了。可是我还是得罪了某些人和个别领导。表面上的高产能手，暗中成了某些领导眼中的“刺头”。
在那时自发的劳动竞赛中，干部也是很积极的。那时的干部无论大小，每周要下车间劳动一整天。愈是热火朝天的地方，厂长、书记会自动到那里来帮忙，连续几天，天天有干部轮流到机床边，做辅助工，一整天下来，也是腰酸背痛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的书记刘玉娥、厂长阎富品、后来的政工主任马世昌等等都曾分别到我的车床上整天帮忙。当然，他们也到别的机床帮忙。这是那个年代很正常的情况。正因为干部参加劳动，与工人打成一片，实行“三同”，所以工人在工资低、无奖金的情况下照样有很高很高的劳动热情。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工人有一定的工厂主人的觉悟，觉得工厂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份。还有一种把自身工作与国家利益相联系、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责任感等等。除了有高昂的生产积极性外，对所有危害国家利益、损害工厂、公物的行为，大多数人都能自觉起来进行干涉和斗争，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情况也是有的，毕竟很少。
以上的事例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自觉地工作、劳动。右派精英说“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养“懒人”，完全是胡说八道。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