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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在农业和工业问题上为资产阶级效劳！
——学习为马克思辩护的两篇文章的体会（34）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前都是这样说的。孟什维克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说无产阶级不应该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应该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维克反驳说，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论。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束缚。布尔什维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同一般农民的联合，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接下来的就是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
考茨基对这些观点是支持的，但是，开了倒车的他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傲慢地大谈“历史唯物主义”，为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应该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
考茨基的论据是，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争论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他说“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间，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人们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说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考茨基非常满意这个很深奥很机灵的推论，他企图挖苦人说：“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
考茨基引用半自由主义的马斯洛夫的话来证明一种新思想：农民从利益上关心粮价高，关心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战后的新现象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钱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用多少钱也买不到所需要的农具。对这种新现象注意的愈少，这种新思想就愈是枯燥无味。
既然考茨基责备无产阶级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呢？考茨基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 ，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多么厉害的讽刺啊！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俄国在四年大破坏的战争之后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考茨基说：“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有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分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的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有农民的余粮。这种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全国去，自然就愤恨的很。他带着庸人的无以伦比的、令人赞叹的冷淡愚蠢态度，用教训的口味说道：“这些办法（即剥夺富裕农民）把不安和内战的新因素带进生产过程，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之流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主张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在十月革命前很久，无产阶级就向人民解释过：现在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经济破坏已经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谁愿意不愿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就不能减轻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着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假学者的态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来暗中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困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有钱人、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
考茨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说真话，不能不带上假面具。相反，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则公开直接地对人民说真话，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贫困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种真话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维埃吸引他们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维埃共和国从首都把武装工人队伍，首先是把比较先进的武装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贫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组织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俄国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起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最终地过渡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时它分裂了农村，把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富农和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资产阶级。
假如，城市无产阶级不能把农村贫民团结起来反对富有农民，那就证明俄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农民仍旧是一个“整体”，就是说在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农、有钱人、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就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不应该夺取政权，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有无产阶级才为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无产阶级才建立了苏维埃国家，它是继巴黎公社之后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步。
假如，布尔什维主义无产阶级不等待农村的阶级分化，没有准备和实行这种分化，在1917年就立刻试图“命令”在农村中进行内战或“实行社会主义”，而不同全体农民结成暂时的同盟（联盟），不向中农做一系列让步等等，那就是用布朗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少数人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那就是在理论上荒谬绝伦，不了解全体农民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不了解在落后的国家里不经过许多过渡，不经过许多过渡阶段，就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变成社会主义革命。
在农民土地问题上考茨基认为：“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设想不同的解决办法，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们用协作社的形式经营这些大田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则没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块租给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许还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考茨基仍然像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意识到，另一方面，应该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排在一起，不去考虑——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马克思主义地考虑——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些怎样的过渡。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丝毫也没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考茨基经常设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么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良。
在土地问题上，考茨基甚至未能提出理论上重要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就是：第一，平均使用土地以及，第二，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第三，公共耕种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说：我们要帮助你们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们要向你们指出，这种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过渡到公共耕种制。
由此可见，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这是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在工业问题上，俄国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呢？考茨基说：“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做自己的财产，就是在每个工厂里独自经营，那是可以设想的。”接着他补充道：“今天，据报道，列宁在演说中提到：‘工人会牢牢掌握着工厂，农民绝不会把土地交给地主。’‘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这个口号，从来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口号，而是无ZF工团主义者的口号”考茨基想让人们相信“工厂归工人”就是把工厂交给单个工人。这不是批评，而是资本家雇来污蔑工人革命的资产阶级奴仆所使用的手法。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苏维埃政权设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愿意提起。他以因循守旧的顽固态度，口口声声说：给我和平的民主，没有内战、没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统计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没有革命、没有激烈斗争、没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
以上就是考茨基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为资产阶级效劳的铁的事实！
劳动者2013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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