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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李约瑟之迷
本文的目的是打算给人们提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品经济制度形态的基本观念而作，或者说为人类经济制度发展史设计一个认识上的工具。所以也就不能不对经济学理论家都十分关心的“李约瑟之迷”说几句话。这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课题。
李约瑟之迷产生于马克思历史观。马克思认为各国的历史发展，基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变化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总和基础的上层建筑发生了变革，就是社会形态的改变。但是，有时出现生产力发展被生产关系束缚，然而问题是何种力量打破了这种束缚呢?马克思没有作出解释。
经济发展史观作出解释是劳动体的管理者打破了这种束缚。例如与集体劳动体相适应的劳动方法（马克思认为的生产力）是自然力动力工具；家庭劳动体相适应的劳动方法是畜力动力工具。从集体劳动体转变为家庭劳动体，是由集体管理者管理方式的改变变成了家庭劳动体。因为集体劳动体内要实现个人劳动权的平等，即每个劳动力都必须有活干，才能实现收益上的平等。使用牛耕就必然替代人力，劳动力没有活干，就等于没有饭吃，所以宁可把牛杀掉也不愿让牛挤掉人参加劳动的权力。但是，集体劳动管理者为了降低自己的管理强度，对管理方法进行一系列的创新，由按每天记工作日变成定额工作日，接着是工作日承包，由耕作上某个环节上的承包最后变成全过程承包，由单个劳动力承包变成家庭承包，于是家庭劳动体出现了。我们称作劳动制度的改变。家庭农作下，必然为节约劳动力而使用畜力作为动力工具。以上就是劳动方法的提升过程，也等同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变化提高过程。
在工业生产中，是家庭作坊式劳动体，就不可能用机器。在指令性交易下家庭作坊要参加行会以便和官府协调。行会的收入来源于工人，如果使用机器，就要减少工人，工人首先为了自己的饭碗起来反对，行会领导怕减少自己的收益必然千方百计的反对，通过种种手段毁坏机器。这就是一定劳动体限制着劳动方法的提升。当外部条件变化了，即出现了专门商人，向行会购货，或者不是以人征税而是从交易额里抽税，就会拉动生产，于是工场式的劳动体就产生出来。为了降低产品的成本，必然对动作工具改进。所以劳动体管理者限制（推动）劳动方法的提升。总之，我们把生产制度和劳动制度分开来看待。历史观没有这种分化。那么制度的变化也就分成四种：劳动制度、生产制度、交易制度、分配制度。所以生产制度的变化是由分配制度决定的。中国的科技不发展源于指令性交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不但“按亩收税”，对工业是“按人收税”的，由行会代收的。从而阻止着机器的使用。而契约交易下，是按“交易额收税” 的，没有行会存在的必要，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劳动体以后推动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学者及世界学者把马克思历史观搬到经济观中。就产生了既然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形态，马克思又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自然进程，那么就是说五种社会形态应该按顺序的发展，也就不能有停滞，也就不能有跳跃。（实际相反），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只能对科技发展进行概括，没有认真对待，即只是相对生产关系作出的逻辑安排。可是后来者的研究不是这样，不但要研究生产力的动力来源，还要研究生产力是如何突破生产关系的束缚的。
生产力在我们看来就是劳动方法，是动力工具和动作工具在相互于运作时，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不均衡的信息传导给劳动者。劳动者当然要通过工具的改进追求平衡，就是说具备了改进的观念，推动了创新的冲动，新工具果真出现了。可以说任何劳动工具的发明和创新都来源于创新观念的冲动。李约瑟用了大半生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他发现在宋朝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远在西欧之上，那时英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在中国都已具备而没有发生，反而在三百年以后的英国发生，李约瑟非常迷惑。这就是李约瑟之迷。
从李约瑟之迷的产生来看，回答起来非常不容易。它不但包括了全部经济制度发展史而且包括经济制度形态的演变规律性；更为重要的是说明劳动方法（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及劳动活动过程的安排；并且必须把本文的权利社会观与阶级社会观的不同特征相比较。这样，不是厚厚地一本书的话，也必须有高度概括化的概念，遗憾的是高度化的概念又不能使一般性知识水平能够明白的。故这里就作后面这种尝试：第一技术的发展和劳动体管理劳动者的创新观念连结于一起。上面我们已经说出来。第二，管理劳动的技术发明和改进观念的产生受生产制度推动及约束。第三，然而生产制度又受经济体上面的分配制度的推动及约束。第四，将上述归纳，科技飞跃的发展是经济革命的结果。笔者就后面一点来解答李约瑟之迷，而完全能解答清楚只能请读者体会本文的全部内容了。
笔者猜测第一次经济革命在西欧发生，就是说公元以前西欧在自然力的使用方面，先进于中国。源于西欧接近寒带人，这一环境形成了人类直接食品资源相对温带、热带的短缺，从而最早解决个人生存平等权而最先脱离自然界。第二次经济革命在中国发生，出现了15世纪前先进于西欧的科学。这是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诸侯国之间没有高山大川、海洋湖泊的隔离，竞争法则的作用要强的多。“既然大家都没有安全感而扩军备战，还不如把武力交给一个人（君主）掌握”，即最早产生了君主制思想。竞争推动了农业革命，畜力、风力工具与相应动作工具的改进与发明，进一步推动冶炼科学，与此相应的是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科学的发展。大约汉代开始超越西欧。第三次经济革命在西欧发生，出现了18世纪先进于中国的科学，源于水路交通发达引出商业的发展，导致资本生产制度的形成。加上没有地主官僚食利集团的阻拦，代议制政府早日形成，推动了技术上的革命。第四次经济革命将在中国发生，源于国有资本数量巨大而必须社会化，推动了市场品生产制度的形成，加上没有西方那种金融主官僚食利集团的阻力，代理制政府将在2060年前后形成，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在科学上超过西方。
既然是生产制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技术的发展，而且生产制度又来源于交易制度，为什么地主制不能推动交易制度的变化呢？第一个原因是货币物质形态的功能。实物币交易的实物币永远处于供给不足状态，形成欠而买，余而卖的市场观念，即自给自足思想意识观念，不可能产生增加生产的创新冲动。第二个原因是指令性意志一旦形成，就会出现相应这种意志的权利结构去执行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的网络效应阻碍新制度的形成。君主制的权利结构不允许个体商业劳动体的出现，所以也就不能产生商品生产制度。代议制权利结构一样，不允许独立的科技业劳动体的出现，（因为按效能价值计算管理劳动的获得的执行，就如一般操作劳动没什么两样）故不能产生市场品生产制度。契约意志力交易制度就无法改变，亏本就不能生产的生产制度观念自然也不能改变。故也不能推动法定交易制度的产生。从这两个原因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科学技术水平对应于交易制度而存在。指令性交易制度的早期出现，使中国从落后变成先进。契约交易制度在西方的早期出现，使西方从落后变成先进。目前来看，法定交易制在中国早期实现，同样可以使中国由落后变成先进。这大概也是一个辩证法吧！
笔者从《经济研究》2003年第一期上见到姚洋《高水平陷阱—李约瑟之迷再考察》的文章，也必须说明几句话。我认为关系到经济发展史上的现象很难用数学模型理论说清楚。既是表现的再精确（制度束缚本来就不是精确的事情）对现实没有任何意义。坚持要使用数学模型说明经济发展问题，就只能是一种迷信。所以在李约瑟之迷上使用资源约束学说，就变成对“成本—收益理论”一种迷信，迷信到说自己眼上的指头比天大，好象天都不存在那样。这是第一。第二，姚洋博士反驳中央集权说时，指出如果说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中央，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帝都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事实上在这里根本不是讲什么“道理”来解决问题，而是明清两代“捆绑商业”“竭泽而鱼”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第三，姚洋博士上面对于产权说，所有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在另一本书里还把所有权和竞争法则看作银币的正反两面。给我的印象姚洋博士好象把所有制、产权、所有权看成大同小异的概念了。实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属于“范式”完全不同的概念。①所有权是从生存权推倒出来的。②所有权是竞争法则、替代法则、意志法则作用的基础。③所有权相对收益权而存在，或者说通过收益权而界定。④所有权是通过积累劳动受益权的索取来表现。⑤……。要和所有制，产权相差十万八千里。所有权概念由上面多种条件集结而出，不能不是资本主义起飞的重要条件，而且是任何经济制度得以运作的重要条件。所有权就如一个物体的中心，在它外面是一个多面体，如果经济制度形态是一个生命体时，所有权就是这个生命体的“基因”（DNA）。没有所有权概念就没有经济社会形态的生命运动。之所以出现了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表现，就源于所有权的体现条件排列顺序出现了变化。换言之，离开了所有权这个“基因”，就没有办法讲清楚什么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市场品经济形态。当一个学者迷信所有制观念这个阶级社会观范式概念里拔不出来时，是不可能进入权利社会观中的。
( 本文摘自<简论人类经济制度形态发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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