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启示
社论
2013年6月26日
地铁免费试行计划的第一天取得不俗成绩,赶在早上7时至7时45分在市区内16个地铁站出闸,以避免付费的乘客有2万8750人,比平时激增了25%。这显著地缓解了接下来的乘客流量——在7时45分至8时出闸,享有5角钱折扣优惠的乘客有1万2350人,比平时少了5%;在8时至9时尖峰时段的乘客量为8万5540人,降幅达9%之多。如果这样的情况能持续下去,试行计划可以说就取得了预定的效果。
在ZF提出免费试行计划后,一度引发舆论热议。反对者质疑用公款津贴上市公司的做法,在经济伦理上存在“道德风险”;支持者则赞许ZF勇于跳脱一贯在政策思维上的谨小慎微,大胆采取“免费”的做法,大刀阔斧解决问题。试行首日的迹象似乎倾向于印证了后者的观点。如果计划确能改变人们的出行习惯,国人因地铁拥挤问题长期不解的怨气,多少能有所缓和;ZF施政能力因连串地铁瘫痪事故所受到的质疑,也或许得以稍微收复失地。
ZF在行政成本上向来锱铢必较,这回却提出“免费”的做法,固然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深究其中,却不难发现免费试行计划的提出,仍然是建立在同一个基本假设——即认定国人基本上是“理性经济人”,会根据价格波动趋利避害,相应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免费”是在手段上比较激进强烈,本质上仍然与过去经由价格信号去改变国人生活习惯的做法没有基本的不同。
审视现有的很多政策,背后都脱离不了“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特定路段交通拥堵,就设立电子收费闸门,如果拥堵问题达不到预想标准,就调高闸门收费;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就增加各类金钱奖励、延长母亲有薪假日、增设父亲育婴假日;国人抱怨永久居民承担国民义务不足,却享有准国民待遇,就减少永久居民的住房、教育、医疗等津贴,“鼓励”他们入籍成为公民……
应当说,“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相当强的说服力,尤其在注重理性分配稀缺资源的经济领域,价格信号的确有其正当合理性。用价格调节需求,在某些条件下也具备公平性。制定政策时采用这个假设,通常能解释并预测一般人的日常行为,以及改变行为模式的理由。这也让政策的制定有了相对明确稳定的预期值——要遏止某些行为,就提高其价格成本;要鼓励某些行为则反之。
但是,在制定政策时也不能不注意到“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新加坡人“怕输”的国民性格,在一定程度恐怕也与长期被当做“理性经济人”对待不无关系——正因为凡事都被迫要对价格波动做出反应,久而久之就难免要斤斤计较,生怕比他人吃亏。更重要的是,“理性经济人”毕竟只是经济学上的假设,它固然有不小的解释力,却不能涵盖人的一切。在价格之外,人总还有对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失去了这个崇高品质,就仅存好逸恶劳的动物性了。
因此,政策的制定不能只依靠单一假设,尤其在经济领域之外,更必须留意单一假设的局限性。ZF长期担心“免费”可能导致资源的滥用与浪费,而对社会福利采取的负面态度,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为社会和政治难题之际,面临了必须为政策注入灵活性的局面,就生动地说明这个事实。当价格无法完全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需要从更高的人文价值和理念入手。我们当然希望地铁免费试行计划能取得成功,可是却更愿意看到ZF能从“免费”当中总结经验,制定更多有助于建立相互关怀的包容性社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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