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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飞 中国乃至世界，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里，都出现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劳动力不再廉价，越来越昂贵。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客们承诺要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根本上说，就是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竞争根本上还是劳动力成本控制问题，谁能压缩劳动力成本，谁能获得更多的利润，使自己居于竞争优势地位。
但是，无论政客们如何承诺，企业管理者们管理如何优秀，劳动力成本上升都是无可遏止的，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问题。需要解释劳动力成本为何会上升。
很多人将劳动力成本上升归结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下，工资也会水涨船高。但这根本谈不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因为劳动者获得生活资料在通货膨胀下会更艰难。生活成本也在上升。如果通胀率10%，工资也提高10%，怎么能说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呢？顶多是追平了cpi，但多数还是追不上。即工资提高比不上通胀进行得更快，那么这就是劳动力成本实际在下降了。通货膨胀当中，获利的是货币发行当局和占有物质资料的人，而不是货币持有者。即是说，有利于ZF敛财，有利于企业主获利，而最不利于的就是领货币工资的劳动者。这是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过有种通货膨胀除外，即输入型通货膨胀，因为美元等国际货币贬值造成的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涨。但这也只与国际贸易有关。会使出口贸易更加不利。这不涉及劳动力成本总体上升的规律性问题。
另有一部分人将劳动力成本上升归结为新的劳动保护法律的实施，如中国颁布“新劳动法”，加强了劳动保护条款，规定五险一金必须要交等等。那么使用劳动力的成本就立竿见影地被提高了。但是，这依旧不是根本，为什么劳动法早晚不规定，现在要规定？这还是阶级斗争的压力。法律只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承认或者说结果，而不是原因。
原因在哪里？第一，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在农村人口占优势的情况下，农业机械化在快速推行，就要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里来，且城市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比务农要高得多，必然要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即城市化过程。这样一开始农村的劳动力就以海量的近乎无限的供应来满足工业化的要求。这必然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即大幅压低劳动力的工资要求。实际在初期的城市化当中，如中国，劳动力价格是极为廉价的。根本不足以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抚养子女的需要。很多人务农，农闲就来做工，很多人有份工作，是挣外快，并非生存根本之计。且人口年龄较轻，没有过多的医疗乃至养老的生活需求——这些并不是迫在眼前，那么根本就不会计入总体的工资的要求。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的劳动力也就要渐趋被吸收殆尽。劳动力供求的失衡局面就要逆转，劳动力不再廉价。按照中国人的出生率变动曲线，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当年出生率较高的人口会普遍进入退休时代，而出生率是不断下降的，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是在锐减的。即总体来说，总的劳动人口规模会下降，劳动力供应会短缺。工资要求自然会水涨船高。而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渐趋转向务工所得，农闲工作的候鸟模式最终会被抛弃，这时务工收入就是生存之本了，对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要求将迫使其不断进行斗争，且经历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老龄化的变化，第一代的劳动者已经普遍进入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疾病增多，养老需要保障。这自然就更要对工资价值本身提出要求，确保自己退休后能够活下去。这样劳动力成本自然就要提高——实际这只是回归劳动力的正常价值而已，之前的劳动力价值是背离正常价值的。这一系列的变化自然就要推动国家这样的机构推行新劳动法，加强劳动保护，对劳动者进行基本的生活保障。实际不这么做也不行，不这么做，社会的阶级矛盾会迅速激化，乃至发生革命，这样的话，当权者们甚至有被推翻的危险，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要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给予福利待遇。若劳动者不通过不断的维权斗争逼迫ZF采取措施来维护他们的生存权益，那么ZF是不会主动颁布什么新劳动法的。新劳动法实施不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原因，只是个结果。企业主们只是目光短浅，看不到其实施的必然性。
劳动力供求关系改变还只是劳动力价格上升的一个方面，劳动力分很多种，熟练的不熟练的，技术性的非技术性的等等。农民工做的往往是些非熟练的体力活，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技能培训就能掌握的工作。但社会生产是有结构性的，新技术的发展不断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更高的专业性的要求。在此过程里，劳动者也会不断地自我进行教育投资，提高自己技能水平，以符合新岗位的需要。这是具有专业的技能的技术或者知识工人。而这必然比农民工等的劳动更多了一笔额外的教育费用，这需要在工资里弥补，这自然就要提高劳动力价格。技能越先进，那么就越稀缺，越能争取更高的薪水。技术革新很快，狭窄的专业面也不能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劳动者需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劳动者拥有多种技能，可以相互替代，这是大的发展方向。且往往资方需要的劳动力，现实中不足，就需要投资培训他们，花费大量精力，这自然也要提高使用劳动力的成本。资本主义的这种结构性危机是长期持续的。新的技术劳动力总是稀缺的。
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生活服务成本上升，这与社会大生产本身的性质有关——家庭的生活服务越来越被上升到社会层面上进行。如服装过去自己做，后来需要买，做饭原本三餐都在家，后来或许三餐都不在家，需要去买饭吃。尤其是住房，原来的住房是自建，但后来的住房则需要在市场上购买，动辄数十万。那么这都成了生活成本，必然带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农村的劳动者自建房屋，自住房子，本身不需要多少成本，也无需付地租。中国城市居民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单位分房，也无需多少成本，也无需付房租。但是城市化大规模发展以来，劳动力大军出现了大规模的地域迁移，劳动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集中到了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那么要住房就要付房租或者买房子了。北京的房租由于劳动者众多，不断上升，甚至达到了全部工资收入的61%，这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存成本，生活服务成本由此飙升，自然也给企业主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否则连房租都不够付的。而住房和地租成本上升，对生活消费品都有加价作用，商家总得先能付清房租才能赚钱，这就要计入商品的成本价，推动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促使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劳动者素质提高，对生活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尤其互联网新经济要求的创造式劳动，更是以闲暇时间来培养创造力。工时更加自由，带薪休假，缩短工时都是利益要求。这就对资方提高了劳动力使用的成本。劳动者在教育素质提高，劳动法律普及的情况下更加注意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反对管理方的压迫和剥削等，资方不能随心所欲地压榨劳动者的劳动力，客观上说也提高了劳动力的使用成本。
当社会化大生产带来的社会化大消费，最终取代了家庭消费时，这种生活服务成本上涨才可能会接近尾声。资本主义下，社会化大消费都是以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的形式来体现的。都要对工资收入提出要求。劳动力成本上涨，最终要体现为劳动力价格真的上涨，这根本还是靠阶级斗争来进行。即劳动者对企业主资本家提出了利益要求，经过不断的斗争与妥协，讨价与还价。才能体现出必然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来。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不断演变发展，处处都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对于企业主来说，实现商品垄断，榨取高额利润是其利益追求，这必然直接影响劳动者自身的消费能力。而对于劳动者来说，实现劳动力商品垄断，组织大规模的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以劳动的垄断对抗资本的垄断，是阶级斗争以提高自身待遇水平的有力手段。这当然要抬高劳动力成本。实际是资本的商品垄断对劳动者利益侵害的抵消手段。
综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因素主要有。
1、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
2、社会生产结构向技术化，专业化方向转变，需要更多的教育费用，教育费用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上。
3、家庭小生产向社会服务大生产转变，服务大生产都以商品形式出现。即要对工资提出要求。
4、住房，地租房租等由于人口集中而全面上涨，对劳动者的收入提出高要求，而其带动起来的生活消费品价格也会由此全面上涨，更加逼迫劳动者必须进一步提出薪水要求。
5、阶级斗争贯穿全局。
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价值变化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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