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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近期兴起一场撤县改市热潮，据闻有130多个县在谋求改市。仅陕西一地，即有二十几个县欲改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风行的撤县改市之风，卷土重来，而且似乎风潮更大。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某种意义上说，撤县改市，乃是逐利行为。吊诡的是，在撤县改市过程中，并非仅仅是官方参与，民间亦推力巨大。
谁得利，谁出力。撤县改市，得利者三方。
首当其冲的，就是当地官员。
撤县改市，名义上级别不变，但是现实中，由县改为市的地方，往往暗藏机关。事实上行政级别升半格，其地方首脑往往配置为副厅级。比如在湖北，自麻城县改市之后，历任麻城市委书记，多数为黄冈市委常委。而在湖北轰动一时的麻城市委书记和副市长同时被“双规”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耐人寻味的一幕：麻城市副市长徐圣贤由黄冈市纪委调查，而麻城时任市委书记邓新生，却由湖北省纪委调查，黄冈基本无权过问。因为邓是黄冈市常委，属于地级干部。
事实上，通过改市，提高官阶，乃是官场捷径。由此，撤县设市，首先激发了当地政府的巨大热情。机构高设，干部高配，已成惯例。由此，大批官员无形中自动升级，地方官场从上到下，某不支持设市。
事实上，这种行政主导的设市模式，县改市并非始作俑者，设立直辖市才是肇始。中国的直辖市，巴掌大的一块小地方，但是，四大直辖市的“老大”，却往往多数是政治局委员，属于“副国级干部”，比一般的省委书记还大，配置极度不公。
国家设立直辖市的初衷，是寄望于它们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做出表率。但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反总是在一些边缘地区完成，个中原因之一，在于直辖市的最高负责人级别过高，往往习惯“政治挂帅”，造成管理体制的僵化。
在经济领域，几大直辖市主要以国营企业为主，民间经济普遍不发达。
直辖市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国家投资的项目上，获得远比一个城市乃至省份更大的利益。目前，一些大型的中央级企业几乎全部落户于几个直辖市。如北京，绝大多数央企均驻扎在此。上海除宝钢外，还有数十家中央企业。天津有中石油、首钢等150多家中央企业。这些使得几大直辖市的国有经济具有先天优势，但从长远来讲，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
与直辖市对应的，是计划单列市的普遍发达。目前，中国真正的知名竞争性企业，大多诞生于这些并无政治优势的城市与地域。其中，深圳知名品牌众多，一大批行业龙头企业崛起于此，如万科、华为、金蝶、腾讯、比亚迪等。宁波的民营企业亦非常发达。这两个城市的非公经济，占比均超过了70%，为国内事实上最为发达的城市。而其余的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多为江浙、广东的一些小城。
直辖市在政治方面亦非常保守，因为其最高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种特殊地位使其在政治上非常特殊——要么极其谨慎，与其进行有风险的改革，不如维持现状不出乱子，要么则是狂飙突进，挟直辖市之地位进行豪赌。
直辖市是中国级别最高的市，上行下效，撤县设市的冲动，不过是升格直辖市的翻版而已。当年重庆升级为直辖市，大批副省级、厅级官员，变为省级官员；从受四川节制，到直属中央，甚至事实上超过四川，等于一下升了两级。如此美事，地方官何乐而不为？
撤县改市，另外一个动力，是可以获得相对优势的资源。
县与市，虽然只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改为市后，在争取政策、项目、资源的支持上，市比县拥有天然的优势。比如，同为湖北的革命老区，麻城撤县改市之后，发展十分迅猛，招商引资远超同为革命老区的红安，而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更远胜一筹，红安逐步被边缘化。
中国的行政资源，并非市场化配置，而是按照官阶分布。比如，中国的央企，多分布在少数几个直辖市，而中西部很多省级区域却缺少支持。中国的高校，也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以至每年高考都要闹出异地高考的风波。地方互相不服气，互相撕咬争斗，根源在于顶层设计不合理，资源在全国分布不均衡。
几个直辖市，一直是举全国之力喂大的，尤其是最近十年，天津和重庆的崛起，基本就是靠中央。天津的滨海新区，是成堆的央企砸出来的，没有什么厉害的本土企业，不似深圳，华为、腾讯等本土民营品牌势头强劲。重庆也砸了不少钱，光是张德江去重庆临时救火，就带去了3600个亿，这是很多地方想都不敢想的。中央带头偏心，“开小灶”，“拉偏架”，地方纷纷争宠，谋求升级，以有利“跑部钱进”，可谓是无奈之举。级别上不去，爹不疼娘不爱，很多事情不好办。
撤县设市，根源还在于中国城市的行政主导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本质就是权力干预资源配置，政府乱伸手。
同时，本地经济发展，直接惠及当地民众。撤县设市，更有利招商引资，当地经济搞活了，税收多了，民众亦可分一杯羹。比如在麻城创业，机会就比在红安多，财政能力亦更强，可以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多。
由此，撤县设市，不仅可提升官位，也确实有利当地经济发展，并且部分惠及民生，三方利益，均可兼顾。虽然地方官民分歧日大，在撤县设市方面，利益却高度一致。你搞不成，别人搞成了，级别比别人低半级，主管的地方发展比别人慢，同僚和民众也会埋怨。推动撤县设市，地方官压力巨大，不得不为，实在是被体制“逼上梁山”。
当下，撤哪个县，设哪个市，仍然跟跑项目一样，充满随意性，长官意志决定一切。还会出现两难情况：少数县实现了撤县改市，这样对多数县市不公平；如果撤县设市多了，现行的县级市设置又失去了意义。
为今之计，应当彻底改革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增加分省的基础上，实行省直管县。
同时，将城市与行政级别相对脱钩，而这种改革，应当从最大的市，直辖市做起。
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直辖市的发展反受到制约。政治地位过高，从长远来讲损害了直辖市的全面发展。
未来直辖市管理模式转变的重点，在于告别“政治挂帅”，从现实来看，这种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在未来10至20年中，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功能，只赋予其独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而淡化其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如，所有直辖市的最高负责者，不再设置为政治局委员，而全部降格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辖市，将从“政治挂帅”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更有利于长远发展。
而直辖市的带头改革，将推动中国城市从整体上告别行政主导体制，更为市场化，更有利推动改革事业。
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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