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周六的午夜,在波光闪烁的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畔,滨海湾金沙娱乐城(Marina Bay Sands)里的精品店都已经关门了。不过,经过一家美容诊所和旁边的法拉利(Ferrari)配饰店后,眼前即刻出现了一大群人。他们群情激昂,几十个人喧闹着挤在一起,争着要进入这家全球收费最昂贵的夜总会──Pangaea。
通过保安之后,走过一条布满蓝色紫外线灯光的长长通道,乘电梯上来,眼前即是全球最难进入的派对之一。Pangaea的创建者迈克尔•奥尔特(Michael Ault)坐在紧挨着吧台的那张夜总会最尊贵的桌子旁边,坐垫上裹覆着充满异国情调的非洲鸵鸟皮。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瓶瓶的雪树伏特加(Belvedere vodka)和路易王妃水晶香槟(Cristal champagne),还有装着冰块的大桶,和为他的朋友们准备的几十支玻璃杯。他的妻子萨布丽娜•奥尔特(Sabrina Ault)头顶一个假鲨鱼头,挥舞着一把塑料枪在一张桌子上跳舞。萨布丽娜•奥尔特曾是一位时装模特,如今她是迈克尔工作上的伙伴。在Pangaea,所有的台面都可以用来跳舞──就连那些用千年古树的木材制成的桌子以及鳄鱼皮的沙发也不例外。
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乎常理,但只要你是迈克尔•奥尔特,那么开一家跳舞夜总会就不一定非得要有舞池。奥尔特这位曼哈顿夜生活老手是社会名流之后──他的父亲是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珠宝家族中的一员,继父则是赫赫有名的华尔街大佬迪安•威特(Dean Witter)。抛开这些不谈,现年49岁的奥尔特有一桩本事最让他自豪:他有能力办一场最棒的派对。多年来,他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件事,从纽约到迈阿密海滩(Miami Beach),从圣保罗到伦敦,他经营的夜总会超过了25家。据称,上世纪90年代,在那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Spy Bar,他是第一位将整瓶销售的服务模式──如今这种模式在全球酒吧里很常见──引入夜总会的老板,而那家Spy Bar在客满时,据说连凯特•摩斯(Kate Moss)也被拒之门外。
他说,Pangaea营造的是一种家庭派对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家庭派对还提供奥尔特私人收藏的非洲部落面具、节奏感十足的音乐、和里面放着一颗钻石、由身着黑色礼服裙的女侍者奉上的、价值2.6万美元的鸡尾酒。另外一点不同之处在于,你知道周围这些人都是身家数以十亿计。
Pangaea虽然开业仅有一年多,但已经被视为全球最赚钱的夜总会,据奥尔特说,最近几个月里每晚的收入都超过10万美元。这里也是全球最为昂贵的俱乐部之一,一张桌子的花费高达1.5万美元,超级富豪们在这里挥金如土,动辄就是六位数的账单。奥尔特原本可以将这种奢华带至全球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伦敦,那里聚集着众多皇室成员,那里的派对吸引着欧洲的上层人士。迪拜也行,那片土地上的富人们想要个小岛的话就马上可以打造一个出来。当然还有他的家乡、他昔日的游乐之地──曼哈顿。
然而三年前搬来新加坡的奥尔特说,他在曼哈顿“再也找不到那种美好奇妙的感觉了”,金融危机留下的伤痕犹在,这场危机让曼哈顿最为奢华的派对文化元气大伤。他说,新加坡则是另一番情形,在这里,富人们感觉很富有,而且还能找到不同寻常的安全感。此外,在这里,富人们似乎只知道一种共同语言,挥霍无度的语言──所有这一切都在他的夜总会里被毫不遮掩地展现了出来。
在某个周四上午的另外一次会面中,奥尔特穿着一双亮蓝色绣有粉色骷髅头的毛绒拖鞋,歪在他夜总会里的一个皮沙发上回忆道:“一天晚上,有一些孩子来这里──的确是孩子,也就二十来岁──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而且都是价格不菲的飞机。其中一架A380内部被重新改造过,修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个篮球场──这简直可笑。”
他说:“我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与我想象中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的财富首次超过英国时的那个镀金时代(Gilded Age)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这里人们的富裕程度──以及他们花钱的愿望之强烈,的确让人惊讶。”
欢迎来到全球最新版的摩纳哥,一个超级富豪的天堂,一个就在不久前还被人嘲笑为全球最古板、最无趣城市之一的地方。大多数人在想到新加坡时──当然很多人根本不会想起这个国家──他们想到的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华尔街或是伦敦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的亚洲翻版,只不过这里的街道干净、整洁得不可思议,而且没有犯罪。这个人口只有500万的东南亚城市国家,最著名的大概就是禁止出售口香糖,以及这里有鞭刑,1994年美国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因在他人的汽车上涂鸦就尝到过鞭刑的滋味。在这个国家,贩卖毒品要被判死罪,就连奥尔特也抱怨,新加坡政府不允许他把自己收藏的心爱枪支带进来,那些枪支收藏品如今还留在他在棕榈滩(Palm Beach)和曼哈顿的家里。
然而,过去10年里,新加坡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各地的富豪名流们来到这里寻找一个绝妙的新家──这里也是他们放置财产的最保险的地方之一。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为能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而放弃了他的美国国籍,他更愿意住在这个岛国,从这里投资,同时开着他的宾利(Bentley)车去四处兜风。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在澳大利亚40岁以下的富豪中财富排在第二位的内森•丁克勒(Nathan Tinkler)去年也选择将家安在了新加坡,根据《福布斯》(Forbes)杂志,丁克勒的身家大约是8.25亿美元。这之前,印度电信业巨头之一布蓬德拉•库玛•穆迪(Bhupendra Kumar Modi)在2011年就得到了新加坡国籍,新西兰的亿万富豪理查德•钱德勒(Richard Chandler)于2008年搬来这里,著名的美国投资家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则在2007年举家移民新加坡。去年,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一掷千金,花费4,630万美元在新加坡购置了两套共管公寓。
接下来当然还有那些普通的百万富豪们──新加坡居民中百万富豪的比例比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2011年,新加坡收入达百万美元的家庭总计18.8万户──在新加坡全部家庭中所占比例略高于17%──这实际上意味着,每六户家庭中就有一户的可自由支配财富达到至少100万美元,这其中不包括房地产、企业和奢侈品。如果把房地产包括在内,鉴于新加坡位居全球最昂贵房地产市场之列,那么这个数字还会更高。根据莱坊(Knight Frank)和花旗私人银行(Citi Private Bank)于2012年发布的一份财富报告,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全球最高的,达到了56,532美元,超过了挪威、美国、香港和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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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百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们的玩物在这个城市国家中随处可见。在这个面积差不多相当于旧金山大小的国家里,如今有449辆法拉利,远远多于2001年的142辆,玛莎拉蒂(Maserati)车的数量则从24辆增至469辆。各种游艇俱乐部和超豪华商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比如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建在水面上的旗舰店──Louis Vuitton Island Maison。诸如Pangaea和Filter这样的夜总会已经成为富豪们交际的天堂之所,在这些地方,经常能见到年轻的萨维林和他那班身家百万的朋友们的身影。富裕的外来游客则在新加坡两家流光溢彩的新赌场酒店找乐子,这两家赌场酒店于2010年开业,滨海湾金沙娱乐城是其中一家,娱乐城的名厨餐厅享誉盛名,57层无边际游泳池旁的棕榈树俯瞰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2007年,伯尼•埃克莱斯顿(Bernie Ecclestone)决定将这个城市国家加入著名的一级方程式世界锦标赛(Formula One World Championship)日程之中。新加坡的F1赛事──是全球唯一个在夜间进行的F1比赛,而且计划至少在2017年之前每年举办一届──已经成为最吸引人的F1赛事之一,向全球数百万人展示了新加坡令人难忘的夜间天际线。新加坡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富裕的外来定居者和跨国企业的高管们。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城市国家的低税赋、犯罪率几乎为零的街道、适合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及稳定的政府──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建国以来一直由一个政党掌权。然而,这个昔日大英帝国的贸易站能够于近几年里成功跻身全球超级富豪城市之列,这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转变,在新兴市场蓬勃发展十多年后,财富开始在亚洲落地安家。根据咨询公司凯捷(Capgemini)和加拿大皇家银行财富管理部门(RBC Wealth Management)的数据,如今亚洲的百万富豪人数已经超出了全球其他任何地方。就在欧洲和北美的富豪们还在舔舐昨日伤口之际,在中国和印尼等国家,个人净身家正在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着。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经济学与国际发展教授丹尼•柯尔(Danny Quah)的计算,全球经济重心(根据全球700多个地方的平均收入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间已经东移,从跨大西洋轴心,转向了阿拉伯半岛附近。如果目前的增长趋势能够持续下去,那么再过30年,这个中心将转移到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某地──大概就是新加坡这里,这意味着,新加坡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潜力甚至可能尚未完全发掘出来。
不过,和西方、甚至中东等地区不同,大多数在亚洲被创造出来的新财富都来自那些富人们缺乏安全感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富人们的担心要么源自于政府的不可靠,要么则来自这些国家的仇富者们。据报道,仅中国一个国家,就有数十亿美元的财富被转移,中国人说他们不再信任政府,希望把钱放在别处。印度人和印尼人同样也在寻找一个理想之所来藏匿家财:既能规避高税负、又有国际一流理财专家帮助打理、同时还能躲开他们那个乱糟糟──据有些人说还很腐败──的民主政府难以预测的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风险。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则只是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让他们的投资能够持续增长──这对于地处迅速增长的亚洲之中的新加坡而言几乎不在话下。
柯尔说:“这类(全球经济的)巨变催生了一批需要安全和稳定的超级富豪们,还带来了对理财、投资和咨询领域金融服务的迫切需求。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都已打造出了声誉和专长。”
不过真正让全球许多超级富豪心动的是新加坡对于秩序、可预见性以及可控性的超级关注,这一切都让那些近来财富在全球许多地方打了水漂的人们感到安慰。新加坡的一些税率在全球是最低的,包括没有资本利得税,对大部分的境外投资股息也不征税,这一点更是锦上添花。而且,新加坡的私人银行法律相对隐秘,同时还没有狗仔队或是示威游行者的骚扰,这类活动被当局严格禁止了,这让新加坡有序、稳定的光环更加夺目。伦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in London)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专门研究境外财富和避税场所领域的罗尼•帕兰(Ronen Palan)认为,虽然瑞士的私人理财行业“显然承受着”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压力,但新加坡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场所”,许多人──特别是亚洲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这里不会受到西方监管者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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