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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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在过去与今天的中国，学术研究的政治化与国家化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发展到“官大学问大”的非常扭曲的荒唐境地！只是在旧体制已经被否定而新体制还未建立起来的间隙，中国的学术研究才获得过片刻而少有的些小自由。看来，政治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的中国，学术研究的自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中国仍然有学术研究的自由的地方，那就是民间的研究，因为它基本上不受国家意志的控制，也没有因争夺国家资源（比如评什么职称，争什么经费之类）而太过功利化的非学术行为。这些在官办学术体制管不到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中国自由学术，正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所在。但愿这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黄焕金】

上海学者：中国学术研究应“去国家化” http://www.zaobao.com/gj/zg050528_508.html 　　（北京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公开呼吁，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应当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需再度“去国家化”。

　　据中新网报道，许纪霖在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题为《学术研究需再度“去国家化”》的文章指出，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以后，随着中国计划集权体制的确立，学术研究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集体目标之中，学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几乎丧失了其自主的性格。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将学术研究从政治意识形态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学术重新获得了自由和解放。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虽然国家对学术的投入有限，但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干预也比较少，学者们在选题、研究和评审等环节上反而比较自由。

　　90年代末以后，随着国家对大学投入力度的加强，国家的意志也开始逐渐向学术研究的具体环节渗透。这一渗透并非像过去那样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为中心，而是以一种非政治化的方式实现的。结果，使得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出现“再度国家化”。

　　文章指出，学术研究的民族国家化，使得其在目标追求、价值衡量上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其学术自身的意义，而被赋予了格外沉重的功利使命。

　　当物质产品的生产日益“去政府化”、步入市场化的时候，知识产品的生产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来越成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以计划学术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学术研究的组织、管理和评价等环节上，由于管理部门无从了解和处理学术研究各个学科的特殊性，于是在科学化和规范化的名义下，以技术理性原则为核心，将原先应用于资本主义现代组织管理的科层管理模式，应用到学术研究的体系中来。

　　许纪霖说，在被扭曲了的学术研究体制之下，学者们的学术活动也发生了严重的异化，更多的精力不是投身于学术本身的研究，而是进行权力寻租，想方设法获得更多的项目立项。

　　为了体现出多快好省的高效率，不少学者都将项目设定在没有多少创新难度、比较容易出成果的那些大而化之的宏大课题上。这种普遍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最终的受害者正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耗费大量纳税人的资源，生产了一大批学术的垃圾。

　　如今，这种外部的权力规则如今已经逐步内在化，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理性选择。在这一学术研究体制的支配下，一流的变二流，二流的变三流，三流的沦为不入流。

　　文章最后呼吁，中国学术研究到了再度“去国家化”的时候了！

　　48岁的许纪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主要致力于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

学术自由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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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气虹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儒顾炎武的至理名言，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以天下为己任。

　　面对上世纪国家的积弱不振，读书救国、学术报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中共意识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是“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权后，就加紧控制知识界的言论。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有文章指出，1980年代大陆实施经济改革政策，政府财力有限，较少直接干预学术研究，学者在选题、研究和评审等环节上比较自由。

　　近年来，随着政府增加对高等院校的投入，重点大学纷纷定下了成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目标，以美国量化标准对各学术研究领域进行的“一刀切”式评估，从而使学术自身意义丧失。因此该文认为，中国学术研究需要再度“去国家化”。

　　以美国某些学术量化标准来衡量学术成果，是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近年来实施大学改革的发展潮流。在人文领域要用绝对量化标准来评估，经常引起争议，但如果把教育改革目标说成是“国家意志”，未免太沉重。

　　再说，中国政府1980年代较少干预学术研究，只能说是对学术界的控制力量有所萎缩，但不是自动退出，更不是被“去势”。

　　如果不能让中共党组织从校园退出来，所谓学术研究的“去国家化”，只不过是媒体哗众取宠之语，学术自由仍是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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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 公共知识分子 华东师范大学 意识形态化 中国 研究 学术

学术自由很重要

鲁讯说：我们不是没有天才，而是没有天才生长的土壤。

就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他希望看到的学术研究当然是为了他服务！所以就不可能让我们自由地研究罗！

根据马克思哲学来讲，实行社会主义就要实行按劳分配，而不是像国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完全是好东西。问题在于一个国家里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制约政府的权力。人类发展起民主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形成这样的力量。

我不是很专业

不过早中国要想有这个自由很困难的

在人类的古老时代，不是先有政府才有人民，而是相反，是先有人民才有政府。因此人民自古以来都是自由的，就象最初登上月球生活的几个人，是充分自由的一样。现在则显得相反，是先有政府所制定的框架，才有人民的生存空间。这是“颠倒黑白”！

前人说过：有什么样价值信念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这话是有道理的！
其实社会上所有问题无不是价值信念的结果，价值*信念必然产生对应的管理体制和社会制度等问题，所以说我们不应该把焦点放在形式层面上，而是必须首先弄清楚普适客观的价值信念，如此我们方能对历史的理论成就进行扬弃、继承、发展，从而认知客观事实真相。
广大劳动者一旦洞察到事实真相，他们的思维自然会实现新的自身性认识和飞跃，形成普适的理论价值观。这样才能突破传统观念对我们的价值信念的束缚，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这个价值信念的突破必然是从广大劳动者自身性觉悟开始的。

价值观念即是指：人如何活着。首先，人需要生存，然后，人如何生活得更好，这种“更好”即各随所好，一个人认为如何发展自己才对自己更好，更体现其价值观念。每个人的这种价值观念汇合形成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并在每个人之间互相影响。

中国缺少高水平系统化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