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由此可以想见,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几十年中,与很多发达国家之间也会是这么一个比较纠结的复杂的拉锯式的博弈关系,中美关系就是如此。我们的领导人访美,双方气氛非常友好,但一回来,美国总统可能就会见达赖,前后也就相差不过一个星期。美国总统到中国来访问,也很热闹,但一回去可能就台湾军售。这背后是两种政治势力和政治情绪的博弈。中日关系也是如此,降到冰点后有时也会有转暖的迹象,你会发现,右翼的野田ZF突然会任命两位中国通的大臣,以示友好。
在这种局势下,无论是面对社会激增的期望,还是应对世界的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改革和转型的步伐。每天晚上电视上关于钓鱼岛事件的讨论很多,我听过一位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观点。他说,我研究了中日关系30年,相对于中国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来说,中日关系只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我们能把13亿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中日关系就不再是问题。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似乎很有道理。如果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谈判力就又会有所不同。当然,与此同时,与其的斗争和博弈也是必须的,这两者并不矛盾。
【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未来十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为关键的十年。
2010年,中国经济达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如果保持7%的增长率,十年复利,翻一番,2020年前后,将成为8000,人民币升值10-20%,就超过一万美元。
这对中国意味着两件事情,第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意味着突破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我有机会去吉隆坡参加了一次国际会议。这个国家有诸多的不稳定因素,首先是三大宗教的交汇,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其次是三大民族聚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尤其是马来人和华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历史上也有过一些不快。马来人占人口80%,财富却不到20%,但占据了所有党政要位,华人不到人口20%,却拥有了财富的80%,但被排除在公职和公共教育系统之外。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你到街上一看,却发现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2012年底,马来西亚的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达到10304美元。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社会发生动荡,每个人都会有所失去,老百姓不会轻易上街了,人毕竟主要是经济动物。
如果我们在2020年前后突破人均GDP一万美元,国家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将有更深的缓冲区,更大的承受力,我们有机会推动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此后中国的道路可能反而会相对平坦一些。
第二,如果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大致成为美国的1/4,而人口正好是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中国有望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赶上或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在国际事务和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区域争端中的话语权会增加很多,那时候我们再提共同开发,一些国家可能就会愿意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判。